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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然与渤海湾辽西地区的地理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仅仅28年的王国存续时段内，自然条件变化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但它不足以成为影响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北燕这种以农业种植业为基础、以小农经济立国的区域性小王国，在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因素，还是与人为要素或政治因素最为相关。 农业的发展，首先与气候、人口及技术密切相关，三者是不可缺少的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其次，在古代小农经济社会里，王朝政府的赋税比例、农业政策与安定的生产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脆弱的小农经济很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更容易因为兵荒马乱、人口流失、横征暴敛等人为原因而被重创。 一 农业、人口与社会发展北燕时期的农业生产，以太兴元年（宋文帝元嘉八年，431）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冯跋统治时期，即409—430年的22年时间内，政策得当，相对战争较少，国泰民安，农业得到充分发展；由此，基于农业积累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政权的建设、军队的养成、文化与教育的推进等一系列的王权国家体系构建的事项，得到了比较完备的构建和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冯弘当政时期，即431—436年，北魏拓跋焘开始了对北燕的连续讨伐，破其城，略其地，掳其民，北燕的农业生产受到重创。缺乏足够的人口、粮食、农产品的支撑，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运转、军事行动等就变得极为困难；因而，此短短的6年，是粗具规模的北燕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军事系统急剧崩溃消亡的时期。 北燕农业生产发展的这两个阶段，也正是北燕经济社会发展两阶段的典型表征。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分期，也是北燕社会政治的一个分期，是随着北燕内部的农业经济政策实施和外部的战争因素而急剧变化的两个阶段。 第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北燕农业的影响。 北燕中心统治区在濒临渤海湾的辽西，属于海洋性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类型，以半湿润半干旱的气候为主，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汉晋时期气温北方地区比现在低2—4℃，而4世纪中期的渤海湾曾有上冻冰封的记录： 咸康初，遣封弈袭宇文别部涉奕于，大获而还。涉奕于率骑追战于浑水，又败之。皝将乘海讨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皝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 此乃咸康二年（336）之事，乃北燕建国近80年之前的渤海湾情况，而竺可桢先生的考察表明，3世纪末期，北方的寒冷气候达到了小峰值，南北朝时期寒冷低温仍然在持续，直到7世纪中期才变得暖和起来。就是说，北燕建国的409—436年这个时段，可能是一个比汉晋时期稍微暖和的阶段，渤海湾不一定会上冻，但确实并不温暖。对农业生产而言，这显然并不是最佳状态。另外，我们从《魏书》等典籍的记载中，也可以发现此时的北方地区面临大面积的粮食歉收等情况。《魏书》卷110《志第十五·食货》载： 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诏简宫人非所当御及非执作伎巧，自余也赐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 《魏书》卷105之3《志·天象三》： 神瑞元年（414）二月，填入东井，犯天尊，旱祥也。天象若曰：“土失其性，水源将壅焉；施于天尊，所以福矜寡之萌也。”……京师比岁霜旱，五谷不登。诏人就食山东，以粟帛赈乏。 《魏书》卷35《崔浩传》： 泰常元年（416）……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 显然，在以平城为中心的北魏统治区域内，5世纪初年的农业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低温、霜旱气候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民众生存，进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和军事行动的进行。 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推测，以龙城为中心的北燕政权，其农业生产受该时段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人口的增减对北燕农业经济状况的影响。 