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女性主义启蒙的第一本书，有人会推荐那本金句频出的《第二性》，波伏娃讲述了女性是如何从人沦为女人的；有人会推荐时下流行的《始于极限》，这里有最真实的女性生存与抗争经验……  波伏娃的《第二性》于1949年首先以法语出版并大获成功，一周内销量2万2千多册。图为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在北京。 而小北则想向你郑重地推荐这本《浮出历史地表》，它由戴锦华与孟悦老师合著，讲述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女性如何由缄默而发声而觉醒，每一页都不乏金句和洞见，豆瓣评分高达9.5分。 此书一度绝版、一书难求，尽管初版过去了30多年，仍然无数的人从中汲取力量。  它的副标题“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揭示了这是一本专业的学术性著作，然而正如主标题所给予人的震撼，书中的论述汪洋恣肆、观点鞭辟入里，表达气势磅礴且文气十足，颇有意气风发、雷霆万钧的气势，那种宏观与微观、文本与理论、文学与真实的有机融合，让许多读者感慨相见恨晚。    豆瓣网友对《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评价 在这本书的绪论里，就以一种前所未见、纵横捭阖的风格，酣畅淋漓地回顾了女性觉醒的史前史：传统父系社会因控制、奴役、压抑女性而成其所是，它内在地对于女性既排斥又利用、既借助又抹煞，其结果就是女性作为空洞的能指——例如自荐枕席的狐妖美女形象、士大夫有意无意的“妾妇意识”……女性则在这一过程成为失去自我的他者，并被父权文化缝合进既定的秩序。  “进入秩序”是古代爱情小说中最不可少的结局，例如《牡丹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就是在“情”的引领下，达成了主观与客观（父权制、官僚制和战争等）的调和，图为青春版《牡丹亭》。 “在文学中，也是在现实中，女性们只有两条出路，那便是花木兰的两条出路。要么，她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要么，则解甲还家，穿我旧时裙，著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这是传统女性的既定命运。 当现代女性作家尝试突围的时候，她们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和语言，正如本书绪言所指出的那样，她们与其说是在“创造”毋宁说是在自我“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正是这份“不得已”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这同时也是《浮出历史地表》的“不得已”，戴锦华老师在《赘言其后》中坦言，这本书“确乎源自我个人的生命，甚至身体的迷惘困惑”，它的再版（2018）使她再次朝向自己私语，“我曾爱过、恨过、思考过、书写过、行走过、行动过。人生若此，我已无憾”。 阅读这份关于不得已的不得已，相信你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关于女性自我（同时更是超越性别的人性自我）的觉醒和解放。  在今年的“理想国读书日”活动，戴锦华老师提到，“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妇女解放100年，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社会生产100年，但是女性的书写、女性的自我书写都没有新的模板”。图为戴锦华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 01 出走的娜拉：逆女与逆子们的联盟 1917-1927 浮出历史地表的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诞生于“五四”这个空前自由和开放的时代。 此时，男性新文化先驱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奔走呐喊，以激进的反传统的“弑父”姿态呼唤同盟。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视角，即这批女作家是作为与逆子贰臣们并肩而立的“逆女”而登场。 她们在反传统的呐喊中睁开双眼，却面对着一个瑰丽却模糊不清的前景，在她们的脚边摆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我们所熟知的“祥林嫂”——在男性作家笔下，受压迫的女性形象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借“女性的尸首”作为审判旧社会的罪证，但她们内在的隐秘经验隐而未显。  在五四时代，老旧中国妇女是一个经过删削的形象，而且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她们必须首先承担“死者”的功能，以便作者可以指控和审判，图为电影《祝福》 (1956)中的祥林嫂。 另一具尸体是鲁迅笔下的子君——声称“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在涓生引导之后却不免死亡，宣告了一代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局限。  