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网络社会学

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驱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它连接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理解和应对网络社会的变革，是当代社会学面临的一大课题。

在这方面，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他提出了一种网络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信息时代的社会变革。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它由基于微电子技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所驱动。网络社会的特征包括信息化、全球化、创新和多样化，它们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卡斯特在1996-1998年出版了《信息时代》三部曲  ，这是一部对网络社会进行全面分析的巨著，它在学术界和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生平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以研究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全球化等主题而闻名。他的代表作是《信息时代》三部曲，这是一部对信息时代社会变革进行深刻分析的巨著。卡斯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非常大，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多被引用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卡斯特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参与者，他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顾问、欧洲研究理事会科学委员会成员、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理事会成员、西班牙大学部长等职务。

卡斯特出生于1942年2月9日，西班牙拉曼恰地区的赫林市。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还有一个妹妹叫艾琳。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卡斯特的童年在不同的城市度过，包括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马德里。卡斯特从小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他在15岁时就加入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组织，并参与了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抗争活动。

1961年，卡斯特进入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并在1964年获得了法学士学位。由于他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学生运动和政治活动，他被迫流亡到法国，并在1967年获得了巴黎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卡斯特在法国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先后在南泰尔大学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教，并与阿兰·图赖讷、路易·阿尔都塞、让·鲍德里亚等著名社会学家合作或交流。

卡斯特在1979年离开法国，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在那里度过了24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卡斯特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社会、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等主题的研究项目，并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著作，如《城市问题》、《信息城市》、《网络社会》等。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1996-1998年出版的《信息时代》三部曲  ，这是一部对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分析的巨著，它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卡斯特在2003年前往南加州大学安娜伯格传播学院任教，并担任沃利斯·安娜伯格传播技术与社会讲座教授。他同时也是巴塞罗那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互联网跨学科研究所的主任。卡斯特在这两所大学继续了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出版了一些新的著作，如《通信权力》、《网络社会与自我沟通》、《网络抗争》等。卡斯特还参与了一些国际性的研究和咨询项目，如联合国信息技术与全球发展顾问委员会、欧洲研究理事会科学委员会、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理事会等。

2020年1月，卡斯特被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任命为大学部长，这是他首次担任政府职务。卡斯特在这一职位上推动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提高大学教师的工资、增加大学的预算、降低大学的学费、改善大学的质量评估等。卡斯特在2021年12月辞去了大学部长的职务，表示要回到他的教授和研究员的身份。

卡斯特是一位多产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共出版了23本个人著作，另外还合著或编辑了22本著作。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被广泛引用和评论。卡斯特也是一位受人尊敬和喜爱的教师，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和后辈，如阿纳尼亚·罗伊、萨沙·科斯坦萨-乔克、迈克尔·纽曼等。卡斯特还是一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曾多次发表自己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挑战的看法和建议。卡斯特因为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多项荣誉和奖项，如荷尔贝格奖、巴尔扎恩奖、欧拉奖等。

基本概念

信息技术：卡斯特将信息技术定义为“以微电子为基础的技术，能够处理、储存和传输信息”（2000a, p. 30）。他认为，信息技术是推动信息时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文化和身份。

网络结构：卡斯特将网络结构定义为“由节点和连接组成的一种复杂系统，能够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自我配置”（2000a, p. 501）。他认为，网络结构是信息时代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它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等特征。网络结构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于政治、文化和个人领域。

文化因素：卡斯特将文化因素定义为“人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知、价值和规范”（2000a, p. 14）。他认为，文化因素在信息时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结构的使用和适应，也影响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同和表达。

信息化：信息化是指信息和知识在生产、消费和交流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不断增强，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信息化使得人们可以更快、更方便、更广泛地获取和传播信息，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信息不对称、信息安全等问题。

全球化：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地的人、物、资本、文化等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交互越来越频繁和紧密，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加深。全球化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跨越国界和地域进行合作和竞争，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治理、全球公平、全球危机等挑战。

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指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信仰、习俗等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了更多的表达和尊重，从而导致社会中存在着多元和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多样性使得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和塑造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突、文化同化、文化保护等问题。

时空重组：时空重组是指网络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和使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导致社会中出现了新的时间和空间秩序。时空重组使得人们可以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时间压力、空间隔离、虚拟现实等现象。