北燕的人口增减，有三个因素，一是北燕建国后有意识地招徕农业移民，扩大生产；二是安置部分游牧部族人口；三是战争造成的人口被掳掠迁徙。 北燕对移民的招徕，主要是冯跋当政时期。 （1）太平三年（411），冯跋命令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为祖父园邑”。此事虽然是冯跋为其祖墓所在地配置守墓地之民，但是这500户人家的迁徙，显然也是进行粮食生产、加强王室经济的一项措施。 （2）太平六年（414），冯跋从兄冯买、从弟冯睹自长乐率5000余户来奔，此事是文献记载中北燕朝廷招徕外来移民的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冯跋特意派出使者从海路船运来他的“旧邦宗族”。 对游牧人口的笼络与安置，在政治上而言是笼络同盟者，从军事与经济角度而言，则既增加了战马的来源，又可以通过牛羊交易交换，获得皮毛油脂肉类，增加生活与生产物资。见于记载的有两次，一次是“库莫奚虞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献马千匹，许之，处之于营丘”，另一次是“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 显然，以上这些记载，都是北燕人口增加的事例，这些相关移民行动与北燕的农业政策相结合，使北燕前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实际效果，也使得冯跋在北燕建国的前22年中保持了相对国泰民安的局面。 所以，409—430年，北燕的人口至少是没有因为战乱而产生外迁，而且还有外来移民的增加，这是其农业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保证。此种局面之生成，与冯跋在此一时期采取的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有关，具体有以下几项。 （1）对无力耕田者实行国家救济，对耕田民众实行鼓励政策，所谓“分遣使者，巡行郡国，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悌力田闺门和顺者，皆褒显之”[90]。 （2）将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种植等事项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并且既有奖罚措施，又有一以贯之的督导，所谓“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 （3）重视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种植二者之间的比例协调，冯跋曾亲自颁下法令督导，他说：“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应该说，北燕的农业政策是很成功的，而我们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能窥见北燕农业经济发展的大致面貌。 考古发现有铁斧、铁扁铲、铁凿、铁锯条、铁锸、铁铲、铁铧、铁镰等铁制农具，种类是比较齐全的。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北庙村M1号墓西壁壁画上在犁后画有一人执铲破土，虽然执铲人的形象已经剥蚀掉了，但其所拿的曲柄锄头依然清晰可见。 曲柄锄的使用不但使锄地深度增加，而且锄地更为省力省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出土的铁铧、铁铧冠、铁犁镜等可以看出，犁的构造已发展成为复合式的犁。铁铧冠装在铁铧前用于破土、犁镜用于翻土。如从喇嘛洞Ⅱ出土M209号铁铧和喇嘛洞Ⅰ出土的铁铧，其正面中部微起脊，而尾端略平。更利于翻土、散土，使耕地的质量大为提高。牛耕技术也不断改进。朝阳袁台子东晋墓西壁龛顶部绘有一幅牛耕图，红、黄二牛挽犁耕作，一人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赶牛，牛前并列二人，在协作耕作。辽宁朝阳北庙村1号墓是北燕石室墓，墓中发现壁画，西壁中部有《牛耕图》，长67厘米，宽20厘米。  辽宁朝阳北庙村1号墓北燕《牛耕图》 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一组农业生产场面：前面画一头身涂红色的耕牛挽犁，后面跟一人扶犁耕作，又后画一人执锄头破土。下部画面，用朱红彩色画出三道并行的波浪状纹，表示耕过的土地或沟垄。在沟垄间，有三只小鸟掠地飞行，似正在觅食。犁后与曲柄锄头前有一雄鸡，昂首张翅。但是此《耕地图》的犁辕部分和扶犁人、执锄人的上身都已残缺，唯余扶犁人扶犁疾走的双腿。但这也给我们生动地描摹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场景。从此图来看，当时已经普遍使用一牛一犁的耕地法。 北燕农业与经济的发展，到太兴元年（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开始走下坡路，主要原因就是北魏开始对北燕进行连续的讨伐。战火对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对劳动力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消耗、对积累下来的财富的耗费、对手工商业的破坏，都会全方位地破坏生产活动的进行，加剧经济状况的恶化。 