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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点点 抗大 1935年长征结束后，父亲到达陕北。不久调到“红军大学”，被任命为“红大”教育长。 “红大随中央领导机关移驻保安后，主席确定“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少而精”，为“红大，的教学方针，主席并亲自为“红大”高级干部讲课，第一课就是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内容就是现在毛选中的那篇著作。这一课前后讲了许多次。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中央决定我随同总理(即周恩来)去西安搞统战工作，同去的还有杜理卿(即许建国)、童小鹏、龙飞虎等人。我们同总理是在延安坐飞机去的，以后去的还有博古、叶剑英、张纯清等。 在西安，我同总理一起见过张学良、杨虎城。我先做总理的联络副官，随后东北军成立政治部，我被派到那个政治部当民运科长。在那里我的工作就是向东北军当时的政工干部介绍一些我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群众工作的经验。”（罗瑞卿回忆） 关子那一段生溉，当时在东北军里工作的吕正操同志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 我第一次见到罗瑞卿同志，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当时，我和东北军张学良身边的服务人员同住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侯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巨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处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西安事变中的经历，父亲曾与王炳南、吕正操同志合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其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父亲回到延安的时候，“红大”已改名为抗大，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从那时起到1939年的夏天，父亲一直是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大，是一所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大高涨时应运而生、而后又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学，它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国外都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就是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知道杭大的名字，更不要说那些在抗大学习和生活过的人了。他们每每提及自己亲爱的母校都会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把那一段经历视为自己生活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时期。 抗大培育出来的不是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它的毕业生们对干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是更宝贵的人材。他们是一群勇敢、坚强，为国家为民族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好汉，是一群满腔热情、信仰坚定、有知识、有文化的抗日专门家，是一群承担着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的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日军政大学在办校期间共培养出十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千部，特别是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到1939年，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日益发展壮大，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扰日英雄，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军队。抗日军政大学在这时进入了鼎盛时期。 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在国恨家仇的激发下纷纷投奔延安，投奔抗大。他们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到延安。一时向，通往延安的天路小路上竟出现了络绎不绝的人流。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学员。于1939年1月份开学的抗大第五期学员总数竟然达到了13390人。许多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父亲曾在这一届开学典礼上激动地说:“我们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我们不怕敌人的反对，我们抗大的事业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的，抗大今天的发展壮大就是证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父亲这鲜明生动的语言，当时就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全场掌声雷动，在以后的时间里也使许多人久久不能忘怀。 梁速征同志是当年抗大的文工团员。下面是她和我讲过的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去找罗副校长。他那窑洞的门谁都认得，敲一敲，就进去了。我是陕西人，跑到延安参加抗大，就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可是一来就要我参加文工团，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要想唱歌跳舞演戏，我在家里也能行，何必千辛万苦地饱到延安来呢?这种想法现在想起来多么幼稚啊。但是当时足以使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和我情况相同的女娃一块去找罗副校长。一进门儿，我们就委委屈夙把一肚子话都倒出来了。罗副校长听完我们的话，就若无其事地和我们拉家常。他的话很有意思，内容今天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热热闹闹谈了半天。最后，他问我们，怎么样?这回想通了吧？我一愣，可又一想，可不是通了，真的通了。该讲的道理，他刚才在家常话里都已经讲了啊. 我是陕西人，口音很重户有一回上台演戏!我说什么也不干。导演说，给你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我勉强答应了。这句台词是'我拉着毛驴回家去’。我在背地里把这句话不知念了多少遍。陕西人把'我’总念成'饿’，我下功夫也主要在这个'我’字上。谁知道那天。一上台，我看到台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毛主席也来了，那时候我们抗大文工团演戏，中央首长常常来的，心里一害怕，开口就把台词念成'饿拉着毛驴回家去。’台底下笑成一片。我回到后台就哭。罗副校长散戏后来看我们，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当着大家说:'要我看嘛，第一次上合演成这样子就不错。”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不仅因为罗副校长没有架子，那时候的领导有架子的人很少，连毛主席都没有架子，还因为罗副校长懂得我们，他说的话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入情入理，他的话又总那么生动，听了以后就难忘记。” .......... 1939年中央决定，抗大和陕北公学移驻晋东南。这个决定是由于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边区严重的财政困难。物资匾乏，粮食奇缺，此外，反动派的封锁也使广大沦陷区和蒋管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难以投奔延安。 这是一文五千多人的庞大队伍。要走过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五个县的广大地区。学员们虽然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但仍然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要带领这样一支队伍穿过敌后日伪军炮楼林立的地区，通过日伪武装严密封锁的铁路，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父亲那时是这支临时使用.路军第五纵队”番一s的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至今还有人记得起父亲如何站立在同蒲路上，在暗夜和寒风中轻轻嘱咐大家跟上队伍，不要跌交;记得起他如何一把又一把地搀抉那些脚步不稳的同志。他相信，他的轻声叮泞、他的搀扶和他出现在同蒲路上，能使他的年轻的部下更好地完成这个艰苦的行军，完成这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二千五百余里的小长征。 在我们兄妹很小的时候，小到还不能完全懂得那歌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都能够很清楚地唱那首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白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不用说，这自然是受了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反复诵唱的影响。他们两人特别偏爱这首歌，不仅仅因为太行山曾是八路军总部驻扎得最久的地方，太行山是朱老总、彭德怀、左权等著名抗日英雄浴血奋战的地方，不仅仅因为太行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伟大坚强的斗争精神，更因为，太行山是爸爸妈妈亲密结合的见证，他们在这里真正找到自己生命中纵情高唱的自由之神。 妈妈出生在漳河边上。她的父亲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富裕的、信奉耶稣教的乡绅。妈妈是长女，也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受到教育的女性。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正在开封女子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正在建造着自己个性解放，将来做一名洁身自好的女教师的理想之塔。抗日的烽火惊醒了她的梦。这个常常考第一名的女学生，终于在一天晚上跟自己的家人和一直被她热爱的学校不告而别，和几个与她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还有一个也许是共产党员的“老大哥”奔向延安。到了延安.这个声称自己别的都坚决不干，只要求上前线打日本的女学生被心满意足地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那时候，父亲是抗大的副校长，但他们并不相识。在妈妈眼里，父亲是一位严肃、能干的校领导，是多少有点令人敬一畏，又有点神秘的“老革命”。 在父亲的眼里呢了妈妈只不过是抗大众多的年轻又热情的女学员中的一个。 可是，太行山使他们再次相遇了。 父亲在延安经历了两次颇不愉快的感情生活。到大行山的那一年，1941年，他已经34岁了，妈妈那一年18岁。相遇一一相识—相爱的过程很自然地，像太行山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地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经以心相许，便心心相印。 父亲这样回忆了他和妈妈的经厉: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盯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 妈妈回忆起当年的事，这样对我说:“我和你爸爸结婚是春天。4月份，已经开始春耕了。我们住在一幢二层的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房子里，结婚的那一天，我们俩站在那小楼上，太阳温和又明亮。刚刚下过雨，新翻的泥土经太阳一晒，发出一阵阵说不出的清香味。那天我才知道，泥土真的是香的，那感妥涅刻极了，到今夭也忘不了。” 太行山的春天，一直是这么美好地保留在爸爸妈妈的记忆中。在此后的岁月里，妈妈不仅是爸爸亲爱的妻子，更是他始终如一的心灵的朋友。爱情和友谊各有它们的伟大之处，爱情如果加上友谊便几乎是尽善尽美了吧。起码在爸爸妈妈的心目里，他们的结合是美满无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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