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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墩人家》37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绝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古时的宫廷里，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 光绪年间，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词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那一年已是公元纪年的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起居注”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 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 比如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等人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说：“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入膏肓，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当时的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一个太医就是一例。这个太医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新恙悉愈”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他的弟弟致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那个太医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 那个太医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引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他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倖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这些话，都是太医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古人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宫里的太医们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 费家最后一个到清未朝廷太医院任职的太医名叫费泽君。由于费家世代都有人地朝廷当御医，他们也深知太医院里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所以，费泽君在太医院里任职的那些年宁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也尽量保全自己不出现任何问题，那怕有同行说他无能也在所不惜。 今天的人们常说“十人九痔”。这可能略有夸张，但是也足以说明痔疮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这种毛病并不因为你是皇上，是大臣，是王公贵族就不会生这样的毛病。 中医认为“凡肛门内外生有小肉突起”，都称之为痔。现代医学一般认为痔疮是缸垫病理性肥大下移以及肛周皮下血管丛血流淤滞形成的团块。 虽然有人说“菊花残，满腚伤”，可是，在清代太医们眼里的痔疮在医生眼里是个小病，但是这种小病给人造成的痛苦却很大。 费泽君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例，有一个王公贵族患了痔疮，久治不愈，其他太医知道这样的病不好治，他们也不屑于去看这种小小毛病，于是让费泽君去为那个王公贵族治痔疮。 按照现代医学对于痔疮的分类，不外乎是内痔、外痔、混合痔三种，主要根据痔疮的患病部位划分。但是当时清廷里的太医们关于痔疮的分类有24种之多。当然，这种过细的划分意义并不大，也不利于治疗。 中医认为，痔疮的产生，有其内在原因，“医宗金鉴”总结为“痔疮形名亦多般，不外风湿燥热源，肛门内外俱可发，溃久成漏最难痊”。总的来说痔疮的病因是人体有湿热内蕴，局部气血循行障碍。 因此，患痔疮的人应该注意饮食宜忌：不要吃或者少吃油腻、生冷、辛辣、重口味、煎、烤、熏、炸食物，比如烧烤、火锅、辣椒、酒、浓咖啡等。饮食要以清淡为要，应该多吃能够清除体内湿热的食物，如薏米、芡实、冬瓜、黄瓜、绿豆等。 可是皇宫里的伙食能做到这些吗？不管是皇上，还是王公大臣，他们什么都讲排场，吃饭更是如此。当费泽君告诉他们，要想根治痔疮就应当从调节伙食开始，那些患有痔疮的王公大臣要么不懂，要么不听，还将费泽君训斥一通。 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费泽君回到三墩，回到他们家的费济堂，他的医学才能才真正得以施展。 从古至今，国人面对死亡的威胁、疾病的侵袭，遭遇瘟疫、灾难，千万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是那些国之大医，他们创新中国医学，书写经典，拯救黎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每一位大医的诞生，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劫难。写作他们的故事，追寻他们的脚步，绝不仅仅只是纪录和学习，更是一种力量的传承和人间正义的涤荡。 三墩费家就是如此。费家世代行医，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历代的费家医生，无不以解除病人的疾苦为宗旨。 费家，既有费济堂的堂医为民诊脉，也有费济堂的堂药为民治病，更有手持摇玲游走四方的玲医。 我国古代，根据医生的应诊方式不同，人们将医生分为坐堂医和游方医。坐堂医就是坐在固定诊点给患者看病的医生；游方医就是云游四方，走街串巷给患者看病的医生。 三墩费家设有“费济堂”，名振江南，造福一方。费家同时也有游方医，费家之所以设医堂坐医，也设游方医，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方便那些需要看病而不方便去费济堂看病的人们。 坐堂医的说法来自张仲景。这个“堂”开始时就是衙门里的大堂，张仲景年轻时候学过医，官至长沙太守后，有一年长沙一带伤寒等疫疾流行，张仲景就坐在大堂上为老百姓看病，自称“坐堂医生”。现在很多药店或诊所都名“堂”，就是源于此。如北京的同仁堂、长沙的九芝堂、宁波的寿仁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天益堂、贵阳的同济堂等等。 我国历代名医大都是坐堂医，他们都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堂，少了漂泊之苦不说，还让自己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医术。 