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质夫: 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在苏州监狱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作者郑质夫，曾在汪伪县级税务局任副局长等职。

公检法狱从来都是藏污纳垢之地，历朝历代均难以免俗。

正文

1943年至1945年，我在苏北泰州、扬州先后担任注伪县政府以下的税务所主任及具税务局副局长。当时有些原国民党司法人员和我是同僚，也有一些住在泰州，靠我们津贴维持生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些原国民党司法人员赶往苏州接收汪伪法院，一跃而以胜利者姿态变成接收大员，组成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我和原汪伪苏北税务总局局长卞斐园前往访友，适被原在泰州的高院检察长韩焘所见，当晚派法警将我速捕羁押于看守所。韩焘将我拘押，意在勒索，但未能得逞，我则到往日同事吴寿甫等的招呼而得到优待。

1945年冬，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等亦被送来看守所羁押于优待间。看守所挑选一些在押者迁入“作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看守所优待间是每人一个房间，只是陈、褚二人的房间多一张两屉长桌。我们终日不“收风”，可以自由往来交谈。我因擅长毛笔小楷，被陈、褚选为抄录答辩书，于是我有机会接近他们二人。1946年3月，陈、褚等三人移押苏州监狱，我与一些在押者亦被选一同前往“作陪”。

当时苏州监狱设礼、义、廉、耻四个在押间和一个女犯问。礼字间关押陈公博等大汉奸；义字间关押的大部分是汪伪期间的乡保长之类；廉字间关押盗窃刑事犯；耻字间关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此间管理最严，生活亦最苦，常听到脚镣声。女犯间最小，紧靠礼字间后壁。陈璧君在女犯间内另住一个房间，有侍女陪同。

礼字间最高级，是一幢十间对排的平房（每排五间），中间有一餐厅式的水泥走廊，上有高耸的玻璃气窗，空敞亮爽。每间监房前后有铁柱玻璃窗，光线亦好。除陈公博、褚民谊每间住二人外，其余一般每间住四人，都是些汪伪的高级官员。在进门处有两间并排厢房，原为看守人员住的，此时拨给陈公博、陈璧君等人作为书房。由于女犯间与礼字间近在咫尺，有一条走廊相通，因此陈璧君日间均来书房看报。礼字间一般不收风，下棋、读书、看报听便。狱中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在汪伪时期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如教诲师蒋锉即与我同期任汪伪税所主任之职，因此他们亦经常前来聊天，对陈褚等三人亦不例外。

狱中的伙食实在使人望而生畏。每天上午9时与下午4时，由犯人抬来一大桶级泥砂交杂，霉气冲鼻，实在不能下咽。另外每人一瓢菜汤，少油无盐。这样的饭菜，礼字间的犯人均望而却步，因此纷纷设法由家人及亲友或雇人每日送来三餐饭菜，且多美味佳肴。少数困难者，吃吃残羹剩饭也足够充饥了。义字间亦有少数人照此办理，或者贿赂看守人员代购食品充饥。其余大多数人及廉、耻两字间，则无此条件，需要吃狱中泥饭淡汤，因此大多数人患有肠胃病及营养不良症。

一

陈公博无论在看守所或狱中，都是装腔作势，沉默寡言。他与褚民谊隔壁相处，但是互不交谈，视若陌生。他对陈璧君则避而远之。据了解，他们在汪伪政权中即有权利之争，形成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包括褚民谊）三派鼎足而立。从陈璧君谈话中得知，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承伪政权，即排挤汪的嫡系，免去褚民谊的伪外交部长职务，经陈璧君力争，才给褚民谊以伪广东省长之职。陈璧君因失去依附，以伪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常往广州，实际上掌握广东省大权。

约在1945年底或1946年初，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将公诉书送交陈公博。他思考了几天，最后伏案三天完成了答辩书，要我用毛笔小楷抄写十多份，每份有十儿页。公诉书的内容，是根据国民党当时新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列举他的九条罪状，引经据典，文字深奥，但又离不开法律术语。陈的答辩书类似演讲稿，长篇阔论，既无格局，又无法律语气，但均是针锋相对。例如，公诉书中有“献媚敌寇，为虎作伥，置沦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等语，而陈的答辩书则说“……比之胜利之后，接收大员强占民房，劫夺民财，饱人私囊，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恐怕要好得多吧”等等（以上都是大意，原文或有出人）。当公开审讯之日，他照文宣读，并散发给在场的新闻记者。我在抄写时及开庭后，均曾提出意见，说这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揭露当局弊端，于已不利。他则笑笑说：“我的问题，不是法律条文与罪恶问题，法院也无权处理我，不过形式而已。我的问题，要由蒋先生（指蒋介石）决定。”他又说，蒋介石对他的处置，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共和谈。如果国共不战不和，谈判时间越长，对他越有利。蒋介石为了争取各党各派，以加强对共产党的谈判力量，则他可能获释。如果谈判破裂，内战必起，蒋介石则必进行军事独裁，排除异己，对他不利。若…·旦和谈成功，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掩盖其勾结敌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则他绝难幸免。他还用寒暑的升降作比喻，向我解释，说从国共和谈问题上可以揣度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所在。第二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当时国民党有亲日保汪的元老派如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力图保存汪系，以抗衡掌握接收大权的CC派，因此他（陈公博）是惟一可以利用之人。CC派已将沦陷区物资大部分抢劫占有，他是惟一知情之人，因而必须杀之以灭人证。所以他的安危则系于两派斗争之胜负。这就是他苦思冥想之处。他的答辩书其所以如此写法，并公开散发，就是一种揭露，以争取舆论，进而争取蒋介石的知情，有利于元老派斗争的论证。这是陈公博当时对我谈的大致内容。

