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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汉 —— 《国歌》发源地 ” 考证 李向林 刘生林 石柏令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核心素材是从敖汉流出的，这既有事件亲身经历者的讲述，也有史料的印证，同时还有争议者观点的反证以及媒体的佐证。田汉、聂耳把《义勇军誓词歌》的词、曲核心素材进行创新结合，创作出了唱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打造好国歌文化平台，对敖汉、对赤峰甚至对整个内蒙古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抓紧研究，争取 “ 名分 ” ，打造平台。 关键词： 敖汉 国歌 发源地 考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创作源头，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是 1935 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专门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所做的主题歌。但是，这样重大的艺术创作成果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源头究竟是在哪儿呢？经过艰难的研究考证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国歌的核心素材是聂耳在敖汉发现的。 一、《国歌》核心素材从敖汉流出的依据 （一）事件亲历者的陈述。 原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三营营长刘凤梧： 1933 年 2 月 22 日晨，天降大雪。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任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高鹏、聂耳、张慧冲 ( 上海慧冲影片公司摄影师 ) 等 40 余人携带枪支弹药、服装、慰问品和摄影器材，乘坐 “ 上海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 ” 交通队凑集的六辆汽车从承德出发，经凌源、平泉一路慰问一路赶往设在朱碌科（今属辽宁省建平县）的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二团的指挥部慰问并检阅。 25 日夜里，慰问团到达朱碌科，原本想在朱碌科拍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二团的纪录片，因为是夜里到的，天黑，不能拍，没拍成。同时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二团团长王全一生病，副团长顾冠军要撂挑子不干，骑兵二团没有接受检阅。 26 日上午 10 点，王化一、李纯华（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总指挥）率慰问团来到热河四家子慰问、补给和检阅刚从北票前线归来的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的部队。检阅地点是在四家子西的河边，张慧冲转动摄影机，纪录了义勇军骑兵一团冲锋陷阵等镜头。 检阅过后，刘凤梧指挥等候领取补给的三营义勇军战士唱歌。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跟随 “ 救国会 ” 军事部的高鹏来到刘凤梧的队伍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刘凤梧说： “ 这位是上海爱国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们。 ” 聂耳操着南方话说： “ 大家唱歌的调子是 ' 满江红 ’ ，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子歌？ ” 刘凤梧说： “ 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 ” 。他从兜里拿出一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 “ 满江红 ” 的曲调，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唱起《义勇军誓词歌》 …… 魏振鹏， 2008 年接受采访时 94 岁。他说： “ 我 31 年入建平师范。 33 年 1 月学校放假我回到了四家子，临时在四家子街西烧锅院的识字班帮忙教学，老师姓罗，有学生 60 余人。我记得好向是刚过了农历二月二，一天上午有一队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边的空地操练，不少老师和学生围在这儿看，同时从喀喇沁（指建平喀喇沁镇，在朱碌科和四家子中间）来的几辆汽车，下来了百十人，还有一种机器 “ 哗哗 ” 响能把人像拍下来，后来知道叫摄影机。拍了骑兵部队出操、吹号、刺杀、唱歌、骑战马奔跑。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我们围观的学生们唱部队的歌 ……” 冯阁清，四家子镇四家子村八家村民组村民， 2008 年接受采访时 91 岁。老人身体特别健康，思维清晰，耳也不聋： “ 我是民国十三 (1923) 年在四家子出生，我记得我 10 岁那年冬天，四家子来了一千多号义军的骑兵。义军来了住在叶家大车店和褚、刘等人家合办的烧锅，就是酒厂。因为这两个大院有牲口棚，烧锅院因喂糟牛也有马槽。这些骑兵在西河套边上练骑马，出操，还唱歌。当时我在罗德玉老师的识字班上学，同学们去看义军唱歌，我还记得有说南方话的人教我们唱义军的歌，歌词是拿着刀枪冲呀、杀呀的词，现在记不住了。 ” 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为聂耳是在敖汉四家子得到国歌核心素材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二）史料印证 1 、上海电影资料档案库库存纪录片《热河血泪史》的拷贝中有张慧冲拍摄的义勇军骑兵一团冲锋陷阵的镜头。