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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派。系“文革”前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同志，根据郁咏馥几次口述整理的。 正文 我原在上海城用长生桥水果行当伙计，平时卖水果，秋天卖糖炒栗子。一九二二年前后，曾赴香港做水果生意，一九二五年赶上省港大罢工，在香港的生活很苦，就又回到上海。 我三十八岁那一年（一九二七年），杜月笙的账房先生来找我,说杜听说我烧鸦片、装鸦片很有功夫，想找我去杜家给杜装烟，我答应了。从此，我天天清晨去杜家，直到深夜才回家，因为杜睡得很迟，我一定要侍候到他吸了最后一口烟后，才能离开。 我进杜家时，杜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住宅造好还不到两年，听说这块地皮原是黄金荣的，黄送给杜和张啸林，杜、张就每人造了一宅住所。前面看来，两家各有大门，可是里面是打通的。 杜家这座住宅的二楼、三楼，住着杜的大小老婆和子女，底层有一大间“大菜间”，是他会客办公的地方，陈设很考究，冬天有水汀，夏天放冷气。在大菜间后面，有一间不大的房，名为帐房，实际是杜抽鸦片的地方，只有极熟的朋友和徒弟们才能进去，平常，只有杜月笙、万墨林和我三个人在里面，杜和我是对榻横陈，万则守坐在榻旁的一张小桌子前，专门为杜打电话、听电话。万干了这个工作多年，凡与杜有关的电话号码他多记熟了，只要杜一声吩咐，他就拿起电话来拨，所以大家叫他“活电话簿”。每天早晨，杜从楼上下来到这间房里抽烟，就有人预先把当天有几处开会，几处有应酬开了一张单子放在鸦片烟盘里，杜看了，一面吸烟，一面就吩咐万墨林，哪几处自己预备去，哪几处送什么礼去，哪几处打电话去招呼，万就立即遵办。 我这样在杜公馆当了十年多差。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不久，杜避居香港，我没有跟去，留在上海，一直与万墨林、黄国栋（杜的账房)联系,从他们那里领取生活费。抗战胜利后，杜回到上海，先住在北京西路顾嘉棠的家里，后来又住在十八层楼七五号（杜的家属仍住在华格臬路，他自己和姚玉兰、孟小冬住十八层楼公寓）,又把我找去烧烟装烟，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杜从上海去香港为止。他的走是匆促决定的，曾通知我跟他去，我接到通知，赶到码头，船的扶梯已抽去，没法上船，从此结束了和杜的关系。 （一）杜月笙的出身关于杜月笙年轻时代的经历，我是在杜公馆听他的朋友和徒子徒孙们谈起的。 杜是浦东高桥人，一八八八年生，从小就死去父母，由他姐姐抚养长大。他小时就爱赌博，往往偷姐夫的钱去赌，姐夫发觉后，和他姐姐吵闹。后来，他姐姐看到他们郎舅俩实在不能相容，就托人给杜荐生意。他到上海进水果行当学徒时，他姐姐曾给他做了一些新的布衣服，哪知他在中途就和人赌博，到上海时，衣服已输给别人了。 有人说杜从小由他娘舅抚养，那是不确的。他的确有一个娘舅，姓朱，是做泥水匠的。杜曾向娘舅借钱，结果被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所以杜得意后，娘舅上门来总不加理睬，直到一九二五年修建华格臬路住宅时，听说还是他的大老婆“老四”对他说：“这回，你照顾照顾娘舅吧”，这才叫他的娘舅来做土木监工。后来，他还提携了他的表弟，在杜门中很有一点势力的朱文德，就是他娘舅的儿子。 杜到上海，在南市大码头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学生意；三年满师后，升做“当秤”，因为他经常赌钱，又和流氓混在一起，无所不为。被老板歇了生意。他回到家乡，无以为生，曾在高桥镇贩卖油条大饼，结果也糊不了口，又回到上海。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给他。同时，他又和里咸瓜街钱庄会馆一带（当时叫协兴街）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码头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因此在流氓群中，以“水果月生”出名(他早年叫月生，月笙是后来改的）。 因为他和黄文样有这段关系，后来住进华格臬路住宅后，黄文祥变成他的座上客，一直到抗战时黄才死去。黄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国栋，杜把他派在华格桌路公馆里当账房（原来的账房是焦文彬，焦死后是一个宁波人姓杨的，杨是杜的老伙计，在杜开设中汇银行后，调充该行襄理，帐房由黄继任）。抗战时杜去香港、重庆，黄一直留在上海和万墨林一起经管杜的财产账目，解放前杜去香港，黄也留下来没有走。黄文样的第二个儿子叫黄国梁，由杜派在中汇银行工作。 在“水果月生”时代，杜不仅伙同杭州阿发等偷抢水果，还和他们一起摆赌摊、开花会，还时常到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的煤炭栈房聚赌。