梳理一下北魏军队对北燕人口的掳掠数量，仅仅从文献记载中有确切数目的几次俘获或移民，就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北燕经济生产所遭受的打击。 泰常三年（418），北魏长孙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 延和元年（432）秋七月，北燕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率十余郡投降北魏。 北魏延和元年（432），至少30000北燕大军在龙城下被北魏军队消灭或俘虏，北魏大军撤离时，又迁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30000家于幽州。 太延元年（435），北魏大军徙龙城附近男女6000口而还。 这些军事行动中，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和军人被俘获、被迁徙，这对弹丸之地的北燕小王国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二 北燕的建筑技术、手工业技术及对外交流北燕承袭后燕而建立，其建筑技术也体现在王城建造龙城宫殿建筑方面。 龙城（今辽宁朝阳）作为北燕的王城，其最早作为都城建于前燕时期，东晋咸康七年（341），前燕国王慕容皝派遣国内使阳裕、唐柱等负责新王城修建，在古柳城之北、龙山之西营建了龙城。《十六国春秋辑补》云：“筑龙城，构门阙、宫殿、庙园，籍田，遂改柳城为龙城县。”可见，这是一项相对浩大的工程，它包括整个城池、宫城与宫殿及祭庙等礼制建筑。 我们从今天的朝阳城区图可以看出，在北燕时期，柳城与龙城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今天的朝阳老城区就是北燕龙城中心区所在，而古柳城则在凤凰山和青龙山之间，也临大凌河。田立坤先生分析，前燕国王慕容皝之所以不用柳城而新建龙城，是因为柳城不但规模过小，易受大凌河水灾之害，并且地方狭窄，没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朝阳老城区地理位置图 龙城建成后，东晋咸康八年（342）十月，慕容皝正式将其王城迁往龙城，进驻王宫，此宫在宫城之东。随后，慕容皝又在宫城之西新建了宫殿，并命名为“和龙宫”。无论是宫城之东的“旧宫”还是宫城之西的新宫“和龙宫”，现在都有考古发现。此和龙宫在343年开始兴建，344年落成，345年命名。 《晋书》记载了其命名的由来，据说此新宫建成后，“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龙城，立龙翔佛寺于山上”。由和龙宫及龙翔佛寺的建设与命名，可见佛教文化对三燕地区的影响。 龙城王宫建立后，也是屡遭兵火，东晋太元四年（380），前秦攻灭前燕、占领龙城，然而好景不长，随后的东晋太元十年（385），前秦就被后燕打败，在撤出龙城之时，前秦军队将龙城宫殿付之一炬。后燕建立后，又重建了龙城宫殿。等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五月，北燕王冯弘在北魏军队的猛烈攻击下，率领龙城亲贵官民逃亡高句丽。在逃走之前，又放了一把火，将宫殿烧毁殆尽。此事，《十六国春秋》云：“五月乙卯，燕王（冯弘）率龙城见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灭。”此次大火是对龙城主要建筑的毁灭性破坏，从1986年开始，考古学家对朝阳北塔维修、勘察、发掘时，发现三燕时期的大型回廊式建筑遗址有火烧的痕迹，正是当年冯弘纵火烧毁龙城建筑的证据。 龙城自341年建立，至北燕王朝436年灭亡，在短短的95年之间，竟两度被烧毁，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了解龙城宫殿等建筑的详细情况。近年来，在维修朝阳北塔的考古工作中，龙城宫殿遗址的部分面貌也有了新的发现。而在朝阳市的老城区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三燕时期的城门等遗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北燕时期的建筑规模及其技术状况。 首先是前燕修建、可能一直沿用到北燕灭亡的“和龙宫”，即在朝阳北塔塔址下面发现的大型高台式木构建筑遗迹。朝阳北塔，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老城范围内北部偏西处，在塔址发掘时发现的三燕时期的建筑遗址就是龙城“和龙宫”宫殿遗址，有三层夯土高台和宫殿建筑回廊遗存。夯土台基整体纵横约90米，高约7米，其中第3层夯土台东西长约40米，宽31米，台面上建有主体建筑，第二层台面上有环绕主体建筑四周的进深两间的回廊。由此可见“和龙宫”的宏大与雄伟。 尤其是发现的建筑构件，最能代表三燕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手工业加工技术。在塔基四角发现的4块四神纹覆斗式柱础石和双龙纹覆盆式柱础石，就是原三燕时期宫殿原有的建筑构件，后来被用在北塔的修建上。这4块柱础石长宽达到1.2米以上，柱窝直径约0.6米，规格大、级别高，尤其是上雕龙纹，这是中国古代皇家专用的纹饰题材（见图8）。由此可见北燕时期王家宫殿之雄伟。  北燕和龙宫遗址平、剖面图 其次是三燕时期龙城的北城门、东城门和宫城城门等多处重要遗迹的发现，证实了三燕都城龙城是仿邺城而建，具体布局是宫殿在城内的北部，宫殿北面建有苑囿，南面建有衙署、神庙，形成以王家宫殿为中心的城市南北中轴线布局。  三燕时期的柱础石 另外，北燕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也有建筑的形象，这个墓葬《建筑图》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2号墓，位于墓内石椁的西壁。