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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的延安，一片繁忙的景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就在新四军各个支队先后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迅速展开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是1934年在江西瑞金举行的，由于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中间相隔四年多时间，中共中央再没有举行过中央全会。项英也赴延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30日上午，六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项英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报告。 此时，新四军成立一周年的时间已经临近，中共中央于10月1日给新四军发来贺电，肯定了新四军成立一年来的成绩，同时提出殷切的希望：叶军长、项副军长暨全体将士： 在新四军成立的一周年纪念日，中央特向你们致贺！ ……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设了游击区域。我们相信，新四军以原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定能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成为大江两岸的一支模范军队。同时，我们相信，新四军本着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依靠着共产党的骨干，一定能够与一切抗日军队亲密团结，共同进行反对日寇的持久战争，争取持久战的胜利。 祝新四军的成功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月一日【《新四军．文献》(1)，第104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即将到来，敌后游击战争将要变成抗战的主要形式。全会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并认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华中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日本侵略者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军大本营指示华中派遣军要确保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于是，'发展华中'不仅是新四军的战斗任务，而且成为全党、全军共同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派周恩来视察皖南，批准叶挺过长江整理江北部队，派刘少奇重新进入华中，派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华中，令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并陆续从延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华中等。这些重要决策，对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起了巨大作用。 1938年11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派遣担任过红12军、红22军军长和红九军团长等重要职务，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功勋卓著的战将罗炳辉到新四军工作。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罗炳辉被任命为第1支队副司令员。 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由于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叶挺电催项英回部队。于是，项英没有等到会议开完，就于10月初提前离开延安。 武汉以北，一辆轿车正在急速行驶。路面上一个接一个的弹坑，把车颠得老高。车上坐着的是桂系将领汤垚。上个月，由于身体有病，他辞去了第5战区兵站总监的职务，跑到鸡公山养病去了。 白崇禧突然来电话，要他速到汉口，有要事商量。 这个时候找他，汤实在想不出白崇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老蒋要放弃武汉？但这么大的事情，跟他汤垚也没有更大的瓜葛。 几个月不见，从黄梅、广济大败而归的白崇禧更瘦了。汤垚一进门，白崇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说：'武汉不能久守了，陈诚不但力量用尽，连我们的第11集团军都用上了，第5战区几无一完整部队，老蒋决定放弃武汉了。'汤垚不知所措，跟着叹了口气。 '这次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做些事。你也不能长期休息下去。你还记得临走时我们谈论的事吗？' 上次离开白崇禧时，汤刚从沦陷区回来，随便说到在蒋军溃散时，遗留在民间的武器也不少，各种地方武装风起云涌，新四军已潜入活动等等。白崇禧听了这话，思考了很久，说：'老蒋逐次西退，日本三岛的敌人都搬了来，也占不了偌大地盘。如他只守点线，则八路军趁此潜入，利用民众爱国抗日的热忱，加以组织起来，这不是日本人替朱毛造反吗？将来即使抗战胜利，大片膏腴，无数子女，将不复为国民党所有了。'说罢，他在室内来回踱步，沉默不言许久。到晚饭时，白崇禧忽然拍桌对汤垚说：'有了，你来写个签报呈给老蒋，把我所顾虑的事说一说。主张用强有力的正规军开入沦陷区作游击骨干，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和产党争夺沦陷区的政权和民众武力。'汤垚说：'恐怕老蒋未必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他舍不得他的徒子徒孙去牺牲。'白崇禧拍案大笑说：'很对，就因为他不肯去，才轮到我们去呀，好事、便宜事能轮到我们吗？'后来白崇禧到前线指挥作战，汤垚也因病请假，此事没有再被提起。 '这次我找你来，是要你快把我的计划写一写。你和张靖伯（国民党第48军军长张义纯的别号）都去，你们安徽人去发动安徽民众一定比较容易。我已决定派廖燕农的第21集团军进入大别山，先巩固安徽的政权，以免你们的安徽未亡于敌，先亡于共产党。' 在白崇禧的授意下，一份文件很快被呈给蒋介石。大意如下： 1.（法国）霞飞国境失利后，立即安排作10日以上的连续退却，使德军追送不及，补给失灵，由优势转为劣势，法军始得转败为胜，而有巴黎会战之结果者。敌愈深入，则处处薄弱，强弩之末，不足穿镐素也。徐州失利，精锐尽失，武汉势难久保。但患不在武汉之不守。敌愈深入，强弱将易势也。 2．武汉失陷后，敌之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虽竭三岛军民之力，亦不足占领我之广大土地。唯有固守点线，以与其第一线大军联络供应。此际如以精锐之正规军一部，进入沦陷区，建立根据地，组织各地区民众武力，对敌后方联络线广泛游击，敌必疲于奔命，无法深入，从而达成我之持久消耗战之目的。 3．我如计不出此，则必有先我为之，共产党是也。唯是持久三年之后，即使敌力不支，胜利属我，但广大中原之子女、土地，已非我有，大好河山，必为变色。而滨海交通足以联络于国际，东南膏腴，足以饱腾其士焉，殊非杞人之忧天也。 4．唯是大战方殷，疮痍满目，主作战之兵力尚感不足，更何以舍本求末。钧座鞅掌万冗，尤难兼顾，职不抡愚昧，原为钧座谋之，亦即以职部第5路军之一部，约两个军兵力，先进入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徐图延伸至苏北、鲁南，推进韩德勤、缪激流（当时这两部国民党军接近苏北）、于学忠（于的第51军在商城）等部与八路军争夺沦陷区政权及民众，尤以壮丁、学生为主，免被赤化。一则以慰沦陷区同胞喁喁之望，二则限制朱毛之扩展，职以为当务之急，莫过于此。 人称白崇禧为'小诸葛'，从这份呈文可见其足智多谋。 1938年10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的同时，同意了这一计划。 蒋介石一点头，白崇禧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廖磊率领第7军、第48军退入大别山区，并以廖磊为安徽省主席。同时，他将在西南的桂系官员急急送往安徽。 临行前，白崇禧嘱咐道：'要做到以下几点：1．此去与共产党争夺沦陷区政权及壮丁、学生，限制共产党的扩展，任务重大。我认为桂系兴亡，在此一举。最小限度也要做到战后我们能与共产党在沦陷区内平分秋色，和老蒋鼎而三，角逐中国。