涓生对子君的引导就像“五四”新文化先驱和五四女性关系的写照，图片为电影《伤逝》（1981）剧照。 在这个“壮怀激烈”的时代，“出走的娜拉”是新文化女性的全部标准，却被认定不是堕落便是回来。 面对不是答案的答案，五四女作家只能在文化的缝隙和松散之处，发出女性幽微的声音，譬如人生、情感、爱情、婚姻家庭、个性等等，这些声音大多与逆子们反封建的斗争合一。 本着一种弱者的自觉，像历史上的一切弱者群体一样，她们往往也易于接受一种更适合弱者利益的、不带侵犯性的信念或哲学来抵抗、削弱、控制乃至消除强者的侵犯性和权威，于是“爱”便成为女性意识充分觉醒之前的女作家们热衷的主题。 在冰心的笔下，爱成为解释世界的一重密码，这种密码重编男性统治的历史、世界。冯沅君直截了当地书写青年男女反礼教的旅行，大力讴歌慈母之爱而将父亲排除文本之外，实际上也无形中以爱来削弱阉割父亲或曰男性在文本中的统治力。  冰心的诗歌擅长通过母爱童心这一不涉及两性关系的方式表现父权之外的女儿的伊甸园，她的小说把母子爱扩展到人间爱，爱不再具有性别色彩，最终成为五四时期人道主义呼声的一部分。 庐隐的作品一如她的笔名和成名作《海滨故人》，塑造了一个反封建的女儿国的乌托邦，在这个大的时代命题之外，其中又常常蕴含着另一重对立——是要“走入婚姻”还是“游戏人间”，前者不过是重复子君的命运，后者更不过是想象性救赎，这种无地彷徨正是时代女性的真实写照。  对于出走的“娜拉”而言，婚姻和游戏人间都不是答案，这是五四意识形态的一个魔障，也是五四新女性的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死结。 于是，我们在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中常常看到一种困窘：女性的经验要求被文本化，而一旦她们进入文本，又消失于文本之中。 此外，也有一些女性主题涉及了女性群体的独有经验，但并未得到深入发掘。例如，凌叔华的《绮霞》讲述了已婚女性忙于做妻子而灵性堕落，于是毅然出走的故事，在娜拉故事的基础上讨论了家庭与事业的矛盾。 总体而言，五四女作家作品中的粗糙、幼稚，不仅是缺乏阅历，还缺乏足以表现这份阅历的话语准备和话语自觉。 02 孤勇的自我：在夹缝中走向成熟 1917-1927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出现了一个代表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恶的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蒋介石政府。 知识分子们满怀救世焦虑，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启发，推举并高扬“大众”这一意识形态。 “左联”五烈士：依次为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求实，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为了记念“左联”五烈士而写。 随着“大众之神”走向舞台的中心，伴随着对强暴政父的控诉和阉割，性别书写也被边缘化，女性作家往往被迫放弃自身的女性立场。 “五四”十年开放包容的“弑父”的文化为女性书写提供了空间和庇护，而这一次女性作家前所未有地陷入孤独，也正是这种异己感和孤独感，使得叛逆之女悄然成长为女人。 “局外人”的身份使得一些女作家继续坚持五四的批判传统，对商品性的都市生活和主导意识形态都保持距离，在她们的笔下既有着爱情、自由信念如何成为交易，也有着“五四”就发现了的大众的麻木冷漠。 这种疏离感和性别经验、性别觉醒紧密相关，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女性肉体意识的觉醒，例如《梦珂》的叙事者有着对都市色情动机和逻辑的洞察，而她笔下的梦珂虽然逃开了诱骗她情感的某一个表哥，却注定在男性世界的文明机器中沉沦。 书中指出，30年代女作家“看见”肉体是被动的醒觉而非自觉，这就像《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对肉体欲望既承认又否定的态度——在一个男性欲望主宰的色相世界里，女性欲望是否自发几乎无从辨别。 莎菲之所以在接受了凌吉士的吻之后又将他一脚踢开，就在于意识到这个欲望的虚假性，她拒绝色情市场上的浅薄“爱情”。 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走的是一条自我保护式的反抗之路，那是一种狂卷、冷傲、鄙弃世俗、厌恶庸俗的自我保护，是在意识形态盲区中坚持着不妥协的反抗。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女性确立了对男性的深刻怀疑，当逆女和逆子的同盟不再，女性学会了以一种不信任的、怀疑嘲讽的目光看待男女关系，也以此看待爱情、家庭和婚姻。 例如老作家凌淑华的一个题为《女人》的喜剧短篇，就微妙地刻画了一个知道丈夫有了外遇的妻子，如何精心策划一个戏剧场面，让那位不知情的第三者了解到受骗的处境，从而妻子赢得了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感情，而是为了实际利益即孩子和家庭。 央视电视剧《好事成双》改编自连载小说《双喜》，即讲述了一个知道丈夫有了外遇的妻子，如何让第三者醒悟并与之联手，最终夺得实际利益、重新回归职场并收获美好爱情的故事。 