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苜蓿，是一种多年生豆科植物，又称“紫花苜蓿”、“牧畜”、“三叶草”等,名目繁多。苜蓿既可大田种植，也可在田边、路旁、旷野、草原、河岸和沟谷等地呈半野生状态。其草质柔嫩，适口性好，是饲用价值最高的优良牧草。畜禽生长发育所需要的13种维生素中，苜蓿就含有10种，因而被称为“维生素饲料”，是牛马羊等草食性动物喜爱的重要优质饲草，有着“牧草之王”的美誉。
苜蓿，起源于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等地。是一种栽培历史最为古老，在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牧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朝廷派张骞出使西域，在乌弋、安息、大月氏、大宛等地见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带回大宛马和苜蓿种子，在京城长安的皇家苑囿内试种，用以饲喂名马良驹。《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当时将天子所乘之马称之为“天马”，常嘴嚼着苜蓿茎花而进出皇城内外，故有“天马常衔苜蓿花”之说。
后来，苜蓿的种植得到了不断扩展。到了唐朝，苜蓿的栽培更加普遍。诗人李商隐《茂陵》诗中有“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的诗句，说明当时的紫花苜蓿已进行了大田栽培。《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意思是当时交通驿站用的官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苜蓿地或苜蓿园作为饲料基地。元代制定了种植苜蓿的法令，要求各地“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元史·食货志》）明清时，列入《救荒本草》和《救荒简易书》，以备不时之需。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郝红暖，在《浅析明代安徽地区的马政及其环境影响》（《中国农史》2022年第6期）一文中记述：“检索明代安徽地区的地方志可见，苜蓿被列入地方物产目录之下的有凤阳、宿州、颍州、寿州、定远、天长、太平等，基本都是养马区域。”……
此言不虚。明代颍州旧志即有种植苜蓿的明确记载。整个明代，颍州（今阜阳市）全域建置有13处马厂（场）作为畜牧之地。明正德《颍州志》（卷之三，物产孳牧附）有“苜蓿，苗可食”的记载。可见，“苜蓿”不仅可作为孳牧饲料，而且可作预防荒年的重要食物资源。此后的明嘉靖十五年、二十六年《颍州志》均对“苜蓿”作了连续记载，说明苜蓿种植的重要作用。
早于明正德《颍州志》的明成化《中都志》（卷一·贡赋），在凤阳府“岁办”总数项下，有“苜蓿种子，九石三斗五升一合八勺”的记载。明代的所谓“岁办”（额办），即按照“贡办”制度地方官府每年向朝廷进贡土产物料。进贡如此数量的苜蓿种子，凤阳府自然要摊派到所属州县产地或经销地，颍州有着13处孳牧草场，当有种植苜蓿为牧草，有苜蓿种子的贡项。
紫花苜蓿作为家畜的重要饲草，无论是青草、干草还是青贮草料，皆有品质优良、适口性好的特点。此外，种植紫花苜蓿还可以改土肥田，提高后茬作物的产量品质；还可以保水保土、改善生态环境；用紫花苜蓿生产的草捆、草粉等草产品流通，是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有效手段。紫花苜蓿，还可以作为蜜源植物、蔬菜食品等等。
苜蓿常见开紫花的，也有开黄色花的，两者最早均属于牧草和绿肥植物，而它们的嫩尖苗叶均可食用。浙江、上海等地的蔬菜市场，多将黄花苜蓿称为“金花菜”“草头”“南苜蓿”等，并作为一种特色蔬菜食用或腌制。而紫花苜蓿，同样可以食用。两种苜蓿均可药用，皆有清脾胃，利大小肠，下膀胱结石等功效。随着人们对紫花苜蓿的进一步认识和广泛开发利用，紫花苜蓿在农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增强。（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主编《牧草之王——苜蓿》台海出版社）
长期以来，阜阳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曾多次引进紫花苜蓿、苕子、紫云英等牧草种子，宣传苜蓿的营养值、产量（高达5000公斤），及在树下、宅旁、沟沿都可种植的优势，但因受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加之集体饲养役（耕）用畜即牛驴骡有限。农村除去每年30%的秸杆、树叶用于烧锅做饭外，所余的70%的秸杆、树叶仍可满足畜禽的饲养需要。因而，囿于秸杆资源丰富的满足感，人们种植专业牧草的积极性并不高。
1994年以来，阜阳地委行署为促进当地畜牧业的更大发展，曾专门召开“全区种植苜蓿既黄牛育肥会议”、“全区苜蓿草推广种植会议”，号召参观学习借鉴外地经验，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广种植苜蓿。在各级政府动员推动下，有关部门出台了两年内全区种植苜蓿20万亩的规划，截止1995年，全区已种植苜蓿超过10万亩。 历史的经验说明，作为传统农区的阜阳，虽然有着丰富的牛文化资源和底蕴，有着发展畜牧业的巨大潜力，但光靠传统的秸杆饲料养牛还是远远不够的，必然摆脱思想观念上桎梏，走出一条秸杆利用与牧草种植相结合的新型道路，使农区的畜牧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