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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曾健君，北京66届初中生，1968年黑龙江绥滨农场（后改为建设九团）知青。1973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197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硕士生，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博士生，1992毕业后在石油公司、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坦佛大学和休斯顿大学工作。 2014年在整理父亲的书籍和遗稿时，我发现了一本封皮已经发了黄的英文书：“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看作者的姓名应该是一个中国人：Ching Chun Li。翻开书的扉页，是三行大大的手写体字母：“To the Memory of Jeff”。在同一个抽屉里，还有一摞信封，细看封面是寄自美国的信件，时间是1995 到1997年间。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信封，展开信纸，在那一行行苍劲的繁体字最后一行上，是中文署名“弟景均”，原来是这本书的作者给我父母的信件，这引发了我对50年代初那惊动了高层的“李景均教授被迫离国出走”事件的兴趣……1940年李景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期修课之后，于1941年秋，携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在加州登上了驶向中国的海轮。当时上海港已沦于日寇之手，为躲避日寇的潜艇和骚扰，轮船在浩瀚大海上迂回了整整五十一天后，不得已停靠在香港。因身无分文现金，他们饱尝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辛，后来在地下组织和亲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和怀了孕的妻子徒步荒山舟车辗转，用三十八天时间绕过了日寇的封锁线，于1942年到大后方桂林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在那里他们欣喜地迎接了长子的出生，取名Jeff。不料次年在去重庆的长途汽车上，小小婴儿染上了菌痢寻医无门，在父亲的怀中停止了呼吸，令年轻的父母悲痛欲绝。1943年李景均转去南京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应北大农学院俞大绂院长之邀北上，在34岁时成为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和当时国内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我父母都从李先生的讲课中受益匪浅。李先生在农艺系授课时，我母亲是该系毕业班学生。据她回忆，李先生的构思严谨，语言精炼，深入浅出，比如讲数学模型时，他会顺手捏住讲桌上平摊着的一块抹布，把它提起来显示二维和三维的差别，令学生们一目了然。他的课还严格守时，最后一句话讲完时正到该下课时间，也正好是我母亲结束一整页纸笔记的时候，可惜母亲的课堂笔记多在 “文革”和一次次的“下放”中丢失，我只找到了一页听李先生课的笔记。我父亲虽然是晚一级的学生，又已经转到了植保系，但因为对李先生的课有特殊兴趣，也选了他的课并成为他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一起听课的同学们，都喜欢借阅父亲的课堂笔记。父亲曾说，李先生的这一启蒙课程，是他后来发展“植物保护系统工程”模式的重要启迪和起步指南。 1948年夏天，李先生把他的课堂讲义整理成教科书以英文出版，并把这本处女作和后来在美国出的第一本书，都献给了在战乱中早夭的长子Jeff。六十七年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谈到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时，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而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这本由中国人编写，由社版出北京大学持有版权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根据书中的致谢声明按图索骥，我找到了儿时我家的老邻居王伯伯。当时任助教的王伯伯，曾为李先生这本书做校对和协助跑社版出，他给我讲了李先生辗转回国任教和学术造诣的故事，其中说到1948年解放军围城时，系里的助教吴伯伯常请李先生出去聚会聊天。吴伯伯也是父母亲的老同事，根据当时是地下党员的吴伯伯回忆，在农学院的罗道庄校园将成两军交火前沿时，俞院长和李先生担心实验室的器材，科研材料和农场校产在战乱中被丢失损坏，就和部分师生留在罗道庄郊区看守。当年12月，俞院长的连襟叶剑英传信，请他们把器材运送到良乡解放区暂时保管，并留在那里参观访问十多天，照了好些照片，叶剑英希望他们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虽然李先生在解放军进城不久，就收到过国外发来的聘书，但他还是决定留在北大农学院继续任教，主讲遗传学，生物统计和田间实验设计等课程。为了解和向国内介绍世界上不同的遗传学派，1949年李先生还和同事一起，翻译了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长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一书。在40多年之后，李先生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回忆当年（1949-1950），李森科学派的种种谬论，实在令人觉得愚昧可笑！ 真可谓满纸荒唐话也。”然而荒唐的却还不只是李森科书上的话，当时北大农学院请了华北大学（1945年在张家口解放区成立）农学院的乐天宇院长去演讲，乐在会上把英美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称为“旧遗传学”，大大批判了一通，举了一些例子来攻击“旧遗传学”。