图中建筑物高大，形似门楼，有两层檐，檐下有木架，斗拱之间有4个长尾黑鸟，建筑物前有手持盘子的捧物侍女，还有4只黑狗在地上撒欢。 当然此类图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为就是当地的建筑写实，但是作为陪伴死者的冥物之一，至少这类图像跟死者生前的生活建筑相关，或者跟生者期望死者能在冥界住进这样高大精美建筑的理想有关。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高大建筑都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北燕时期的斗拱式木构建筑情况。 北燕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可以从冯素弗墓出土品中得到直观的认识。贵为北燕侍中、车骑大将军、大司马、辽西公的冯素弗，其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包括大量金器、银器、陶器、漆器、玉器、玻璃器、铁工具、兵甲马具、仪仗、车具、文具、印章，等等，可以说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器物全都是其生前的实用器物，大都是在北燕地区生产的；有一部分精美的玻璃器等物品，还是通过丝绸之路，从遥远的罗马地区商贸或贡献而来。这批器物，是我们今天认识北燕时期手工业技术的重要参考。  北燕建筑图 北燕的手工业技术，陶器的制作当然是一个重要代表，它在技术与风格上主要沿袭了慕容鲜卑的传统。冯素弗及其妻属墓出土一批陶器，多为罐、壶，与辽西地区其他三燕墓葬出土陶器形制大体相类。从陶壶来看，辽西地区三燕时期墓葬中出土陶壶有两大系统：一为杯口式壶，二为盘口式壶，考古学家认为杯口式壶是鲜卑民族的传统样式，但是这样的壶在冯素弗及其妻属墓中却一件也没有，这说明了冯氏北燕在继承后燕技术手段与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至少在葬俗上打破了此前随葬杯口式壶这一鲜卑传统。而冯素弗墓出土的夹砂大口罐又为数不少，此类夹砂大口罐是鲜卑民族传统的器物，可见鲜卑传统在北燕的陶器制作中还是占相当地位的。从冯素弗墓出土的绝大部分陶器来看，陶器制作主要工序是手制成型、慢轮修整。陶壶及大部分陶罐器形较为规整，在肩、颈及上腹部都有平行密集轮纹，皆为慢轮修整的痕迹。不过，冯墓所出釉陶壶体量虽大，但造型规整而匀称，表面未见泥条盘筑或泥片贴筑痕迹，当属快轮拉坯成型。 由于冯素弗墓的陶器都是实用器下葬，而非明器，由此可见北燕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的整体状况，并在文化上可以认定其所包含的鲜卑文化传统因素较重，这也是冯氏长期生活于辽西地区，导致鲜卑化程度较高的结果。 冯素弗墓共出土27件金属器，其中5件青铜器包括实用器与明器，制作质量较好，其中1件是经过锻造的青铜器；16件铁器都是生铁和生铁制钢的产品，铁斧用优质的铸铁脱碳钢制成，铁凿用夹钢制成，兵器中还有1件刀是炒钢锻打后淬火处理的。 此外，还有银铜合金、金银合金制成的银片和金片，以及以汞鎏金技术制成的铜带卡等服饰用具。这些都反映出北燕时期金属的制作有丰富的文化、技术内涵，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金铜类装饰品的制作，是北燕成熟的手工业技术的典型代表，如冯素弗墓出土的金珰、金步摇冠等。金珰原属北方胡服，传入中原后成为高官的服饰品，上面又可饰以貂尾，历史上合称“金貂”“貂珰”或“貂蝉”。而有资格用这种服饰的，除侍中外，还有中常侍这样的高级宦官。金珰是一种山形金饰片，有平肩、圆肩与耸肩的差异。饰片皆镂空成纹饰，珰面焊有金丝、金粟等装饰，做成蝉状，蝉的双目距离或远或近，位置或高或低。镂空的珰的背后一般都加有一层薄薄的金质衬片，使得镂花显露出其装饰效果。 金步摇冠则是十六国时期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流行冠饰，状如花树，展开大小枝丫，枝上金环各挂金叶，随步一动，枝摆叶摇，华美无比。这些器物应该是在本地生产的，这需要比较复杂的制作工艺。2005年6月，辽宁省朝阳县文物管理所勘察文物时，于朝阳袁台子村发现了多件矩形牌饰陶范，这些陶范分正模与负模两大类，正模纹饰凸起，负模纹饰下凹，两者成套配合使用。正模、负模上都有浇注孔道，并由凸起和凹下的三角形榫卯。这些陶范纹饰有对鹿纹、三鹿纹、环形五连火焰纹，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浇注牌饰的陶范，它为我们了解三燕时期慕容鲜卑与冯氏政权统治下的龙城地区制造金铜牌饰的工艺技术，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我们从冯素弗墓的壁画中也可以管窥到北燕纺织或织染等手工业技术的一些情况，如1号墓残画中一处男人头像，完全是汉官式衣冠。冠上有两梁，可能是“两梁进贤冠”，而辽宁省朝阳县北沟门子北燕壁画墓墓主人则戴一种汉式高冠。这些都能隐约窥见北燕时期纺织业、织染和服装制作的中原风格。而冯素弗墓2号墓壁画中女侍所服彩条裙，则是魏晋以来的一般女服服色。这种裙裳是用不同颜色的纵条裙幅横排连缀做成，已见于嘉峪关魏墓及以后时期的墓葬壁画。不过嘉峪关画中裙幅彩色似乎不如冯素弗2号墓所绘之纷繁多样。这种彩条多幅的裙式可能流传很久，也见于日本高松塚之壁画。 由此可见，北燕的织染业可能也是具有相当水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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