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古吉·瓦·提安哥：文学应该反哺滋养它的土地

[摘要]

又到诺贝尔颁奖季，文学奖方面，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成为大热门，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位“终身非洲作家”对语言殖民、文化侵略、书写反抗的反思与探索，都已成为后殖民论争的焦点所在。

又到诺贝尔颁奖季，文学奖方面，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成为大热门，不管颁奖最终结果如何，恩古吉·瓦·提安哥这位“终身非洲作家”对有关语言殖民、文化侵略、书写反抗的反思与探索，都已成为后殖民论争的焦点所在。

英国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一如既往地挂出了本届诺奖候选名单的赔率，村上春树与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始终占据赔率榜前两位。近年来屡有非洲裔作家出现在博彩公司榜单前列，除恩古吉·瓦·提安哥外，还有尼日利亚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吉巴尔(Assia Djebar)、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Nurridin Farah)等。

恩古吉·瓦·提安哥1938年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地理上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被称为“白色高地”的行政区域，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出生时家族的土地就已被殖民者强占，他的母亲因为哥哥参加反英游击队而遭监禁三个月，他的叔叔因参加反殖民斗争而惨遭杀害，他的亲戚和长辈朋友也经常被冠上反英罪名，在家中遭到虏获而强行拖走。提安哥14岁开始学英语，对早熟的提安哥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边是非洲人，一边是西方人，这种背景决定了提安哥早期作品充满了文化冲突的题材，以及一种诉求文化抵抗的意志与性格。

1962年恩古吉在“非洲英语作家研讨会”上遇见了著名非洲作家索因卡和阿契贝，这次重要的会面使他决心走上“终身非洲作家”的道路，同年，恩古吉创作了剧本《黑色隐士》(The Black Hermit)。1964年恩古吉毕业于乌干达马赫雷雷大学，后入英国利兹大学续修文学。短篇小说《孩子，别流泪》发表于1964年，写于提安哥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是东非作家在英国出版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提安哥试图探索真诚的爱情能否超越阶级对立与殖民冲突的可能性。

1967年提安哥回国，在内罗毕大学任教，改英国文学系为非洲文学和语言系。后出版了《界河》和《一粒麦种》，《一粒麦种》在非洲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无可置疑。小说初版于1967年，即肯尼亚独立之后第一个十年的中间。小说讲述了穆苟为人沉默寡言，曾在英国人集中营中领导过一场绝食罢工，制止过村里的保安殴打怀孕妇女，自始至终他都是家乡公认的英雄。然而在安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他为了保全自己，曾背叛民族英雄基希卡，向英国人告密。这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腐败和暴力的恐惧。

1972年，提安哥出版了第一部评论集《返家：走向民族文化》(Homecoming：Toward a National Culture)，这是提安哥通过文学研究系统地表达他有关种族政治和文学社会观点的文集。

而发表于1977年的《血的花瓣》是提安哥第四部长篇小说，不仅描述了为了独立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对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依然延续白人统治的高压手段，对脑满肠肥的黑人资产阶级勾结白人商人而牺牲农民利益的不耻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小说和另一部用吉库尤语写成的剧本《我想结婚时结婚》，因为得罪了当权者，提安哥也因此遭到当局拘捕入狱。

出狱之后的提安哥走上了流亡之路，创作重点转向以文化抵抗为宗旨的文学政治批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教育与民族文化》、《笔杆之枪：抵抗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镇压》、《政治中的作家》、《笔尖，枪口下的威胁与梦想：后殖民非洲的文学与权力表现》，这些专论性评论被视为当代后殖民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也因此使提安哥成为世界级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

提安哥除了小说创作，还写剧本、政论、儿童文学，虽然作品多以英语书写而获得世界性声誉，但他又是坚决反对在独立后继续使用殖民语言写作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语言就像刀枪火炮一样，是殖民者用来摧毁本土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武器。在提安哥看来，后殖民作家作为民族的启蒙者，恢复母语写作是本民族斩断殖民奴性的唯一出路。

此外，由于多数的古典非洲文学都是口述的，它包括神话、故事、谜语、谚语和格言等，若使用殖民语言写作，根本无法表达非洲民族和部落民间那种特有的丰富与情感，提安哥认为，文学应该反哺滋养它的土地和人民。1977年以后他放弃英语，直接采用母语——吉库尤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甚至创办了一份吉库尤语的文学创作兼社会批评杂志，成为吉库尤语文学的奠基人。与此同时，他通过聘请或者亲力亲为的方式把自己的新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使之继续保持了在非洲和全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