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信息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网络社会的崛起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由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驱动。网络是一种由多个节点组成的复杂结构，节点之间通过不同类型的连接进行交流和协作。网络社会的特征包括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互联网和网络经济的影响、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以及个人和集体身份的重塑。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形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正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这一历史变化是由新的信息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但其行动所依赖的技术手段已经从能源转变为信息。信息成为决定经济生产力的核心资源，同时也成为社会组织和个人身份的关键要素。通信技术使得空间被消除，全球化成为可能；快速和异步的通信也改变了时间的关系。而且，虽然网络并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们已经成为“社会形态的关键特征”（2000a, p. 5）。这是因为通信技术，如互联网，使得操作可以分散，控制可以集中，提高了网络相对于等级制度的效率。他在谈到企业时写道，“主要的转变可以描述为从垂直官僚机构到水平公司”的转变（2000b, p. 176）。

根据卡斯特的观点，权力现在驻留在网络中：“网络的逻辑比网络的权力更强大”（引自Weber, 2002, p. 104）。有些网络，如金融资本的网络，具有全球性的规模。网络也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之间，其中组织单位已经从以能力为导向（例如会计、人力资源等）转变为以项目为导向。资源——包括员工、顾问和其他企业——被聚集在一个特定的项目上工作，然后在任务完成后被分散和重新分配。网络中的一个参与者——无论是公司、个人、政府还是其他组织——能否参与网络取决于该节点能够多大程度地为网络的目标做出贡献。这种新环境需要有技能和灵活性的工作者：组织人让位于灵活女性（Castells, 2000a, p. 12）。

网络社会不仅仅是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延续或变异，而是一种全新且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他认为，网络是一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且复杂多样的环境，并能够有效地整合不同资源和功能的结构。因此，网络成为了当代世界各个领域中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结构。他认为，网络社会不仅仅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共同塑造的。网络社会的核心是信息网络，即由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处理和交换的网络。信息网络不仅仅是传输信息的工具，而是产生、存储、处理、分发和使用信息的系统。信息网络能够连接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社会。

信息网络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开放性、多样性和灵活性。开放性指的是信息网络能够容纳不同的参与者和内容，没有固定的边界和中心。多样性指的是信息网络能够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利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灵活性指的是信息网络能够适应不断变化且复杂多样的环境，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结构。这些特征使得信息网络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变革性，也使得信息网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卡斯特认为，信息网络对社会结构和过程有深刻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称为“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指的是信息网络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的正向或负向的反馈循环，使得某些现象或行为得到强化或削弱。例如，信息网络可以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也可以加剧信息的不平等和控制；信息网络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竞争，也可以加剧经济的危机和失衡。

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学的批判与拓展

技术决定论：卡斯特被指责过于强调信息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他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不是社会变革的结果或媒介。例如，汉森（Hansen, 1999）批评卡斯特将信息技术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不考虑它是如何被生产、使用和控制的。韦伯（Webster, 2002）则认为卡斯特忽略了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信息技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乐观主义：卡斯特被指责过于乐观地评价了网络社会对人类福祉和自由的影响，而忽略了网络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不平等、冲突、风险等。他被认为是一种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社会将带来更多的机会、创新和多样性，而不是更多的剥削、控制和同质化。例如，莫里斯（Morris, 2004）批评卡斯特对全球化过于乐观，而没有充分考虑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沃尔夫（Wolff, 2002）则认为卡斯特对网络社会中个人身份建构过于乐观，而没有充分考虑个人身份建构所面临的困难和限制

网络文化：费舍尔（Fischer, 2005）将卡斯特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分析了网络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他认为，网络社会为文化创造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使得文化能够更加开放、交流和变化。他通过分析网络社会中的音乐、艺术、教育等领域，发现网络文化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Anttiroiko, A. (2015). Networks in Manuel Castells’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1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8). End of millennium. Blackwell.

Castells, M. (2000a).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5-24.

Castells, M. (2000b).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Blackwell.

Fischer, C. S. (2005).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akken, D. (2003). The knowledge landscapes of cyberspace. Routledge.

Hansen, H. K. (199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by Manuel Castell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4), 759-766.

McLaughlin, J. (2002). Network society: A feminist critique.

Morris, M. (2004). Network power and globalisation: Soundings from India/South Africa/Brazil/Chin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1(101), 539-551.

Roy, A. (2011).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and e-democracy in India and South Africa. In S. Dasgupta & G.-J. de Vries (Eds.), Social computing: Concepts, methodologie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pp. 1936-1953). IGI Global.

Weber, F. (2002). Manuel Castells’ trilogy on information age: A sociologist’s view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5(1), 103-107.

Wolff, R. D. (2002). The end of capitalism? A review essay on Manuel Castells’ trilog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y Manuel Castell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