女性肉体意识的成长和觉醒的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也可见一斑，例如30年代新感觉派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作为男性欲望化的对象，而其中男性却大多感伤、落魄、自怜、失败，为都市新女性所抛弃和愚弄。 在这个时期，还诞生了女性中的大智勇者萧红，正是她特殊的作为男人从属物的屈辱的女性处境，使得她能在外族入侵的大时代前，依然洞察到历史的深沉的惰性，这是一种民族与女性共同的绝境，《呼兰河传》所书写的正是麻木国民性可悲可同情的一面，是以女性目光透视历史之后的大彻悟。 萧红与萧军 萧红与端木蕻良 从中学生活始，萧红经历了祖父去世、逼婚逃婚、受骗怀孕直至陷于哈市某旅馆顶楼面临被卖的绝境……1932年萧红在绝境中遇到萧军，他们相爱并同居。二萧的冲突和分手不全是情感冲突，萧红想要离开的是萧军所代表的“大男子主义”加“拟英雄”的小型男性社会。后来，萧红跟从端木蕻良，又一次遇人不淑，每遇风险总是端木的第一个放弃物。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女性的天空仍然是狭窄的，内在的缺陷是女性长期被命名和规训所导致的无意识，外在的束缚则是“社会革命”主导意识形态的制约，一旦她们汇入时代的主潮，也就失去了特殊的女性的视点和揭示力。 左：年轻时的丁玲 右：抗战时期的丁玲 03 直面的痛苦：昙花一现的清醒 1937-1949 现代中国的最后十年，存在着面貌各异的三大地域：国统区、根据地—解放区、沦陷区。 国统区最能体现民族内外危机的种种压力和张力，在官僚买办集团的统治下的人们经历着历史的无望和黑暗，国统区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暴露黑暗的创作，在这里“人性”“个性”“少年中国”尚且找不到出路，与之相伴而生的女性更无路可走。 解放区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其中文学作品大多以经济自主和恋爱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完满结局，然而这些故事大多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女性自己很少也不会使用自己的视点和语言，这是因为这种解放是通过强行消除差异的权力秩序达到的，因此这场未经触动性别这个字眼便实现的“妇女解放”其实并非性别解放。 《白毛女》的故事中，喜儿作为女性在情节中的功能始终相当于善与恶、英雄与恶棍之间争夺的价值客体，舞剧《白毛女》几经删改后，喜儿从一个受尽凌辱的母亲还归为等待拯救的处女，确立了“从父”的女儿的精神性别身份。图为电影《白毛女》（1950）海报。 而在侵略者淫威下度日的沦陷区文坛，却涌现出了一批成熟的女性文学作品，例如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才情的苏青和张爱玲。这或许是因为文化侵略着眼于民族国家，于是给个人、自我、爱情、两性等话题留下了话语空隙，女性的特殊命运又使得她们格外擅长表现那种生命的无着之感，正是无可回避的痛苦的真实，升华为她们艺术自我认识的清醒、豁达与美。 我们看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前人所未有的清醒，一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明白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打算，二是对自己目的的清醒，明白自己必须选择一个什么方式生存，并尽全力为此而斗争。于是张爱玲的爱情故事皆非写“情”，而是写男女双方的计谋之战。 《倾城之恋》重述了一个“倾国倾城”的故事，不是女人亡国而是毁城的战祸成全了流苏的幸福。与此同时，这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在这场游戏中女人单方面地绝望地铤而走险。图为电影《倾城之恋》 (2009)剧照。 在苏青的世界里，“新”女性例如怀青一旦为人妻母，为了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身份与地位，可以不惜凭借封建道德律条去中伤其他女人，以期保有自己的丈夫（而非爱情）。她始终要去“斗争”，借用同样在伤害着她的男权社会武器，甚至是为了她的男人去伤害其他女人。 张爱玲和苏青等女作家的文章表明，她们走出了“弱者”阶段，成长为没有任何软弱、牺牲，及需要拯救和等待施舍等附带意味的纯粹的女人，成长为有能力、有才智去以女人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女人。 她们比前两个十年的同性同行们更经常、更大胆、更深入地讨论自己及两性关系，不过，那种牢狱的自由也只能随牢狱一同毁灭。 留言区分享现代文学中你最欣赏的女性书写 点赞最高的3位读者将获赠此书 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作者： 孟悦 戴锦华 从女性主义立场重述现代女性创作脉络，深入阐释庐隐、冰心、丁玲、苏青、张爱玲等九位现代重要女作家。 -End- 观点资料参考：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点击名片 ⭐标关注我们▼女性主义是一种拯救性的力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