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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我和父母还有一项共同感兴趣的活动，那就是在早晚两次散步时举行的关于很多向题的“学术讨论”。我们什么都谈。“文化大革命”，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要记住，那是1974年，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四年)?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父亲?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垮台，说到江青的时候也只能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这些讨论虽然往往并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却始终是很有吸引力的。每天，当我们推着父亲的轮椅一踏上那条散步的小道时，我们三人便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类似的话题。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父亲  不顾“四人帮”的爪牙们设置的种种障碍，急如星火地赶回了北京。在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哥哥搀扶着，用他那刚刚能移站立的双腿走过毛主席的身边。他久久端详着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父亲的悲痛是沉重的。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追悼大会。父亲竟然和所有的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在这一个多小时里父亲不停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痛哭失声。父亲甚至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兼任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父亲对主席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发生过动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1976年10月，距毛主席逝世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党和人民一起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乱，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寻找，花费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又一次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同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8月里的一天，母亲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父亲却一直没有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父亲。父亲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洽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要办的事却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h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与十年前相比，父亲甚至显得更加急切。一种内在的焦虑和担忧迫使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几乎完全忘我的境地。 1977年，像全国各方面的情况一样，军队的工作受到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正待整顿。他接触到的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使他感到自己肩上拨乱反正的责任十分重大。此外，父亲对自己七十有一的年龄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总期望趁着自己的头脑还清楚，精力还旺盛，多争取一点时间工作。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度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人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吨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早已唇干舌燥。未曾吃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 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就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是什么，他想想，十回中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白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水浒》里有个石秀，又叫拚命三郎，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就是这个拚命主义。”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界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斑?”我们说:“爸爸，令天是星期天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 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拍手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也离开了孩子们，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着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了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起茫然的孩子们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父亲非常明确党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军委秘书长的位子上。作为邓小平同志的助手，他也很明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1977年8月和12月，军委先后召开军委座谈会和军委全体会议，针对“四人帮”对军队训练工作的破坏，讨论了军队的教育训练，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翌年6月召开全军政工会议，清算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破坏，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父亲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军队内部，尤其是总部机关中和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总部机关进行认真的整顿。并且非常注意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安定团结的局面打下较坚实的基础。父亲在这一系列非常困难的工作中既注意讲究政策和策略，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又坚决果断、明辨是非，作风顽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磨难并未丝毫磨去他身上的锐气，而是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坚强，使他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更加锐敏和深刻。 直至今天，当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时，我常会不由自主地猜想，如果父亲还在，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但这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实际上，父亲并没有能够在这些短暂的日子里发掘他在十年磨难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精神财富。没能来得及运用他在那些生死彼关的严重时刻自然而然获得的思想成果。因为这段时间仅仅一年。我想，这也许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遗憾。 与十年前比较，面对越发复杂的政治局面，父亲更加具有了一个战士的素质。这是一个坚决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勇敢无畏而又聪慧清醒的战士。 1978年的春天，一场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发表后却遭到“凡是派”们的非难。包括当时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但是，父亲对这个问题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6月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由父亲主持起草和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准备。9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沈阳、长春等地视察时，为这场大讨论做过一段总结式的发言。他说:“如果说只有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毛主席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本身要发展，否则也会僵化........” 不过，此时，父亲已经去死一个多月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场讨论的真正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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