刘凤梧说： “ 影片中那个骑白马的人就是我。 ” 2 、李纯华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 “ （ 1933 年 2 月） 26 日到四家子检阅并慰问部队 , 上海的电影公司拍了纪录影片 ① 。 ” 3 、王化一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 “1933 年2 月22 日 ，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 “25 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 26 日 10 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 ② 。 ” 4 、 1933 年 2 月 26 日的王化一日记： “10 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一千余名。 ” 这些史料充分印证了聂耳在四家子慰问义勇军骑兵一团的事实。 （三）争议者观点的反证。 目前，学界争议最大的是：聂耳随慰问团给义勇军拍电影这件事是发生在今天辽宁的朱碌科，还是发生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四家子。 一种观点认为：慰问团到达朱碌科后检阅了义勇军部队并拍摄了电影。依据是 1987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一书中收录的署名王化一、林长青的文章《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一文的第 315 页的一段话： “ 约在二月下旬，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到硃碌科检阅慰问部队。检阅时，新闻记者和张慧中当场拍电影。检阅后，王、杜召集各路司令及队长，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当前局势。 ” 文章第 304 页备注中注明：林长青系二军团军需处长。文章第 306 页， “ 二军团组织情况 ” 标明：经理处长林长青。 另一种观点认为： 1933 年 2 月 25 日夜，慰问团到达朱碌科。 26 日上午 10 点聂耳随慰问团到达四家子，检阅、慰问二军团骑兵一团，并拍电影。 依据一：王化一日记 “ （ 1933 年 2 月） 25 日， …… 午后，杜重远返回凌源，向当地居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王化一带部分人员前往义勇军第二军团驻地朱碌科。翌日晨，王化一召集各司令开会，决定在此战斗，并与第 30 旅取得联系。 10 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 1000 余名，人欢马壮，附近老百姓都围过来欢迎抗日军队 ③ 。 ” 依据二：王化一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 “1933 年2 月25 日 ，杜重远带宣传队在凌源展开工作，我在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临时总指挥部。……26 日晨，召集各司令会议，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同第三十旅联系。 10 点前进到四家子（属朝阳），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 …… ④ ” 依据三：李纯华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 “1933 年2 月26 日早 即由王化一主持，召集辽南义勇军各路司令开会…… 会后大家同到四家子部队防地，检阅并慰问义勇军。在部队受阅时，上海电影公司还给拍照了纪录影片 ⑤ 。 ” 尽管两种观点有很大区别，但是都冠以王化一的名字，难辨真假。为了考证这些史料的原始出处，敖汉旗组织人员几次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查找《王化一日记》的原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得到 1933 年 2 月 26 日《王化一日记》手写本复印件的照片。其中一张手写本日记明确记载： “…… 十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一千余名，人欢马壮，附近老百姓都围来欢迎抗日军队。我向全体民众和军队讲话，大意 ' 兵民合作，兵不扰民，民协助义军共同抗日 ’ 。讲话后，高呼口号，声振四野，人心振奋，并拍摄电影。 ” 对照这一系列文献，可以看出：第二种观点所阐述的内容与《王化一日记》手写本原件的记载是一致的，第一种观点所阐述的内容与《王化一日记》手写本原件的记载差别很大，尽管也冠以王化一的署名，但显然不是王化一真实、准确的表述。 第一种观点所阐述的内容与《王化一日记》手写本原件的记载对比，存在以下五个不准确的地方。 1 、《王化一日记》记载：杜重远留在凌源没有赶赴朱碌科和四家子。杜重远发给上海的新闻报道《前线归来》，从 1933 年 3 月 18 日起连续刊登在上海《生活》周刊上，该报道没有提及在朱碌科和四家子发生的事件，从侧面证实杜重远留在凌源没有赶赴朱碌科和四家子。第一种观点引用的文章称： “ 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到硃碌科检阅慰问部队，检阅时，新闻记者和张慧中当场拍电影。检阅后，王、杜召集各路司令及队长，举行军事会议。 ” 这段记述显然是错误的。 2 、《王化一日记》记载：拍摄电影的是上海慧冲影业公司的前敌摄影队。 1933 年 2 月 20 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张慧冲与王化一的合影，照片下面的文字明确标明： “ 此系张慧冲在热河前敌摄取抗敌影片时与抗日之第二军团司令王化一氏合摄之影 ” 。引文中把张慧冲写成张慧中，显然是不准确的。 3 、《王化一日记》记载：到达朱碌科的时间是 1933 年 2 月 25 日夜 11 点， 26 日晨开会，会后赶赴四家子，没有记录在朱碌科拍电影的事。引文中把到四家子检阅慰问部队，并拍电影的事，写成发生在朱碌科，显然是写错了地方。 4 、引文中的第 304 页备注中注明：林长青系二军团军需处长。引文中的第 306 页， “ 二军团组织情况 ” 标明：经理处长林长青。