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赤坎文史》第五、六、七、八辑的精选文章转载及赠书活动之后，本号即将开启新一轮的福利放送。11月起，本号将陆续转载《赤坎文史》第九辑部分文章，欢迎读者留言评论。我们将根据评论内容和点赞数，择优向五位读者赠阅《赤坎文史》壹本。获赠名单和邮寄方式将在系列推送结束之后公布，在此感谢赤坎区政协及编者谭启滔先生对本活动的支持。 陈学森与培才学校陈学森，为广州湾公局长陈学谈的胞弟，遂溪旧制中学毕业，大中饭店店东，曾任广州湾赈灾会委员。陈学谈所办诸多事业都得其襄助，教育事业即属其一，于1937年与广州湾各界名流捐资创办培才小学，陈学森出任校董事长。培才学校成立以来，建树颇多，离不开陈学森积极承担作为董事长的责任。 既往研究在论述培才的创校缘由时，大多认为广州湾时期法国当局实施殖民教育和愚民政策，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寥寥，普通人家的子女难以有入学的机会，又值抗战爆发，大量难民涌入广州湾，更刺激这一需要，因此当时的社会名流陈学谈、陈学森、许爱周等人于1937年秋集资兴办“广州湾赤坎私立培才小学校”。以上说法揭示了培才创校的背景，但其当时素有“贵族学校”之称，就读学生多是名流之后，学费也价格不菲，非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因此该说法与事实有抵牾之处。沈紫音在其硕士论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中的慈善目的不在消除贫困，而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当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时，因地方政府无力组织，商、绅阶层上台主持救济事务，在法租地广州湾则表现为广州湾商会和赤坎公局的实权人物利用慈善特别是教育作为确立社会地位的手段，因此“这所学校（培才）的创办是为广州湾各界名流培养继承家业的接班人，他们自然会贡献出最好的资源以培育后代”。笔者在翻阅培才学校的学生档案时，发现陈学谈之子陈福来与许爱周之子许晋强均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夏毕业于培才小学，同年秋入读培才中学初一甲班，则1937年培才小学创办之时恰是他们应读一二年级之时，1942年培才初中创办之时恰是他们升初一之时。加之抗战爆发后，日本对华经济封锁区域不包括第三国之租界地，广州湾成为战争的避风港，大量难民涌入，其中有不少华南各地的优秀教师，此时办校可谓地利人和。 培才小学创办之始，只收一至五年级学生，租赁高州街11号高州会馆为办学地点。1939年夏，第一届小学生毕业，随即于秋季增办初中，招初一年级生1班，随后两年增招生各一班，校址仍设于高州会馆。1942年夏，第一届初中生毕业，随即又增招初中生2班，并开办高中，招高一年级生2班，扩充至完全高中。培才小学增办初中后，初中部名“广州湾赤坎私立培才初级中学”，小学改名为“广州湾赤坎私立培才初级中学附属小学”；增办高中后，改名“广州湾私立培才中学”；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广州湾回归祖国，改设湛江市，学校改称“湛江市私立培才中学”，1952年并入湛江市第一中学。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3年10月19日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由私人或团体设立之学校的开办、变更及停办，须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准，校名必须冠以“私立”二字。私立学校须先组织校董会，为学校设立者之代表，负经营之全责，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设立、立案，须开具以下事项：名称、会址、资产或资金或其他收入之详细项目及校董姓名、籍贯、职业、住址等。再以校董会名义，为学校申请立案。培才小学设立之初，没有立即呈广东教育厅立案，而是设立初中后，才成立校董会依次开始小学、初中、高中的立案进程。但租借地学校于1942年5月改属侨务委员会管辖，于是小学、中学部又重新向侨委会申请立案。现湛江档案馆即藏有培才立案用表，虽不十分完整，但亦可从中一窥其发展情况。 据之，培才小学和培才中学成立之初的校董主要有陈学森、许歧伯、陈翰华、梁伯纲、梁日新、霍子常、张明西、陈学谈等人，学界人士较少，商界人士尤多。因此培才的办学资金得到充分保障，主要有陈学森、陈学谈、霍子常3位三有公司的经营者利用其财力垫款和助款，其他校董利用其社会资源筹款。