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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29年至1931年，在西伯利亚的两年中，东至赤塔，西 至秋明，西南至阿尔泰、阿拉木图、塔什干，北至托木斯克、呐里木 等，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山川河流，我都走到了，都很 熟，我热爱这片广袤的土地。也和当地群众，尤其是工人 我们 的基本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第二个妻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我的身边。 她叫阿丽娅，她有五六个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她们全家都是 铁路工人，分布在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铁路沿线，她和她的父母住 在阿琴斯科(小城市)火车站。我和她的父亲很熟。每逢因工作走 到那里，就住在他们家。 阿丽娅那时已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又是共产党员，可能择婿的条件高，尚无满意的对象。周围人就把她和我往一块儿撮合，他们(包括阿丽娅)都知道我国内有妻子、女 儿，不过他们不在乎。在一个我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问她意 下如何?她回答很痛快：“愿意”。我回到新西比尔斯克，随后阿丽 娅提着个箱子也来到了。我很惊讶——这么简单?阿丽娅说：“这很好，要分开的时候也很简单。” 阿丽娅是俄罗斯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她没有俄罗斯人那种 孤傲之癖，倒颇有东方女性的特点，温柔而善解人意。是东方水土 养育的结果?也未可知。她由对我的爱而爱及中国，谁要敢说中国一个“不”字，她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直到对方认错为止。 对我的工作，她从不过问，她认为那是党的机密，不应该知道 的，就不应该问。我1931年想回国未能如愿，又回到新西比尔斯克可她模模糊糊知道一点，但她从来没问过我，离开时没有问，回来也没有问。 （编者注：师哲这种做法——离开阿丽娅回国意味着今生不再相见，也没有透露一点消息给她。让我想到捷尔任斯基【格贝乌创建人】的一句话：无情——就是最大的忠诚！） 我爱吃辣椒，他们俄罗斯人不吃辣椒，每当做辣椒时，阿丽娅都要忍受涕泪交流之苦，但她还是让我满足。 这样的妻子，谁能不爱她!但是我要割爱回国，一方面如前所述，急于参加国内斗争，另一方而，最恼火的是党籍问题。 前文说到在莫斯科军校过着双重的组织生活，“后患无穷”,在 这里就显露出来了。苏共党员有党证，无论走到哪里，凭党证就能 得到承认。而中共党员没有党证，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是凭 介绍信转关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把中共党员的名单往这 里、那里一转，没事了。 我们的关系怎么办?没人管。我从军校调到西伯利亚，有人调，组织关系却没人管，关系不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不管；苏联人从来没有“转关系”这一说，也不管，于是我在正常调动中中断了党的关系。虽然经过上级的口头证实，我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仍照常缴纳党费，但因没有必要的证件，实际上是不承认我这个党员的。于是我打算到国内解决党籍问题，这是我迫切回国的又一原因。 未能回国，再次来到西伯利亚，只好重新入党，被接收为苏共候补党员，拿的是候补党员证。这个候补党员证我一直拿到1940 年回国时。没有转正的原因有二：一是我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正式 党员，转什么正?早晚中国党会给我以公正解决的；二是苏联的排外情绪日甚一 日，他们也在重重设障，不让我这个中国人进入。 我返回时的西伯利亚，和全苏联一样，贫困之极。我所经历的 苏联经济状况，简单地说是这样：1927年中，实行“新经济政策”, 国营商店只在法定工作日营业，星期日和节假日则由私营商店营 业，国营商店休息。 但没实行几天，同年秋季，就在各大城市取消 资本主义私营企业，首先是私营商业，只保留私营企业中较重要的工业企业。后来到了1935～1937年间，除外国经营的工业以外，全部私营企业没收为国有了。而私营企业主也很“赞成”,因为他们经营太困难了，原料、动力等均无保证。 此时，我们和全苏联一样，是配给食品，吃不饱。回到延安后，同毛泽东闲聊时，说到这时的艰难，而人民仍对未来充满信心，干劲十足，共渡难关。毛泽东听了说“好，气可鼓而不可泄”! 那时人们是真正的为国分忧，把一切金银饰物都献了出来。我仅有的两个银币也交了。有时也带有强迫性。 一位老太太把金子藏在耶稣像的后面，我和内务部的人去动员老太太拿出来，老太太说没有。内务部那人就跪在耶稣像前，“听耶稣怎么说”,然后站起来说：“耶稣说了：在他的身后有金子。”于是搬开耶稣像，发现了金子，老太太只好交出。 我在基辅养的那一身肉不知哪里去了，瘦得皮包骨，医生给我 检查身体，说我像榛鸡(又名松鸡)。有阿丽娅陪我忍饥挨饿，同舟 共济。困难时有知心人共同承担，困难就减轻了一半；幸福时有知心人同享，就是双倍的幸福，我的确感受到了。 我返回新西比尔斯克后，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安排越境到苏联的中国人和亚洲各国的人，而主要是中国人。 我的工作非常紧张，有时几天不回家，有时半夜到家，妻已睡熟，而次日她上班时，我还在沉睡，我们时常只能以文字交流。阿丽娅管理档案，不仅准时上班，而且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谁也别想在使用档案上享受特权，得到通融。 1934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叫黛霞(Taiccg Muxaiino HaKapxnan),1937年又有了一个儿子，名易哥(Nropb Mrxaiano Kapckni)。 养育子女的事务，也只好由阿丽娅独自承担。 同间谍斗争 新西伯利亚格贝乌的副部长级第三局局长纳乌伊奥盖伊斯 基，拉脱维亚人，他以交流经验和启发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处理的 外国间谍案，百分之九十都是间谍嫌疑案。真正的间谍，我们破获 得十分有限。真正的间谍，大多有公开职业、合法身份作掩护，他 们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他的这番话是坦率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在西伯利亚的各国领事馆，就是主要的情报机构。 日本驻西伯利亚的领事馆，就经常住着四五个情报专家。