同一篇文章对林长青的职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然是不严谨的。 5 、《王化一日记》记载：到达朱碌科的时间是 1933 年 2 月 25 日夜 11 点， 26 日晨开会， 10 点赶赴四家子。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罗列得很清楚。引文中含糊其词地表明是 “ 约在二月下旬 ” 这种大概齐的表述显然不够精确。王化一曾任辽宁省教育会会长，是有文化功底的学者。他署名的《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与《王化一日记》的文风是一致的，都彰显出王化一作为学者所特有的记录详细、用词准确的文风。然而署名王化一、林长青的文章《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则记录含糊、用词前后矛盾、表述以一概全，完全看不到王化一严谨的文风。 王化一于 1965 年 11 月 27 日在北京病故，该文发表于 1987 年，其间相差了 22 年。可以肯定地说，文章在发表时，没有经过王化一的审阅。文章发表前，王化一是否参与了该文章的写作，也很难说。因此，这篇有王化一署名也有其他人署名的文章中，所谈到的事件与王化一本人记述的同一个事件有矛盾，应该采用王化一本人的记述，不应该采用这篇文章的记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即： “1933 年 2 月 25 日夜，慰问团到达朱碌科。 26 日上午 10 点，聂耳随慰问团到达四家子，检阅、慰问二军团骑兵一团，并拍电影。 ” 的记述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争议者观点有问题，恰恰反证了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四）媒体佐证 2015 年 5 月 5 日 ，《朝阳日报》发表了《聂耳慰问义勇军随团到过朱碌科 —— 访建平党史专家胡广志实录》， “…… 慰问团是 25 日夜里到的朱碌科。 …… 骑兵一团夺路从沟门子撤到朱碌科。聂耳等慰问团员目睹了义勇军浴血杀敌归来的风采，向官兵们赠送了写有 “ 受我慰问品，还我东北山河 ” 字样的慰问品。 …… 随团而来的摄影师张慧冲拍了骑兵一团官兵的影像。 …… 那时候的四家子是建平县的 …… 可见 1933 年的任何活动都是建平县境内的事件。 ” 从这篇专访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些问题：首先是题目只提到聂耳 “ 到过 ” 朱碌科，好像跟国歌素材没有什么关系，似有意回避主题。其次是说 “ 骑兵一团夺路从沟门子撤到朱碌科 ” 又发生了时空错乱，因为当时朱碌科是骑兵二团的驻地。再次整篇文章中也没有提到《义勇军誓词歌》的事，是学者的疏忽还是确无其事？文章开头已经交代，记者是得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发源地在建平县朱碌科的消息后才专门采访胡广志的，在主题如此明确的专访中能忽视如此重要的材料令人难以置信。还有， “ 那时候的四家子是建平县的 …… 可见 1933 年的任何活动都是建平县境内的事件。 ” 的说法似有牵强之嫌。 以上依据充分证明，聂耳发现国歌核心素材《义勇军誓词歌》的地方是敖汉的四家子。 二、《国歌》词、曲核心素材的完美结合 1933 年初， 22 岁的聂耳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田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是聂耳的直接领导，聂耳在日记中称田汉为 “ 田老大 ” 。田汉事先知道聂耳在 1933 年 2 月中下旬的热河之行，事后也听取了聂耳对热河之行的汇报。聂耳将获得的第一手素材汇报给田汉，成为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础。这一点，如果把《义勇军誓词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前者第一句是 “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 ，后者第一句是 “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两句话用词相似。前者第二句是 “ 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 ，后者第三句是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两句话意思相近。前者第四句是 “ 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 ” ，后者第七句是 “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相近。前者第七句是 “ 用我们身体筑成长城 ” ，后者第二句是 “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也相似。两首歌的最后两句都重复使用了 “ 前进！ “ ，用词完全相同。前者的第五句是 “ 携起手，肩并肩。 ” ，后者的第六句是 “ 我们万众一心 ” ，意思相似。前者后片的前四句分别是 6 个字、 6 个字、 9 个字和 14 个字，后者的后片也是 6 个字、 6 个字、 9 个字和 14 个字。两首歌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正是有了聂耳提供的核心素材，田汉在 1935 年为《风云儿女》电影写主题歌时，才能一挥而就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聂耳也正是受了满江红曲调和抗日义勇军保家卫国奋勇杀敌抗日热情的影响，才很快谱出曲子，于是《义勇军进行曲》才达到了词曲的完美结合，很快享誉世界，成为 “ 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 。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定为代国歌， 1982 年 12 月 4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正式定为国歌。 国歌是从敖汉走出去的，把敖汉定位为 “ 《国歌》发源地 ” ，名副其实。 