关于学校事务，陈学森为董事长，由全体校董互推产生，负主要责任；其他校董各司其职，陈学谈主财务，梁日新帮理财务，梁伯纲任会计，陈澄甫、张明西主稽误，林惠中主文牍，霍子常帮理文牍。  陈学森 此外，校董会在财务方面具有筹划经费，审核预算及决算，保管基金，监察财务等职权。因此在学校创办及改办之时，以陈学森为首的校董会捐资购房租赁、收取房租，投资金融、收取息金，加以学杂费等，不足之处再由校董筹款补足，以保证有确定的资产和其他确实收入维持学校常年运作。其中，陈学森出资最多，还与陈学谈等斥资国币400多万元在赤坎西南郊鸡岭新建校舍。 鸡岭校区于1942年1月动工，是年秋已大部落成，将初、高中迁入开学。陈学森除独资捐赠几百万之外，“式样之选择，材料之购置，工程之优劣”，均亲自监督实施。鸡岭新校区建筑设备非常齐全，分为：学习场所——图书室、阅报室、实验室礼堂各1间，教室12间；办公场所——办公室、教员预备室、医药室、应接室、仪器标本室各1间；生活场所——学生宿舍2列，厕所、储藏室各1间，膳堂、浴室、厨房各2间；体育场所——体育器械室、体育馆、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棒球场、乒乓球场各1个；劳作工场——工场、农场、合作社、家政实习室各1个。全校面积共21087平方公尺。其他教具、用具及仪器标本、物理、化学、体育、卫生等器具，均经按照中学标准陆续购置设备完全。1942年搬进后，新校区的建筑工程仍在继续，此后仍有新设施。 1927年在安铺出生的陈翼，1943年9月来到赤坎求学，在培才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尽管校外局势动荡，校内却是庇护着他的“世外桃源”。通过他的口述，培才学校不只是一张标注着各种设施的“平面图”，而是他确实的“生活空间”： 学校的设备是一流的。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音乐室，化学物品比如磷、硫酸、盐酸都有专门保管。培才当时有两部钢琴，一部在音乐室，一部钢琴在礼堂，每星期一周会弹奏。音乐老师郑秋英弹钢琴很厉害，他是武汉大学的钢琴演奏家。虽然体育室不大，但是单杠、双杠、跳箱、拳击、木马都齐备，还有篮、排、族、垒等球类在外面运动场，外面有围墙，里面有沙地和400码的黄泥跑道等。 大楼在前面，后面两边有课室，一边四间课室，另外一边两间课室。大楼地面是办公室，二楼基本是老师住的，还有乐队的练习室和器材室。一般每天早上七点钟做早操，之后有不到一小时自己安排，我们乐队不做操，在音乐室练习乐器。一般上午的练习不是很多或很复杂，因为要上主要的科目，就不敢消耗太多精神。下午课外活动多一些，学校规定每个人放学之前都要参加活动，可以参加田径或球类练习。 学生宿舍有饭堂和小卖部，还有劳作室，老师吴海秋是海南来的，五金电器和土木农业都会。教我们做五金，焊铁片和打铁；教我们做木工，刨和锯木板，做笔盒和书桌；教我们做模具，捏泥公仔。每个班在运动场后面都有一块作物地，让我们种植，每季度的作物都不同，每学期评分一次。 只有少数外地学生住宿，但体育室要有人管器材，我和陈学谈的外孙吴华英是同班同学，一起住在体育室的房间。下课同学要借器材做体育活动，我们就做登记。比如网球、羽毛球、棒球、篮球和足球。当时没什么人打垒球，只有我们学校才有。比赛分两队，打分数走垒，有四个垒，看谁的分数高就是谁赢。   培才中学校景 总而言之，陈学森既为培才学校的主要设立者，又出任校董事长，对学校之经营负全责，以其为首的校董会主要负责财务和办理立案等事项，但关于学校行政事务，校董会不得直接干预，而由其选聘校长负全责。 陈玉燕，为陈学森之女。曾任海康县立女子小学与培才小学级任，1937年8月，陈学森将其送至上海大夏大学就读教育学，1941年1月毕业后返回广州湾，于2月就任培才小学、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陈玉燕继续担任培才中学校长，辞去小学校长职务，由其先生林寿彭接任。  陈玉燕 虽然教育部有令主持全校校务，聘任教职员，编制预算和决算等为校长之职权，校董会不得直接干预，校董对于校务之兴革有所建议时，应提出于校董会议议决，再交由校长酌量处理。但考虑到董事长陈学森和校长陈玉燕的父女关系，以及陈学森的经济实力地位，在校务具体实践层面，应会省略许多程序步骤。如选聘教职员，“各地沦陷后，一些有名教师走难来广州湾，培才中学的董事长陈学森和校长陈玉燕知道他们的名望，就聘请他们来学校教书......他高薪聘请知识分子当老师，对老师生活上很关照，有什么市面上缺少的好东西，他一定找来送给每位老师，让老师生活上不忧愁，安心教书。”因此当时的培才中学名师云集，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硕士王乃春任教务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士何世明任训育主任、原岭南大学附中国文系主任戴南冠任级任。