他 们有着高超的获取情报的本领和研究情报的技巧。他们获取情报 的范围并不局限在西伯利亚，他们住在西伯利亚，但间谍触角一直 延伸到外蒙、阿尔泰、新疆、哈萨克斯坦等地。他们的方法主要是 研究报刊和实地调查两种。他们广泛收集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在细密的研究中获取情报。 他们的实地调查，可以说很执著，也可以说很野蛮，到了不择 手段，不要面皮的程度。他们只要看到一个工厂，就要打听是什么 性质的工厂，一旦知道了性质，又追问它的规模和具体产品。在我们的深入工作下，人民群众反间谍意识很强，他们一般得不到具体的回答。 这又使我想起：中日关系刚刚实现正常化以后，有一次日 本记者到我们一个钢铁企业采访，我们有一项新技术在应用，记者参观了，访问了，于是日本很快就用上了这一技术。 记得在西伯利亚，有一次日本人不向苏联在新西比尔斯克的外事代办处打招呼，就偷偷从新西比尔斯克出发，到一个地方去调 查。但他的行动，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以内，做好了“欢迎”他的准备。 我们一方面派人盯梢；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命令通往该地火车站的一切车辆停开。日本人下了火车，找不到一辆汽车，连马车也没有。他住在旅馆，第二天依然如此，而且旅馆里的饭也不好，服务员对他的态度也不好，但他仍然耐心地等待。盯梢人员却不耐烦了，便上前问他：“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回去?”他才灰溜溜返回新西比尔斯克。 德国驻新西比尔斯克的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一样搞情报，但 他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方法比日本人还要高明得多，搜集到的情报 也远比日本人的更有价值。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就说过：“德国不仅知道俄国沙皇有多少兵员，而且知道沙皇的每个士兵身上有几个虱子”。这当然是一种幽默，但是，认真、准确、严谨，确实是德国民族的特性， 一贯的作风! 土耳其在新西比尔斯克只有一个小小的商业机构，业务很少，实际上是英国的情报机构。我们都知道，只是加以防范就是了。 各国在苏联境内搜集情报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苏 联社会动向、政治动态、外交政策以及军事、经济建设的情况等；二 是了解他们本国的革命者在苏联的活动、同国内的联系、对国内的 影响，以及苏联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政策和使用方式等。主要是防止革命影响到他们国内，日本、德国尤甚。 领事馆的正常任务，是管理本国侨民，办理本国侨务。日本和 德国东西伯利亚的侨民并不多，聊聊可数，却还设有领事馆，主要 是搞情报，而中国人在那里一般是七八十万人，多时达百万以上。 1932年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南京政府也在新西比尔斯克设 立了领事馆，中国政府也怕老百姓闹革命，那么中国的领事馆干些什么呢? 第一任领事，就是前文提到的李芳，他曾给鲍罗廷和孙中山担任过翻译。领事馆设在新西比尔斯克的工人街，是一栋三层小楼， 楼后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开阔地，楼前有个小庭院。小楼周围有数 十棵参天大树，遮天蔽日，非三五年所能长成，环境优美。可是该 领事馆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财务时，竟说他们花钱栽了这些树， 要求报销。 李芳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很想做一些有益于中苏关系的事，但在南京政府尚未决心抗日之前，只能在表面上做些联苏的事情，起不到实质的作用。而政府官员无一例外地时时、事事、处处在设法弄钱，为此常常窝里斗，吵得不可开交，对正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也正是对他自己的写照。也许在全面腐败的情况下，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之故吧。 在这个前提下，表现出来的工作方法是笨拙。譬如别的外交官请人吃饭都是有目的的，在餐桌上千方百计绕着弯子也要把想知道的事情掏出来。而国民党外交官请客，就是吃饭，别无它事，甚至还会被对方所利用。这与其说是工作方法“笨拙”,毋庸说是“顾不上正事”更为确切。 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人，1928 年以后，人数锐减，其原因：一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取缔小商小 贩和私人企业，消灭富农经济；二是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对中 国人从业加以各种限制，使他们难以立足，纷纷返回国内。到 1931、1932年时，全苏联华侨比多的时候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1932年日本占领了北满，苏联同东北的交通就完全断绝了。 中苏边防的演变大概是这样：1928年之前，中苏边界是不设 防的，完全开放，自东到西，绵亘数千里的边境，都是如此。哨所、 关卡象征性的有那么几个。过往行人、越过边境，往来如梭，不需 要护照、身份证之类证件，因为无人检查，物品也随便携带，自由得 很。 特别是海参威一带的粮食、蔬菜、果品等，基本上靠中国人种 植。中国农民一手拿根棍子，另一只胳膊上搭个搭裢，成群结队地 渡过乌苏里江。通过苏联哨卡时，偶而遇到盘查，农民只要学会说“HerIoHMMaro”(我不明白),摆摆手也就过去了。 我曾遇到一位山东的农民，他从胶东半岛逃荒到东北，又穿越东三省到了苏联远东地区，然后一直走到西伯利亚中心地带，前后历经两年有余，只靠沿途给人打零工，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就行，像个苦行僧。 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越过边境不那么自由了，但只要有通行证、护照即可，手续也不麻烦。 “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这样苏联同 东北之间已不是中苏关系，而是日苏关系了。因而，边界更紧张 了。从双城子到满洲里一线，双方都加强了防范，戒备森严，进行 封锁。进而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凡未经官方正式允准，并有官方证件而进入对方境内者，一律予以治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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