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留下来的都有谁？项英没想到自己也要留下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一、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其目的是为确保红军顺利进行战略转移，必须有人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随时准备牺牲的重任。而这一次，中央决定由项英临危受命，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与时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率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红军共1.6万人保卫中央苏区，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

当博古、李德把中央的这个决定告诉项英时，项英根本没有想到。当时身为中央军委代副主席的项英，已经知道红军即将战略转移，所以他也正在为转移进行准备。虽然当时谁走、谁留、何时走等都是极小范围内的秘密，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才知道，可项英也没想到留下来的人会是自己。

博古只用了一句话，便让项英理解了中央的决定：'你在苏区的斗争经验丰富，留下来最合适了。别人我们也不放心。'

面对中央的信任，项英没有多说什么。虽然他也知道留下来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和危险，但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生死存亡之际，他怎么可能和组织讨价还价，计较个人的得失呢？

按照相关资料的记载，当时的中央在确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的时候，并不是由基层党委进行负责，而是“各有分工”的。比如由省委进行管辖的干部，由中央决定其去留；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则是由“三人团”负责审议其去留问题。因此，这便使得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不可避免地携带上了一些感情色彩跟政治色彩。

据一些史料记载，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的时候，博古跟李德甚至有意避开了周恩来，这意味着去留人员是由博古和李德做主的，其他人都无权干涉。

因此在决定谁走谁留时，博古等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烈的宗派倾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大多都被他们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刘伯坚等人。

四十年代，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写了《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一文，就中央苏区留人问题作了说明：“中央苏区撤退时，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认识不足，以至于各级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陈潭秋、宣传瞿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要负责任的。但我要申明的即这批人留下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

客观来说，博古的这段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长征开始时，博古想到的最多就是和二六军团汇合，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走法的，更不知道会一路走到延安。在他的想法中，留守苏区固然危险，但不代表就是送死。

二、

在博古和李德制定的留守名单上，起初还有毛泽东的名字。

从宁都会议开始，直到遵义会议的三年中，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一个时期。当时的中央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被错误地解除了军队的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些虚职。

多年后，毛泽东谈起这段低谷期时，依旧耿耿于怀：“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宁都会议后）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享有很高的威望，应该随军出发。博古这才将毛泽东的名字列入了长征的名单之中。

在留守苏区的人员中，瞿秋白曾经是党的领导核心之一。只不过当时的他也受到不公正对待，早已被排除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外，被任命为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部长。

被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曾经回忆说，在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石联星正在三军团慰问演出。她发现三军团的战士都在忙着打草鞋，还以为是要打大仗了。

回到瑞金后，石联星和一些演员找到瞿秋白，告诉了自己在三军团的所见，并询问瞿秋白是不是打仗了？瞿秋白对她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要走了，党中央要走了。”

听说红军要走，石联星忍不住哭了起来。瞿秋白平静地劝慰她们。“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当时的石联星并不知道，瞿秋白已经知道自己不能跟随中央转移，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对于让瞿秋白留下来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徐特立、张闻天等人都曾找到博古，提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都被博古拒绝了。博古的理由是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

红军长征前，瞿秋白把自己平时骑的那匹战马送给了徐特立，又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了冯雪峰。如今这件长衫被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成为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分别之际，瞿秋白对徐特立说：“你们走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长征开始后，瞿秋白于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一次突围战中，落入了敌人之手。1935年6月18日晨，瞿秋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

三、

被留在苏区的除了瞿秋白外，还有三员虎将，他们便是红十军团的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和寻淮洲。

1934年7月，中央派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与赣东北苏区红十军会师，成立红十军团，担任抗日先遣队任务。

红十军团从赣东南向皖南进军，让蒋介石大为震惊，马上调集重兵堵截。结果，红十军团在谭家桥中了敌人的埋伏，寻淮洲壮烈牺牲，刘畴西与方志敏先后落入敌手，仅参谋长粟裕率800余人成功突围后退回赣东北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队伍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寻淮洲临终时，留下一句遗言：“不能直接战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而死于日帝走狗汉奸秦桧蒋介石手下，是最痛心的。”

落入敌手后，任凭敌人的威逼、拷打、劝降，方志敏和刘畴西始终坚贞不屈，于1935年8月6日被枪杀于南昌市百花洲。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被博古留在了中央苏区。1935年4月25日下午，毛泽覃率领部分游击队员来到瑞金县一个名叫“黄田坑”的村子，不料却在这里遇见了敌人。毛泽覃命令队员们撤往后山，自己则端着枪掩护。战斗中，毛泽覃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年仅30岁。

除了上述几人外，在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的三年中，还有像何叔衡、贺昌、万永诚、古柏、阮啸仙这样一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都先后英勇牺牲了。

四、

按照中央的计划，主力红军长征后，让项英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上旬，当主力红军集结完毕，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项英遵照军委的部署，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并在多地阻击骚扰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南渡贡水突围西去。

直到1934年11月，蒋介石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转移的消息，随即下令在中央苏区内构筑大量堡垒封锁线，对留守的红军全面清剿。国民党军队以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并企图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

当时留下来的红军将士们面临的局势有多困难，我们可以在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中看到个大概：“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陈老总的这首词没有丝毫夸张，完全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项英高度近视，还有夜盲症，在游击战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他和他手下的游击队员们终日穿行在山岭密林间，他们不敢停下来，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过夜，甚至不敢高声说话，尽力掩盖一切痕迹，因为敌人随时可能出现在两人面前。

项英曾告诉斯诺，打游击时，他晚上睡觉从不脱衣服，也不脱鞋，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倚着大树睡觉，没有大树就两人背靠背坐着睡。有石洞的地方，就在洞里过夜。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记得自己只有房子睡过不超过十天。

打游击时，断粮是常有的事。包括项英和陈毅在内，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甚至两三天也吃不上，吃树皮草根是常有的事，甚至“野菜和水煮”都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享受。

五、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项英依然坚定心中的信念，经常鼓励队员们：“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在不断恶化的斗争形势面前，项英在联系不上中央的情况下，于1935年在大余县召开了“长岭会议”，决定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策略。

在这次会议上，项英提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并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游击战争。

面对敌人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想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的企图，项英和陈毅在油山召开会议，起草了《九月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游击队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会后，项英指挥赣粤边特委，组织游击队和区县干部秘密进人白区的坪镇和大村庄，探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抓住国民党军对赣粤边地形不熟的弱点，避开敌军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向游击区外出击，袭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不少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后，项英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的性质，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了大片的游击区，一举扭转了南方游击战的形势。

“七七事变”后，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对于转变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打下了基础。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支点，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火种，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领导同志，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