而生性耿直的李先生是一个“大炮”，在会后，他对北大农学院农艺系师生指出了乐讲话中的错误和不科学的地方，包括所举的一些全然没有科学常识的实例。乐知道后被触怒了，在华大农学院的“农讯”校刊上撰文，猛批李先生的“群体遗传学”（2，3）。在北大和清华的农学院奉命与华大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后，华大农学院的乐院长成为学校实际的第一把手。第一个学期开学校方就决定，把被称为“新遗传学”的前苏联的“米丘林遗传学”增开为必修课，而把被扣上“唯心”和“反动”帽子的“旧遗传学”，也就是李先生开的那门课改为选修课（3）。1950年，又停开了李先生的另外两门课，后来听说前苏联设有“生物统计”课，才将李先生主讲的“生物统计学”改名为“农业统计学”作为选修课。但是许多学生因此不再有兴趣（或胆量）去选修李先生主讲的“反动唯心论”，甚至他那份关于李森科“遗传及其变异”的译稿，也因乐从中作梗而无法出版。后来书稿交到中苏友协由周建人校阅后才得以印刷，但乐又阻挠不允发行，直到送交胡乔木审批后方才得以发行（2，3）。我现在猜想，是不是乐不想让业内更多人看到“遗传及其变异”的原文，而对其中的不科学的言论有更直观的印象呢？这些荒唐话和荒唐事，虽然引起了有关教授和讲师的强烈不满，但他们对派来领导大学的人也是无可奈何。父母当年都是留校不久的新助教，因佩服李先生的学识和敬重他人品，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但在学科发展上都还没有什么发言权。在政治帽子和人身攻击的双重打压下，无课可教的李景均教授于1950年寒假愤而离开农大去上海，并致信乐天宇和俞院长：“身体欠佳，请假数月，祈勿发薪。”随后的3月份，李携全家投奔了在香港的哥哥，在那里他致函农学院同事说：“学无所用，逼上梁山”（3），在婉拒了台湾某大学的聘书后，他决定到美国去工作。李景均教授的无奈出走，很快引起了高层的关注，7月16日毛泽东在乐校长交上来的为此事件申辩的报告上批注：“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但调查工作一直延续到教育部的正副部长介入，才在1951年初决定将乐调离别任（2、3）。而李先生在几位美国知名学者，包括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帮助下，解决了护照和进入美国的签证麻烦，于当年5月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在诺贝尔奖得主Antonio Ciocco博士的实验室工作。1955年，李先生的英文书《群体遗传学》又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版出出版，一面世就被学术教育界公认为是最好的遗传学教材，以后多次再版，成为少见的一本由中国人写而“洋人”用的大学本科教科书。他在美国先后出版了10本英文书，有些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等，成了世界通用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他本人也在1960年被推举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主席。1988年，在学科内引领潮流数十年的李先生，又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杰出教育”奖，他的美国同行说：“没有几个人有李博士那样清晰的思路和能力，来阐明繁杂的群体遗传学的概念。”（4）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难以抚平李先生内心深处的伤痛，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所述种切，不堪回首，当年的同仁，十之八九均已谢世，'俱往矣’。我已年迈（83岁），诚如古人所云：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信中他怀念当年和同事们的良好关系，还是一贯的谦恭态度，比如明明我父母是他的学生，落款却自称为“弟景均”。他在另一封信中还说，前苏联科学院委托了四名遗传学家，把他的书翻译成俄文，使他“深受感动”，赞赏他们具有“光明正大，承认错误重新再来的科学态度”。他对当时国内“避而不谈……, 希望大家都忘记一切，不要再谈谁是谁非”的做法，表示很不理解。在信中他还告诉我父母：他的另一本书，已由他学生的一位学生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鉴于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分子生物学水平，他戏称这本书已不过是“人，手，刀，口”一类的启蒙读本，随信还附了几张由黑龙江社版出出的书的封面复印件，欣慰之情流露笔端。可叹他那被迫“内销转出口”的“阳春白雪”，在近半个世纪后，终于部分地回到了埋葬着他的长子和报国初衷的故土，和旧雨新知们见面了，这迟到的回归，虽堪慰“断肠人”乡愁，却足令旁观者唏嘘。经查资料我得知，乐天宇只是当年“大事件”中的一个“小人物”。他被卷入那场悲剧，固然有个人“思想中”的“毛病”，但更是为政治大环境所驱使：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斯大林利用政治权力“以革命的名义”对科学横加干涉，令执不同见解的科学家遭到清洗，前苏联的生命科学研究也因此至少停滞了30年。前苏联解体后，李森科“伪科学”的来龙去脉才被逐步揭露出来，但对学科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在当年“向苏联学习”的国家中，除东德以外无一幸免。在当年的农大，除了李先生首当其冲外，受到冲击或委曲求全的大有人在，比如一位教授（我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上课每介绍到摩尔根遗传学时，必定先加上这样一句介绍：“……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批判对象到底说了些什么……” 更令人扼腕的是，从我懂事开始到70年代末，中国课本上唯尊李森科和米丘林为遗传学的巨头，而有关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的信息寥寥无几，令我在走出国门之初，突然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对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甚觉莫名其妙。