据当时和杜一起的流氓后来告诉我，有一次，是杜的三十岁生日，他们同伙弟兄每人出了一块钱，准备晚上聚餐庆祝，不料一个下午，杜就把人家送的份子全部输光。杜的好赌，当时在同伙中是出名的。 在那段时间里，杜拜了青帮头子陈世昌为老头子。那时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台和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是在那里发迹的。他初以套签子为生，手拿三根竹签，骗人把制钱套他的签子，套着了下面系有红线的一根，就可以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后来陈成为小东门一带青帮的头子，他是通字辈，杜是悟字辈。杜在法租界当了大流氓后，陈就靠这个徒弟过活。他住在原八仙桥附近的福昌里，不时到杜公馆来串门，大家叫他老太爷。每逢过春节，他总在恒社开赌三天，招集杜门中的徒子徒孙赌钱，三天中可以抽几万元的头钱，大部分归陈世昌拿去。 在杜三十岁的那年，他从南市转到了旧法租界郑家木桥一带，替赌场“抱台脚”（保镖）,充打手。不久结识了黄金荣，那时黄金荣依靠法租界巡捕房的力量，已成为法租界有名的流氓头子。杜先给黄做跟班，拎皮包，为人乖巧，深得黄的老婆阿桂姐的欢心。据说，那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等私下集资开了一个公司，主要是包运和贩卖鸦片。杜月笙打听到这消息，告诉了阿桂姐；由黄出面，一定要参加一股，结果，不上两年，黄就分得了二百多万元。阿桂姐叫黄酬给社五万元，这就成了杜起家的本钱，以这笔钱和人合开赌场和烟馆。后来；原在法租界包销鸦片的范回春改行不干了，黄推举杜去接手，从此以后，杜的场面越来越大。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到达上海，他更和国民党勾结，爬上了政治、经济的舞台，成为上海的“闻人”，声势超过了黄金荣。 (二）杜的生活和家庭杜月笙在南市时，有个老婆，早死。后来跟黄金荣时，阿桂姐给他介绍了一个，一般称为“老四”的，算是他的大老婆。后来，杜听说老四与其表弟有暧昧行为，便让金廷荪找人打断了表弟的双腿，把老四的司机两眼搞瞎，把老四幽禁在一间小屋里，与外界隔离。直至几年后，老四的领子维藩娶亲，才把老四放出。以后，杜又娶了妓女出身的陈某为妾，一般称为“老五”，她们都住在华格臬路。另外，杜又娶了姚玉兰做第四房老婆。姚玉兰原是唱毛儿戏的。她的假母小兰英，是有名的坤伶须生，玉兰以外，她还有一个假女叫玉英，她们在共舞台登台被杜看中，杜原想娶玉英，玉英病死了，才娶了玉兰。小兰英在玉兰跟杜以后，就出家当了尼姑。姚玉兰不住在华格臬路，由杜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租了两幢房子作为小公馆，以后杜两度去香港，姚都跟在一起。 杜月笙共有八子二女，解放后留在上海的是维藩、维仁。一个女儿嫁给了金阿三（即金廷荪）的第四个儿子。杜对妻妾“当夕”日子，先期做好安排，多年以来相安无事。他的儿女平时对老子带着三分畏惧，不常在一起。究竟老子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他们曾问过我关于杜月笙的某件事。我说：“这件事你们去问你们的妈就是了，怎么你们爸爸的事倒问起我来呢？” 孟小冬曾在大世界唱过戏，后来成了有名的须生。她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投靠姚玉兰，呼姚为“阿姊”，同住在长乐路十八层楼，和杜发生了关系，直至解放前夕，杜去香港，才宣布和孟结婚。 杜自从当了“海上闻人”以后，在家总穿着长衫或长袍，一副斯文样子。他的徒子徒孙中，一向穿惯短装、翘惯大拇指的，进了杜公馆，也要披上件长衫，否则被杜见了要挨骂的。 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他的烟榻旁，挂了十杆各式各样的烟枪，我总是很早赶到那里，打好烟泡，把十杆枪都装好了，杜一下楼，进了这间房就吞云吐雾起来。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起身后，吃一杯鸡汤，两片面包，吸上两三筒烟，就出门去。有一个时期,他说要戒烟,常在他那里的医生庞京周对他大事宣传蛋黄素可以戒烟，他听了庞的话，从此少吸烟而服用代用品。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他的烟瘾又逐渐大起来，因为他的气喘病越来越厉害，越发离不开鸦片烟。 他酒喝得不多，赌是喜欢的，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到公开的赌场里赌。在福煦路一八一号大赌场开设的时候，他在里面另辟一个秘密房间，供他自己和几个有身价的大享们在里面赌。一八一号停闭后，他又在外面另辟秘密赌博的地方，具体地点我不清楚。至于在华格臬路公馆，他只偶尔在过年过节时找些朋友叉麻将。平时他是不在家赌的，也不许别人在他家里赌钱。 杜很少在家里请客，平时吃饭，他的老婆儿女在楼上吃，他和万墨林、我三个人在帐房里一桌吃。