你们寄语燕农，放手干就是了。2．和共产党不要直接冲突，必须善与周旋，你们有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总比共产党赤手空拳的好得多。必要时诿过与老蒋，叫他和共产党冲突，我们还能从中取利。3．淮河南北，四战之地，民风强悍，足可利用，主要在于如何领导他们，组织他们。你们和靖伯必须放下身份，亲自下去和民众一齐混，你们的事业也就发朝于此。'【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白崇禧》，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18页。】 廖磊等人一到，立即以抗日为名，抢先向淮南路东敌后派出行署主任、专员、县长，恢复旧政权，收编土杂武装，扩充反动势力，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地区。 这些情况，让中共中央甚为着急。抗战初期，中共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是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的统一战线，或者完全不合作。 二是作战形式是采取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泽东坚决主张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说：'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优势。敌人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能力高，我们硬碰硬，运动战就成了消耗战。而且日军是孤军深入，我们只有放进来打，放进来就有基础了，人民群众在我们这一边啊……' 但当时对于不少红军将领来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过去那种正规军的运动战，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一时还认识不到，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 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把作战方针的提法做了一些变更，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三是向敌后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在新四军表现得尤其突出。新四军刚成立时，有的领导人认识不到向敌后发展的急迫性，不敢放手活动；有的怕破坏统一战线；有的担心敌后环境不熟悉；有的依恋旧根据地。 中共中央早就指示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但高敬亭在东进问题上就有些抵触情绪，他认为：'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击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3)，第598、593、599页。】 为了抓住时机发展皖东，动员高敬亭率第4支队主力继续东进，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电示项英：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过江活动，最好派两至三个营随同前往。【《新四军．文献》(1)，第392页。】同时，鉴于第4支队一时难以全部东进皖东，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命令第8团首先挺进皖东。 项英和军分会立即命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抵达皖中，向第4支队领导传达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8年12月中旬，张云逸到达第4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对高敬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他又以坚决认真的态度，向第4支队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他还派干部深入各团，做干部、战士的工作。 对拥护党的东进方针、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张云逸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进行处理。他一方面向高敬亭说明，军部和第4支队都应执行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第4支队广大干部要求积极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对的，不应指斥和打击；另一方面，他动员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回第4支队工作，团结高敬亭共同贯彻中央的东进方针。 但高敬亭对东进不积极，意欲在舒、桐、庐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其理由为： 一、形势有利。日军西侵，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退，这一地区已成敌后。第4支队英勇抗战，收复了这个地区，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地形有利。这里属大别山余脉，地形险要，进可攻，退易守。 三、共产党的基础好。中共地方组织工作活跃，并掌握武装。 四、群众条件好。这里接近老区，有光荣的斗争传统。 五、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是部队赖以斗争和生存的好地方。 因此，高敬亭对要求第4支队离开皖中、占领皖东的指示持保留意见，只是同意派部分部队开到合肥以东一带活动，支队指挥机关仍停留在舒城东、西港冲。 12月底，为了第4支队的进一步发展，张云逸到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金寨，向桂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张云逸原籍广西，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中尤其是在桂系上层军政官员中有较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派张云逸来江北，也有此考虑。 廖磊虽然一直尊重和敬仰张云逸，但谈到新四军的活动时，廖磊表面上表示支持，实际上却加以限制：'你们没有供给，兵要精，不要多。' 张云逸当即反驳道：'我们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大别山，不住在安庆、合肥；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就是因为中国的抗日力量不够嘛！'张云逸越说越激动，'你们不给我们发饷，发枪，叫我们怎么去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还限制我们部队在津浦路西15公里以内活动，叫我们怎么去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4月，新四军第4支队奉命首先挺进到皖中的时候，曾派出张学文、林英坚等协助皖中、皖西党组织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桂蓬、曹云露等人，发展了一支游击武装。经过张云逸的努力争取，廖磊不得不给予这支游击武装以'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 但为了限制新四军发展，国民党当局规定新四军不得就地自筹军饷，不得收缴民枪。 张云逸由金寨返回无、庐地区后，以合法名义，以他从江南带来的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并将无、庐地区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桂蓬为政治部主任，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张云逸还恢复了由于项英的'精兵主义'错误影响而被解散了的9团建制，以詹化雨为团长，胡继廷为政委。 张云逸见高敬亭对东进不积极，只好结束在皖中的活动，于1939年2月由舒城来到皖东，直接领导第4支队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开辟皖东地区。 这时，尽管张云逸已掌握了四千多人并到达全椒地区，但高敬亭手上还有六七千人。