三、对开发利用国歌文化资源的几点建议 打造好国歌文化平台，对敖汉、对赤峰甚至对整个内蒙古的意义不言自明。目前，锦州、建平等地都在积极争取 “ 国歌发源地 ” 、 “ 国歌发祥地 ” 称号，锦州成立了 “ 锦州义勇军研究会 ” ，建平也组织学者联合辽宁大学、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目前已经召开了级别比较高的论证会，声称在 “ 国歌发祥地 ” 研究上已经取得 “ 重要阶段性成果 ”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布的由中国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辽宁大学的焦润明、东北大学的李正鸿、辽宁社科院的张洁的研究结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源地应为辽宁。同时 4 学者与建平学者胡广志等还一起呼吁在朝阳建立义勇军进行曲纪念馆。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抓紧争取 “ 名分 ” ，打造平台。 （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国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对内对外关系，涉及到计划的科学制定、资源的共享利用、工作的协调配合等多方面内容，必须加强领导才能快速高效。建议成立旗委主要领导挂帅，宣传、文化部门牵头，人大、政协、党史办、财政、党校等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的组织机构。 （二）要建立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充分利用本地现有的党建专家资源。要加强与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联合，必要时要利用 “ 外脑 ” 。 （三）要找准定位。 “ 发祥地 ” 是 “ 指民族、历史、文化、革命运动、某种政治思潮等起源的地方。 ”“ 发源地 ” 是指河流开始流出的地方。国歌核心素材最早孕育于包括敖汉地区的热辽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盲目硬称我们是 “ 发祥地 ” ，容易受到其他人的 “ 围攻 ” ，深究起来我们也会陷入被动。但我们敖汉确实是国歌核心素材 “ 开始流出的地方 ” ，非常符合 “ 发源地 ” 的内涵。我们称自己为 “ 发源地 ” ，一是名副其实，可以理直气壮。二是容易得到广大 “ 发祥地 ” 的支持，有助于相互合作，共同做大做好 “ 国歌文化 ” 这篇大文章。 （四）要加强对外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方式如发表论文、开研讨会论证会、创作文艺作品等方式扩大影响，营造氛围。 （五）要采取 “ 内紧外松 ” 的战略战术。 “ 内紧 ” 就是要抓紧对遗址遗迹遗物的发掘整理，争取走在别人的前面，避免别人的错误结论 “ 坐实 ” 后我们陷入被动；抓紧对事件当事人、经历者、知情人的采访和资料的整理，争取走在时间的前面，避免资源的快速流失。 “ 外松 ” 就是不浮躁，不为了追求短期轰动效应轻易发布不成熟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更不能罔顾事实牵强附会，以免授人以柄。要保持定力，稳扎稳打，争取抛出去的都是 “ 重磅炸弹 ” 。 就目前而言，支持朱碌科是国歌发源地的学者的意见并不明朗，他们对外发布的意见只是说发源于 “ 辽宁 ” ，可见这些学者还是非常谨慎，说明他们手里还没有过硬的证据；同时，一些人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说敖汉过去属于辽宁，因此国歌发源地是辽宁，逻辑上非常牵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所以要加快搜集证据的步伐。据媒体报道沈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收藏了比较丰富的记载《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及传唱过程的史料，我们应派专人拜访征集。只有掌握过硬的证据，才能获得学界的认可、社会的认同、领导的支持和上级项目的扶持。 （六）要开放包容。要抛却地区和门户之见。对内，要把国歌文化的开发利用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及其它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对外，要与周边地区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红色文化资源，争取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① 《血肉长城 —— 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第 86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血肉长城 —— 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第 1256 、 125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摘自 1991 年 3 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作者：王驹、邵宇春。 ④ 摘录自 2001 年 9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长城 —— 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一书的第 1257 页。 ⑤ 摘录自 2001 年 9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长城 —— 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一书的第 868 页。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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