有时，他极熟的门客如张翼枢（骥先）等以及伙伴、门徒如顾嘉棠、叶焯山等恰在吃饭时刻到帐房里来和他谈什么事，也就临时添点酒菜在一起吃。 杜平时不喝酒，我是每顿要吃一大杯老酒的，总是他们先吃饭,我慢慢自酌自饮。张翼枢等在座饮酒时，杜也陪饮一两杯葡萄酒。除我们这一桌外，楼下还要开六桌饭，是司机、保镖、当差、女仆们吃的。他自己有两辆汽车，每一个老婆各有一辆，另外，还有一辆是公馆里有事一般乘坐的，所以，司机就有六、七个人。他用了八个保镖，两个守大门，两个在屋里守卫，其余四个，分两班跟着他的汽车保护。我初到华格臬路时，杜尚没有保镖，只有一个长条子面孔的壮汉随侍左右。开了银行后，大家劝他弄几个保镖。杜起初认为不需要，经不起人家一再怂恿，并有一个当公事的营长，率先倡导，荐了一个保镖来，只得接受。从此他进进出出，有人簇拥，声势顿壮。杜月笙在上海，除华格臬路的那幢住宅以外，在原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口，还有一幢高大开阔的洋房，那是金廷荪给他造的。杜和国民党政府勾，包销江浙等六省的“航空奖券”，设立了大运公司，派金廷荪任总经理，刮了很大一笔钱，金就在大运公司所赚的钱里，提出四十五万美金在杜美路造了这幢房子送给杜。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战爆发，杜旋即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有住过。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房子卖给了外国人，得到六十万美金（一说八十万美金）。 除此之外，杜在杭州和莫干山都有房子，抗战期间，这两处房子的家具等等都散失了。胜利后，他又从上海运去大批贵重家具，我亲眼看到运往杭州去的有好几张席梦思床，所有夏天用的沙发套子，都是用台湾席做的。这两处别墅，他主要是用来接待国民党要人和各省军阀欧客的，经常要有中西厨司和侍役等多人看守伺候。 （三）杜月笙的穷奢极侈杜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可以举两件事来说明，一是他在高桥所造的“杜氏宗祠”举行“落成典礼”。这件事，在一九三一年曾轰动全国，上海各报在那几天都有详细记载。单就我亲自接触到的情况来讲，就够惊人的。“落成典礼”的前几天，杜就关照我多预备些鸦片烟，我就预先熬了五千两土，并从各赌场里调来了二十八人专门帮我熬烟打泡。到了杜祠以后，我调十个人专门待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另外十几个人，则侍候一般的所谓贵宾。至于杜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则给他们膏子、泡子自己去烧，不用我们侍候。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还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三天中，我忙得来不及吃一顿好饭，也没有去看一出戏。结果,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三千两,这才勉强应付过去。 那三天中，每天要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去的厨子有几十人，杜还调了对此道有经验的徒子徒孙四十多人专司筵席安排等事。帐房用了十四个人，都是从中汇、通商等和杜有关的银行里临时调用的。 杜为了引诱高桥一带的农民来参加这个“典礼”，特地预备了大批的面盆、毛巾等等。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此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要吸鸦片的也可以供应，另外，每人还发一个面盆，一条毛巾，几瓶痧药水和一个灯笼，上面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这样，招引了不少农民去送礼参加。 杜自己有两艘船艇，一名“月宝”，一名“波涛”,在那几天,除这两艘外，还自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了好多艘轮船，专门载运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南市有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特地向城隍庙借来五顶专供城隍乘坐的金顶大轿，把杜的祖宗牌位抬送高桥。 另一件事是杜在春节发压岁钱。据我所知，每年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侍役和巡捕等等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们的；还打了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禧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成群来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总还要叫田洪元补送八百个来，才能应付得了。 