当我为核实李先生被“逼上梁山”那些事，翻阅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编写的“农大校史”时，才发现1950年的事，不过是个小小的序曲。后来近30年中频繁的政治风暴，反复被批判下放，使得老师的科研淀积和学生的求学进程，一次次地被打乱或“清零”（3）。在我母亲的笔记中看到，我们家也因此多搬了几次家。更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当道的1974年，母亲所在教研室的几千份小麦选种实验材料，在几天内被明抢暗偷几乎损失殆尽。那是她的导师蔡旭1948年从美国带回来的原始材料，经过了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为华北冬麦区提供了多个高产抗病主打麦种的资源库啊。看到多年的心血被粗暴洗劫，蔡老教授痛彻心扉昏倒在地。而被称为“臭老九”的育种组人员，连像当年俞校长李先生那样理直气壮地护校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夜里趁乱众离去后，摸黑下地，抢收和保存了部分珍贵的种子。个中详情，见于在“四人帮”倒台后，《报日人民》发表的报告文学《抗棍棒的种子》一文中。直到80年代初，农大的教学和科研进程才相对稳定下来，相应的一千多教职工家庭的颠沛流离才最终结束，据说当时叶剑英委员长的干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学校大门上至今还挂着由他题字的校名匾。斯人已去，墨迹犹新，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李景均教授虽然不幸远走天涯，却有幸躲过了后来那些“有理说不清”的，以至于致命的“折腾”，相比起他留在农大的同事和学生们，还多了近三十年能够连续专注于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可以为人类的科学和教育大厦添砖加瓦，这其中的是非得失，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探究的了。乐天宇也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之一，毛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就是答乐的诗的。在文革中乐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1980年，79岁的乐天宇带着平反时补发的5万元工资回到湖南老家，在宗庙里创建了一所民办的“九嶷山学院”，招收高考落榜的农家子弟，学院收费低廉，但不包分配，对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军烈属子弟减免学杂费。他制定的校训是：'贵自学、敦品德、勤琢磨、爱劳动’。除了开始的投入，他还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除留50元生活费外都投入了学校建设。1983年他在建校工地简陋的办公室里中风，十天后辞世。“九嶷山学院”专门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缅怀这位为家乡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迷幻的多棱镜，每个人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都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发散着被选定或被规定的光波，这一篇小文不可能面面俱到，仅用网上资料在此备注。 李森科把“米丘林遗传学”当成打击异己的大棒：根据专业网资料，米丘林遗传学的很多见解，被几十年的农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它的缺点是不承认“基因”在遗传中的作用。在米丘林去世以后，李森科抛出由斯大林亲自修改过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以支持“米丘林遗传学”为名，把与孟德尔和摩尔根学派的学术之争，转变成了“阶级斗争”。后来，他又找了几个根本不是生物学家的人一起，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所谓物种形成的“新观点”，导致了300多名前苏联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他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李森科被迫下台后，又找到赫鲁晓夫做政治靠山，继续打击反对他的人，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前苏联的生命科学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与此同时，建立在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基础上的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已经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的相应学界，先因为被盲目学习苏联止步不前，后因为文革，又驻步在急起直追后已经达到的高点上，以至于到了90年代初，还在补落下的功课。 （致谢：本文得到数位原农大教师学生和农大附小我的校友的指教。） 1.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饶毅，中信出版集网络文章，2015-12-27 2.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 其人、其书及其精神，郭孙伟，《科学文化评论》， 2008年，第5卷 第4期68-89页4.Remembrance of Ching Chun Li, 1912-2003，Spiess EB. ， Genetics. 2005 Jan; 169 (1): 9-11.2016年2月10日初稿 2021年2月发 《休斯顿知青联谊会》网站 2023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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