为了调整和加强江北部队及发展工作，叶挺、项英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建立第5支队和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29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职军江北支队现位于沿江，为含山、巢县、全椒、亮山、定远县一带，担任津浦南段及沿江作战，总计高（敬亭）、周（鸣骏）两部官兵九千余人，与军部隔江相距颇远，以往工作联系因之欠密切。现因该部急需调整及伤病兵员之救护治疗与军需之补充储积各项工作亟待解决，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并将军部职员分拨一部于舒城附近暂设指挥部或办事处，借资便利。'【《新四军．文献》(1)，第395页。】 3月30日，叶挺、项英把设置江北指挥部一事也报告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等批准了新四军军部的部署。3月31日，蒋介石也复电叶挺：'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一节，准如所请。'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面对国民党的压力，项英表现了妥协态度，并于1939年4月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江北工作方针》: （一）在军事上，向北、向东发展，以津浦线为中心积极行动，控制该路，另一部控制淮南路。 （二）（略）。 （三）在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战为主……。 （六）……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新四军．文献》(1)，第397页。】 对于项英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纠正，并对华中抗战进行了全面部署。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江南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雄厚，且对中共武装诸多限制，新四军要在江南求得发展将十分困难，而地处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苏等省的华中广大地区，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个地区保存有一万数千人的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因此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该指示特别强调蒋介石已批准新四军在江北成立指挥部，'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 基于这样的分析，中共中央做出如下的决策：'从华北、陕北派遣一批干部与武装南下华中，江南也须立即抽调军政干部渡江北上华中，东南局及新四军应决心抽调一批营以上军政干部到江北'，成立江北指挥部，使之'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中共中央在这份指示中强调指出，此一指挥中心'应有大将主持'，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 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项英的错误： 一、目前，我党、新四军在皖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做。 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三、……迅速扩大和巩固新四军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地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因控制两条铁路，对我们工作无大帮助，也控制不了）。…… 五、……对坚决反对我党、新四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新四军．文献》(1)，第399页。】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底，叶挺军长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领导从皖南到江北。 罗炳辉很舍不得离开陈毅。在陈毅送他上路时，他紧紧地握着陈毅的手说：'我真不愿离开，情愿做你的副手。和你一起工作，心胸豁然。就是你骂我、打我，我都情愿。'陈毅劝他说：第5支队的工作很重要，你的担子更重了，应该去。这样，罗炳辉才依依不舍地出发上路。 5月5日，在叶挺的主持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舒城东汤池宣布成立，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徐海东当时在延安），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 5月9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西港冲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敦促高敬亭率支队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4月24日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书面指示也传到江北。 5月11日，叶挺主持召开第4支队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军部关于第4支队东进皖东抗日的指示。 第4支队大多数干部拥护中央军委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高敬亭当时也表示拥护东进，但行动上依然对中共中央的决定有抵触行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接获高敬亭问题的报告，并研究了第4支队的情况之后，于6月15日复电江北指挥部，决定撤销高敬亭的第4支队司令员职务，另从延安派原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前往淮南，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32岁的高敬亭在青龙厂被错杀。 两个小时以后，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将高敬亭送延安学习。然而，人死不能复生。这位在鄂豫皖苏区曾经使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将，就这样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高敬亭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是于革命有功的。尤其是他临危受命，重建红28军，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战略支点，为革命保留了一批干部和一支革命武装，成为这一地区革命的一面旗帜；抗战开始后，他又较早地实行了战略转变，在改编谈判和率队挺进皖中抗战中，是有重大贡献的。但由于长期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转变时期，高敬亭对抗战全局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缺乏了解，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思想，不信任、不尊重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派到第4支队工作的干部，对离开山地，到平原水网地区作战信心不足，怀疑上级要第4支队东进皖东指示的正确性，行动上犹豫迟疑，错失了开辟皖东的一段大好时机。 高敬亭有错，但错不当杀，采取过渡办法进行冷处理效果会更好。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并于12月14日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澄清了高敬亭的问题。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4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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