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可能他的账房黄国栋清楚一些，我和万墨林也约略计算过，大概除掉他大笔酬应，向各省军阀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四）他的钱从哪里来杜月笙这样乱花钱，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据我所知，第一是做鸦片生意。他在追随黄金荣的时代，就做了包销包运鸦片的生意开了土行。后来，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合开了“三鑫公司”（上海垄断性的大土行），包销包运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他省军阀运来上海销售的毒品，获利很大，三鑫公司分到很多的钱，他们有的是三七拆，有的是四六拆。比如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总的说来，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几千万元。这些钱，是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朋分的。大三股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中六股是顾嘉棠、金廷荪、叶焯山、芮庆荣等，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还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余下的，还要打发他们的“蟹脚”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等等。 其次是从开赌场来的钱。上海法租界有一个时期到处是赌场，先是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申吉里，以后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赌场，由杜门的大将顾嘉棠“抱台脚”，江肇铭等充当管事。这个赌场，我去过好几次，到里面去，吃的是西餐、中菜、点心，应有尽有，都不用花钱，还免费供应香烟、鸦片、水果和中西名酒。坐汽车去的，还给司机五元钱，每辆汽车免费加五加仑汽油。这些都是“钓饵”，让你舒舒服服去送钱。这里面赌的花样主要是轮盘、摊番和牌九，输赢很大，里面有现成的当铺，现钱输光了，可以当场把金饰、手表等典押，接着是从里面的衣服起一层层脱下来拿去押。我在那里，看到不少人是输得精光走掉的。赢了钱要走，可不那么容易，不赌钱去白吃当然也不行，里面都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在盯着你。我是例外，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杜公馆的人，是去揩措油的。 再其次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这方面，我所知甚少，但肯定杜从这方面捞到的钱是很多的。 后来，他又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又自己开了中汇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主要就是从烟土上捞进的钱。还逐步向轮船航运业、面粉业、纱厂等方面伸展他的势力，成为工商界、金融界的“巨头”之一，收入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理事长名义的，就有五十六个，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不计其数，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津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收入，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他有时也做做“好事”。比如，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和我调查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一条棉被。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在他袋里。