当然，没有固定诊所的游方医也不少，他们云游四方，治病卖药，为百姓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先秦时期的扁鹊就是这样一个周游列国的游方医。三墩的费家的费浩凯就是一名闻名江南的游方医。 但费家的费浩凯也不完全是游方医，他在费济堂有人坐堂的时候，便外出游医，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人们看病。 清代医药杂家赵学敏，就在他的“串雅”书中，对游方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们“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的确，游方医在下乡给患者看病时，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少方便和好处，正像费家游方医费浩凯给他的游医三字诀中说的一样，游方医“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曰便，能够就地取材”。正是这些方便和实惠，让古代的游方医兴盛了两千多年。 古代的游方医除了扁鹊外，还有华佗、孙思邈等人。提起孙思邈，这让人想起游方医的另两种称呼：虎撑和铃医。 铃医就是拿着串铃走村串户的行医。他们有的肩挑药囊，悬挂葫芦；或者身背药箱，手摇铜铃或串铃去招徕病人，这与早些年担着挑子、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 至于虎撑，就是源于孙思邈了。隋唐时候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由于医术高明，不但人找他看病，就连天上的龙和山里的虎也来找他看病。有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发现一只虎追了上来。孙思邈大惊，忙放下药囊拿着扁担准备和虎一拼。可是老虎追到孙思邈的跟前就站住了，不但没有伤害他的意思，眼里还流露出哀求的目光。 孙思邈一看明白了，这虎没有伤人的意思，它是来找自己看病的。看着它张大嘴巴痛苦的样子，孙思邈断定它口腔里肯定有病。于是孙思邈来到老虎的跟前，向虎嘴里一看，原来是一根骨头卡在了老虎的喉咙里，孙思邈拿起身边的铜铃套在胳膊上，把手伸进老虎的嘴里，一使劲，把骨头拔了出来，老虎疼得一合嘴，牙齿正好咬在铜制的串铃上，才没有伤着孙思邈的胳膊。从此人们又把串铃称作虎撑了。 骨头取出后，老虎向孙思邈磕了三个头，走进了山林。从那以后，孙思邈进山采药，老虎都会陪伴在他的身边，不离左右，有时还让走累了的孙思邈骑在它的身上。游方医的医术和医德从此也可见一斑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游方医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医疗形式，游方医在我国古代的医疗事业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是值得称赞的。游方医的医德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游方医的医术，更值得人们借鉴。 古时行医之时，郎中身负药箱、手摇串铃，成年累月地于村市街巷往来奔走，为百姓除灾治病，他们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李时珍的祖父即为铃医，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继承了其祖父之衣钵，去为所谓下九流的百姓治病。 铃医世代相沿，至宋元时开始盛行。铃医奔走乡间，栖宿寺庙，医治民众疴疾。他们始终恪守着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之教诲，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实际上，作为我国医学史上重要的一页，铃医医术，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名医扁鹊、华佗等名医都是铃医。相传铃医始于战国扁鹊，因其多以串铃招呼患者，故名铃医。 无论坐堂医还是铃医，中医界有“医不叩门”的行规。“但愿世间人无病，不怕架上药生尘”，医生对患者有求必应，但不是主动上门找客户谋生意。铃医拿在手里摇晃的串铃一响，人们便知道是郎中到，游医就不用一直用嗓子吆喝，有寻医问药者便会闻铃而至。 费家的费浩凯在江南一带还有一个雅号叫费摇铃。之所以叫费摇铃，就是因了他游方行医的身份，就像人们喊张铁匠李木匠一样，大家都习惯这么叫他。但是习惯一久了，也就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但是，费浩凯和大多数摇铃医只会简单治疗些小毛小病不同，费摇铃却是治好了民间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其中不乏那些曾经在某个鼎鼎有名的坐堂医处久治不愈的人。 其实，费摇铃初时开始游医时，人们对他也是爱理不理，偶尔会有一些家境贫寒的人，生病无钱求医，又正好碰上费摇铃行医至门前，才招呼他给看一下。没想到，凡经费摇铃之手的病人，总是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于是，费摇铃就在江南一带名声鹊起，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有一次，杭州老城有一大户人家嫁闺女，正在大办宴席。那时节，杭州城的红白喜事都是露天办的，一是热闹，图个喜庆，二来也叫住邻居老少爷们看看，这家的家底儿有多厚实。没想到的是，那天席间突然有人疾病发作。正喝着酒呢，咕咚一声倒在地上，牙关紧咬，浑身抽搐，眼见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周围人顿时乱成一团。 说巧不巧的是，费摇铃那天正好行医至此，听到动静三步并做两步赶过来，招呼大家把病人扶稳坐好。但见他打开药箱，取出一根三寸长短的银针，头顶扎了一下，后脑又扎一下，前后不过一息功夫，便拍着病人的肩膀大声吆喝着说：“你没事了，病好了，自己站起来走几步。” 跟他一起吃席的人都楞了，费摇铃这两下子倒是干净利索，但是真就能把病给医好了？刚才那动静可是够吓人的。众人正怀疑呢，那位刚刚还倒地不起的仁兄已然稳稳当当站了起来，冲着费摇铃一抱拳，深深作了个揖说：“多谢神医，多谢神医。我这病有些年头了，每次发作，都要折腾我好久。哪曾想今日您两针就让我神清目明，莫不是华佗转世？” “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就是个游方郎中。您还是叫我费摇铃吧。”费摇铃忙不迭谦虚的样子，引来大家爽朗的笑声。笑声又被一片掌声代替，众人纷纷交口称赞，说费摇铃果真是神医，针到病除。 那天的主家是最开心的。这要是在自家喜宴上闹出个人命来，晦气不说，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在等着。于是一高兴，不但封了个大红包以表谢意，还请费摇铃入席就坐，郑重邀请他喝杯喜酒。 费摇铃这个人倒是也讲究，转身就把这红包交作贺仪了，这就更叫大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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