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川河流、林深花繁，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广袤的中华大地为无数文学大家提供了创作诗歌的灵感与材料，其中山川以其高耸巍峨、一眼万里，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皎皎明月善有阴晴圆缺，如此崇山峻岭不仅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同时也成为许多山林贼寇的栖身之所。 因此在华夏无数朝代的更迭中，有着许多山林因其贼寇肆虐或成为了统治者的重点驻军之地以及封禁之地。  而坐落于三省之中的铜钹山以其险峻的山势，易守难攻的特点进入了古往今来许多封建帝王的封禁山林目录之中。 悠久的封禁历史使得铜钹山在民间收获了一个俗名，那便是封禁山的称呼。 流寇肆虐之所铜钹山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因其连接着福建、浙江、江西三地，山地险要而流寇不易清剿成为了起义的良地。  为何流寇常常选择占据像铜钹山这样的山林之中，早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是因为忍受不了统治者的严政苛税而选择造反。 这样的起义规模决定了他们早期都是聚众数千，同时也是极度缺乏军事管理与军事作战能力，在战斗力与人员数量上都无法同政府军进行抗衡。 农民军的弱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占据一块或者一片的根据地而进行发展，更多地是选择一种快速流动的作战方针。  从政府军队控制的薄弱之处进行开展军事行动，以对农民军的人员与补给品进行扩充，通过多点流动作战，同时联合各处起义点和制造军阀之间的矛盾以扰乱政府军的秩序。 而铜钹山等易守难攻且沟通南北的山脉，成为农民军的一处极佳临时根据地。 面对旧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农民军早期想要在与相对强大的政府军作战，则不得不选择采取流寇主义的战略。  通过占据山林并逐步向其他薄弱地带发动突袭，集中力量攻其不备才能争取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随着农民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则这种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则不再适合。 应当放弃易守难攻但后续发展能力不足的山林而选择建立平原根据地，进而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巩固的政权。  因为早期起义军的物资与供给都是通过掠夺城池中的豪绅地主以及官府贮备而获得，本质上是属于短期不可再生的消耗品，并不是一个长久之策。 这也是为何尽管历朝历代流寇尽管在短期内很难被剿灭，但随着朝廷集中兵力形成合围之势便迅速偃旗息鼓的根本所在。 铜钹山作为此类型的山脉也出现过许多山林盗贼和流寇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于黄巢起义。  而铜钹山也正是在黄巢起义后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封禁之地。 黄巢起义在黄巢起义的前期即唐末，懿宗自身并不长于政权，沉醉于享受之中，在长达百年的陈旧制度使得以封建统治者为首的地主阶级不断加深如百姓的盘剥。 无数征兵与苛税令得流民不断增多，各个阶层不断汇集，不断起兵反抗，然后统治阶层却丝毫未察觉到唐王朝的崩溃与更迭已经迫在眉睫。  国库税收逐渐萎缩，强行吸纳富户以及胡商的财物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统治者奢靡无为，而官场则是腐败不堪，百姓苦不堪言。 黄巢以及王仙芝便是在此刻发起了黄巢起义，从山东起兵并迅速转战淮南作战，现实与需求推动着他们开展了游动作战的方针，先后南渡进入了江西、浙东一带，来到了铜钹山。 黄巢起义军依仗铜钹山的险要地势，加上连接三地的特殊地理特点，四处出击，战果丰硕，而此时朝廷却是一片混乱。  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加上地方势力拥兵自立，心思各异使得推动了黄巢起义军在早期的流动作战中走出了困境，东山再起、绝处逢生。 牛李党之争使得朝廷官员相互猜测，相互提防，导致了曾经有机会对黄巢起义军进行剿灭之时，却选择了故意放纵。 因此起义军由铜钹山作为连接各处的战略要地，快速北上，先后占据了洛阳、长安等地，使得僖宗仓皇而逃，迁往成都。  这便是以山脉为根据地，然后采取流动作战的特殊优势，起义军避实击虚，快速出击，在前些年中斩获不小成果。 但这样的流动作战往往会使得军队在后勤物资的供给上经常会出现短缺与匮乏的状态，一旦这种势如破竹的气势被遏制下来，形成拉锯战，那么很容易陷入颓势。 这种流寇主义本质上并不为为一统天下奠定基础，反而是不断摧毁着起义军的根基。  特别是为了早期赢得农民的支持与拥护，起义军所到之处，不收取农民的赋税甚至大开粮仓。 疏散财务以及赈灾的措施虽然短暂收获了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他们失去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财政收入以及物质的供应源头。 