譬如他到沙逊房子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五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的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有几个据点，连同亲友徒弟，一个月的出账的确不少。每年出账，除了家用靠五十几个董事长的薪津、车马费收入抵销外，加上其他各方面用途，达四十多万元。杜在风头上时，徒弟月支五十元到一百元的不计其数。各路缉私营与公事上人，都要沾他的光。他个人除了烟、赌两大支出外，别方面的冤枉钱是不花的。他虽以银行家身份与大工商家搞在一起，但从来不买古董文物。除了别人孝敬他的古重，由账房清客代为估价外，古董商人做不着他的生意。其实别人晓得他是外行，没有好货送他。 （五）他的朋友和门徒、门客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不必说了，他和国民党的其他所谓“党国要人”，也都有来往，其中孔祥熙和他的关系很深，我记得孔还亲自到华格桌路来过。他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非和杜来往得到杜的保护不可。国民党中和杜关系最深的是戴笠，其次是杨虎、陈群，他们都是结拜弟兄。上海的党官中，吴开先和他关系最深，听说先是他的徒弟，后来退还门生帖改成为朋友，其余为潘公展等等，都和杜关系密切。各省军阀，也都和杜有勾结，大都是为了合伙做鸦片生意。 上海地方协会时期，史量才差不多每天到杜家，两人很谈得来。史遭暗杀，杜闻讯悲恸，伤心了好几天。黄炎培此时也常去杜处。 杜对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来上海，待以上宾之礼。张那时沉湎毒品，面容滞黯,精神不振，杜慨然为之策划治疗，去其沉疴。所以张抵沪不久，就迁居福煦路一八一号，由专门医生为他净毒祛瘾。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慢慢地脱离苦海。事后杜对人说：“汉卿有决心。” 杜月笙在他的公馆中聘有七个秘书，洪宪六君子的魁首杨度就是其中之一(据庞京周讲，杨度、顾鳌都非杜的秘书，但被杜延为上宾)、他的鸦片瘾很大，来了总要躺在杜的烟铺上由我给他烧烟，每月由杜送给一千元，他不是每天来，杜有要事和他商量才请他来。其他历年充任过他秘书的人中，有一个是做过被暗杀的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的第三科长的无锡人，姓名我忘了。还有一个做过正始中学校长的姓陈的。郭兰馨也是他的秘书，是抗战前后进杜门的。 杜原来是个文盲，后来也在家学学写字，但写得很不象样。他和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来往很密，主要靠张翼枢从中拉拢，此人一直做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凡是杜和法租界当局的往来，都由他经手，所以，他在杜公馆很吃得开。至于杜和法国人见面，则由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开珠宝店的李应生（广东人）当翻译。 他的门客中，除以上这些人外，还有一个“洪宪功臣”顾鳌，公馆中人都叫他顾师爷，他也不常到公馆来，每来总是大吸一顿鸦片，杜每月送他几百元。另外，章士钊也是为杜所尊敬的朋友，经常有来往。 陈世昌是杜的老头子，极少到华格臬路，就是去，也一到就走。胜利后，到过十八层楼几次。他的一个儿子曾在中汇银行当过襄理，后盘下一爿小钱庄，全部蚀光。陈世昌带了儿子，夜里赶到杜处，陈诉说经过情况，指着他儿子道：“这个小鬼，在中汇做做本来很好，忽然心血来潮，做起那断命钱庄来，蚀得一搭精光。”接着向杜告贷二万五千元。杜毫不介意地说：“明天一定如数送上。”哪里知道，陈的儿子荒唐不堪，五天后又把这笔钱如数搞光。于是再到杜处借两万元。从此断了这条路，陈不再上门，活活地被他儿子气死。这是胜利之后的事。 杜的手下，大概可以分为两帮，一帮是老的，为顾嘉棠、叶焯山、金廷荪等，都不是他的徒弟，但可以称为他的下手，凡是烟赌绑票、打架、暗杀等等，都是他们干的。除这些人外，还有芮庆荣、高鑫宝等，也是他的打手。高的儿子过继给杜作干儿子，和杜比较亲密。上海沦陷期间，杜有不少徒子徒孙当了汉奸，到胜利后，大部分他都通过戴笠的关系，为他们开脱汉奸罪名，只有少数人如谢葆生等，大概在沦陷期间没有和万墨林等联系好，胜利后就没有帮他们开脱。有一天，我和杜都在那间吸鸦片烟的账房间内，杜正低着头在桌边学写字，谢葆生悄悄地走了进来，叫了声：“杜先生”，下面的话还没有接上口，杜抬头看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发财了，来看我啥事体！”谢见苗头不对，就溜走了。敌伪期间，谢做过伪苏州警察局局长，很刮了些钱，在上海新闸路有房子，还开了新闸旅馆和卡德浴室、仙乐斯舞厅等。杜的另一帮是门生，是他搞政治经济活动的爪牙，如陆京士等。抗战开始后，陆变成杜最得宠的徒弟，又是国民党的骨干和黄色工会头子。还有骆清华、唐绣之等，则是杜把力量伸向工商界的触角。 在上海的名流和闻人中，和杜来往最密的有钱新之和黄任之。史量才被暗杀前，也是杜的好友。