其中著名音乐家、作曲家黄友棣于1945年初也被延聘到培才学校，陈学森在校舍三楼另辟一间大房安置他，没人打扰，也不安排教学任务，让他可以安心指导音乐，组织合唱团和作曲。因此黄友棣在他晚年的回忆中也多次感恩陈学森对他的礼遇、帮助与诸多照顾。由此可见，陈学森的礼贤下士也是培才师资一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学森惜才爱才不仅是对老师，他同样关注照顾有才华的贫苦学生。1923年出生的王曦是抗战时期从澳门跟着艺联剧团到广州湾，在百乐殿上演了很多场戏，大受欢迎。当时培才中学想筹款，王曦帮培才中学在百乐殿搞筹款演出，大获成功，于是陈学森邀请王曦到培才读高中，进入一社。他热心参加学校各种活动，话剧、音乐、演出、体育、出壁报、学生自治会全都参与，搞出很多成绩。虽然学习很差，但因为学校赏识，所以并无留级，而且在培才读书费用全部是学校供给，不用自己出一点钱。王曦回忆：“陈学森董事长简直把我当儿子一样，很喜爱我......过年过节陈学森董事长都给利是，请我吃大餐，每一次吃饭他都叫我坐在他身边。他有免费的餐券，一大叠一大叠地给我去他的大中大酒店吃饭。”能获此殊荣是因为王曦几乎称得上全能型的艺术人才，他同时还在培才最著名的银乐队里吹低音喇叭，当时各种盛会银乐队都会参加，在各大酒店演出，南华酒店有一个角落差不多是为银乐队而设。 银乐队最初的器材基础来自爱国将领张炎，因为他在梅菉办抗日武装，组织学生军。1942年他们开拔抗日，学生军的大件乐器喇叭和大贝斯带不走，就送给培才中学。后来陈学森又托人从香港添置很多乐器，特别是高音的小件乐器。此后，乐队共计有40多件乐器。乐队大概是1943年正式组建，总教练是香港皇家乐队的教练李广深，教授五线谱和合奏。陈翼于1944年下半年申请去乐队，刚开始是见习，还不能拿乐器，就好像徒弟跟着师傅那样跟着同学学习，直到1946年才成为正式队员。乐队到外面巡游都是演奏进行曲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双鹰旗下》。1945年抗战胜利游行中，乐队打头阵。陈翼回忆“陈学森对我们乐队很优惠的，每逢出去参加演出，他都请我们去南华大酒店或宝石酒店吃西餐，如果在西营就去京华酒店。” 此外还有合唱团与之配合，最初是郑秋英组织，陈学森聘请黄友棣后，由黄友棣来接手指导，为乐队与合唱团编作了很多乐曲，其中就包括校歌《培才颂》，由戴南冠填词。每周一开周会时，都会先唱三民主义国歌，老师校长训话后，结尾再唱培才校歌。每逢唱歌，都由乐队引唱做前奏。胜利之后合唱团到社会公开演出，首先是在太平戏院演出儿童舞剧《还我河山》，这部剧由黄友棣编排，乐队陪衬演奏。除此之外，培才的游泳、太极拳、球类运动、歌咏、戏剧等，在广州湾都享有盛誉，都是在陈学森支持倡导之下的收获，因他对于教育，主张平均发展，提倡德智体群美“五育并进”。    培才中学合唱团合影 在社会事业上，陈学森也有极大的贡献，尤其是提高文化水准和引起民众体育兴趣，如参与发起水上运动会，组织南方体育会，建筑赤坎游泳棚，以及筹办平民义学。1943年夏，学治会拟为筹办平民义学，发起演剧筹款。陈学森一方面有意救济失学青年，一方面想培养学生办事的能力，所以大加赞助，亲自出马，租戏院，借道具，推销戏券等。在他领导下，结果圆满，义学办理成绩喜人。1937年出生的何均发，小学一至三年级就是就读于这个培才学生开办的夜校，课本都是免费的。 因此在学生心里，陈学森不是那种“衣则裘锦轻温，食则山珍海味，住则楼厦巍峨，行则汽车驰骋”的有钱佬，而是“身着黑胶绸唐装，足登平民化鞋，态度从容，行路蹒跚，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庞上，带几分严肃可敬的姿态，他不惜寒暄，不修边幅，不善辞令，不工心计”的形象。他“相见以诚”，“言而有信”，“克勤克俭”，“公而忘私”，“仁人爱物”的精神，深受学生爱戴与敬服。甚至乎，培才中学与董事长，已经溶于一炉，培才就是董事长，董事长就是培才。陈学森非但是培才学校物质建设的基础，而他的精神也已化作培才的教育方针与做人楷范。 总体而言，以陈学森为代表的校董会创办的培才学校师资优秀，设施一流，课程完备，活动丰富，他们也是尽己所能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使得培才校友至今不忘他们种下的“恩果”。但同时也要注意，出资最多的三位校董陈学谈、陈学森、霍子常均为三有公司经营者，使得他们自身的“角色”更加多样，既是罪恶贪婪、为祸甚多的鸦片走私贩子，又是热心教育、建树颇多的学校董事，陈学森更是一跃成为学生心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做人楷范。这种形象的转变，体现出慈善事业对于地方实权人物稳固地位的作用。 本文选自《赤坎文历》第九辑，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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