占据于山脉之中，恶劣的山林环境无法使得他们屯田积粮，而所占领之所通过打土豪分财富的方式令得他们无法长期在同个地方生存。 渡过长江之前的黄巢起义军尽管常被官兵所挫败，但是长期频繁的长距离突袭战略使得政府军无力应对，因此也截获了大量的粮食与财物，同时也扩充了许多兵源。 广州之地的占据使得黄巢起义军在兵源数量上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的人马，而唐王朝却依旧陷入内部的政治斗争之中而并没有能力对黄巢起义军进行清缴。 以均平为口号的起义军引得了百姓的拥护却断绝了自己的发展之源，不对百姓的赋税进行收缴也就意味着起义军需要从别的角度获取基本的补给品与财物。 早期北伐征战通过大量的掠夺，源源不断的财物与资源的收缴使得供给端的缺失问题被掩盖住了，但随着占领长安之后，连年的征战加上灾荒使得关中一带的军需与物质无法供应。 所在的藩镇在陆续的征调之中逐渐反目，大齐政权又开始了流寇的作战方式，而随着唐王朝逐渐腾出手来，开始对铜钹山为代表的根据地进行山脉的封锁，缺物少粮的山林自然无法为起义军提供有利的条件。 后续为了减少军队的伤亡，官府将起义军从铜钹山引出，并迅速将铜钹山封禁，断了起义军的后路并快速歼灭。 黄巢起义也就在这种围剿之中迅速走向覆灭，而在清缴过程中，诸如铜钹山这类易守难攻、共通四处的山林则成为了统治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下令迅速封山，禁止一切人进入，违者斩。 从唐朝之后，在黄巢起义的典型例子之下，统治者对于这种山林可谓是敬而远之，因此封禁铜钹山的政策哪怕在朝代更迭中也保留了下来。 尽管随着唐朝之后，许多人都向上提议说，要将铜钹山重新解封，方便百姓的通行与狩猎，但这些都在朝堂的多次讨论中被最终否决。 这不单单是基于在如此山脉之中，农民起义的镇压与清缴的难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也在于盗寇往往也会借此栖息于此。 盗寇的存在相较于起义军，人少但据点多，流动性极强，清缴难度非常之大，对于百姓的袭扰防不胜防。 土匪借助铜钹山这类山脉的存在，不仅仅会影响官府对百姓赋税的征收，其次还影响到百姓对于官府的威信。 一旦此处的土匪恣肆横流，那么百姓不但会因此流离失所，还会将土匪作乱的罪过算在官府的头上，影响社会的稳定。 铜钹山周围尽管环境优美，居住环境优越，但铜钹山的内部环境十分险要非常，易守难攻的特点使得铜钹山内部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成为流寇盗贼实力的栖息之所。 因此出于稳定人心、保障税赋的正常缴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以及朝堂的官员大多数都比较支持继续将铜钹山这类比较特殊的山脉进行封禁。 封禁的政策使得铜钹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内部的人员近乎断绝了与外部人员的来往，少量的人口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这种封禁在持续了近千年之久，直到清朝晚年，农民起义依旧此起彼伏，农民起义军看重了此处的战略地位，并占据于此，划分据点。 由于长年的封禁政策使得铜钹山内外的交流近乎隔绝，内部绝大数区域无人踏及，又因清朝晚年对于铜钹山的管制十分松懈，铜钹山反而成为许多盗猎与流寇的最佳栖身之所。 面对这种情况对铜钹山进行解禁迫在眉睫，在解禁之后，清朝对铜钹山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摸清各处的山势地理。 其次出于堵不如疏的战略需求，对于铜钹山的解禁，使得铜钹山内外部的交流增加，无数涌入铜钹山并驻扎在此处的百姓则自然成为了政府的眼线，也起到了监管的作用。 铜钹山的现状而今的铜钹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从行政划分上归属于江西省的上饶市，整个公园的面积占据了上万平方公里。 铜钹山一带在动植物的稀有性与多样性上都状态良好，从福建浦城蜿蜒而下的溪流流淌于峡谷之间，丹霞地貌与溪水相互映衬。 铜钹山中风景资源相当丰富，其中山势险峻清秀，颇具鬼斧神工之相，而七星、条铺、军潭若散落繁星，错落点缀于铜钹山之中。 苍天古树间或有之，红豆杉、齐松、樟树等深植于此，位处于亚热带季风的湿润气候地带，整体气候温和，雨量相当充沛，光照时间富裕，四季分明清晰，无霜冻的时间相对较长。 铜钹山尽管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森林公园并为大众所开放，但依旧是留有部分地区依旧是设为封禁区。 首先是出于保护铜钹山自然资源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再者封禁区中道路险峻、大型动物时常出没，对于人身安全的保障上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目前国家尽管在封禁的主要目的从杜绝起义军以及流寇占据转变到保护自然资源与避免人员伤亡上。 但封禁的措施在本质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但满足日常城市居民的休闲玩乐的需求，同时也在封禁区中建设特殊的监督部门，保障自然资源不受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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