虞治卿有时也到华格臬路来，主要是向杜掉换庄票，就是把他的远期支票或空头支票向杜掉近期票以应急。王晓籁则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每月给他一千六百元。另外，王担任鱼市场总经理和江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都是杜为了照顾这位老朋友老搭档而安排的。汉奸中的所谓“三老”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也都是杜的密友。 （六）杜的为人与嗜好杜月笙自从开设银行后，出言吐语，温文尔雅，对人不亢不卑；竭力做出“高等华人”的样子。有人给他开玩笑，说他是从“冷气间”里出来的。他已臻于炉火纯青，由此可见。 在我们讲起来，杜会做人不自发了财开始。在他浪荡于金利源码头阶段，逢到大家吃饭没钱，只要他身边有两角小洋，就会全数掏出来给你。说道：“你拿了去吃饭罢，有了钱来'救’我！”他自己有时就这样挨一夜饿。黄金荣与杜月笙作风不同，黄眼光短,手面不大。任何一个徒弟，若能送他百把块钱用用，他心里就觉得很舒服，对他另眼看待。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还好，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墨林和我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大，交友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去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账房间把接到的请束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我亲见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紧，可听者动容。有人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一种方法。杜本来胸无点墨，自从当了五十六家行厂董事长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夕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过了一时，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 一般来说，杜的身体是结实的，平时很少打针吃药。每逢有病，请一位姓陈的医生按脉。抗战期间，杜在四川，有病总是请中医看。有一次他突患腹痛，大约是盲肠炎，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中医诊治，这医生不用开刀，对症下药，一服而愈。从此他格外相信中医。杜住十八层楼时，孔样熙有时来，见杜身子不爽，表示非常关心，说：“要什么药我处都有。”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等人,乐此不疲。记得张啸林第一次进舞厅跳舞，池子里地板非常滑，他身穿长袍，一不留心，摔了一跤，杜等见状大笑。杜常去的丽都花园，在那里请人家吃饭，应酬为多，若说跳舞，不是常有的事。 杜是票友，欢喜唱戏，尤喜唱演《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角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却。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五十元。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花五十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叫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钱哩！” 杜死在香港，当时情况我不甚清楚。杜将死时，孟小冬为争取与杜的夫妇名位，要杜的儿女们叫她“麦达姆”（英语“妈妈”）。杜一断气，谁都不肯把钱掏出来，终于去电美国，汇来三十万美元。这样，每个未亡人分到五万美金。杜患的是中风，发病那天下午一时还与家人们谈话，到两点钟，突觉手脚麻木，张口不能言语，急召医生抢救，说是不中用了，聊尽人事，下了些药，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去世。 我出入杜家二十多年，长期和杜朝夕相对，我所了解的杜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有不少记得不周全，也可能有记错的，希望过去深知杜的先生们多加指正。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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