我与汪伪吴县县长陈展如陪同陈公博住礼字间一号。当时看守人员对我们有所交待，即注意陈之行动，防止他自杀。当时，每天来找陈的人很多，据说都是国民党要人派来的代表，但陈则讳莫如深，不予透露。有一天晚上陈对我说，形势有变化，恐怕难免于死。他说，国共和谈不顺利，蒋介石要发动战争，不顾元老派的规劝，首先要消灭汪系，以解除后顾之忧。陈公博为了争取蒋的宽宥，决定直接写信给蒋，要我用毛笔正楷抄送：他考虑了两天，小着手起草。由于他是个大汉奸，当过汪伪政府的“代主席”，在押的中小汉奸和狱中官吏，均以取得他的一纸墨迹为“荣”，于是争相请他写对联、立轴、扇面，礼字间犯人当然近水楼台。他屈于当时环境，只好应付，因此终日忙于挥笔，而他想写给蒋之信，竟末写成即伏法。我还记得他信的开头两句是：“蒋先生：我对汪先生事已了了，但对您的事还没有尽瘁……”

1946年4月，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初的一天上午，监狱看守长拿来两张宣纸，要陈立即写一幅对联，我将墨研好，他执笔就写，上联是“沧海以能容乃大”，下联是“明月不常圆为心”。当他写到最后“为心”两字时，看守来通知去见人。这时砚中墨匕干了，我赶紧添水加研未浓之时，他匆匆忙忙蘸着淡墨写完最后两个字，并加下款“陈公博”三字，就搁笔随同看守前往。他一出铁门，见有一批武装法警在等着，他意识到是临刑，自言白语地说了一声“是执行”，就转身迅速返回礼字间一号。他对我和陈展如说：“现已执行，我们永别了。”他打开皮箱，取出尖头皮鞋、丝袜、毛料西装裤、绸长大褂等，在我们协助下换穿整齐，然后和大家握手，径直走出。后据目睹的看守人员说，陈公博走到刑场后，被法警用手枪击毙。

二

褚民谊曾与汪精卫、陈璧君等同时留学法国。其妻是陈璧君堂妹（有说是陈璧君的丫头），比褚小22岁，因此汪、褚是姻亲，关系密切。抗战前，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以下原PDF缺白，不知何故)……

哦”了一声，自进房间揩汗。法警命令各回房间，分别上锁，独二号房例外。陈璧君关在书房中大喊：“请暂缓执行，我为他申请复判。”法警说：“申请归申请，执行归执行。”陈又大叫：“蒋先生太不讲信用。”褚听陈壁君要求暂缓执行无效，乃用水揩洗全身，换上全身中装、丝袜、皮鞋，外加长大褂，然后独自走出，分别到各房间在洞口处和各犯人握手，便随法警而去。后据看守说：褚出了铁门，一法警和他并排边走边谈话，到达刑场时，后跟法警趁褚不介意之际，用手枪从后面射击一枪，子弹由背穿前心而出，楮一个转身仰面倒地。

三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不但是整个礼字间的泼妇，而且在整个监狱中也首屈一指当时除了陈公博外，她的“名望”最大。而且她泼辣敢言，国民党权贵仍不断与她来往，狱吏怕她说坏话，也曲意奉承。

陈公博、褚民谊先后被处死后（这时陈璧君已被判无期徒刑），礼字间一部分人贴赂法院得以释放，个别年老者由于绝望，则诵经念佛，祈求“超脱”；一部分人则下棋消遣。其余之人由陈璧君纠集于书房中，提供一些诗词、古文和字帖、纸张，指定汪伪立法委员龙沐勋（抗战前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进行辅导。陈璧君把汪精卫的诗诵不绝口，她自己有时也作诗填词。她还订了各种报纸，每天上午先通览一遍，然后选定专题，命我朗读，她再发表议论。她对国共战争消息很敏感，十分注意。到了下午，她有时向大家讲国民党人物野史，很多荒诞不经。

陈壁君在狱中仍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她身边有一个侍者，可自由出人监狱，送一日三餐和信件报纸。另有一个女看守，名义上是看守陈璧君，实际上则听陈壁君使唤，做交通员，出入不受检查。我们对外通信，带进金钱与物品，亦通过她办理，均不经过监狱。陈壁君除一日三餐外，还有人参汤、高级点心、水果等。有的是其子女送来，有的则是女看守买进。及至褚民谊枪毙后，她情绪暴躁，无事生非，动辄骂人。她子女为了安定其情绪，送来进口货杜冷丁，由她自己在臂上注射。开始每天一针，针后精神旺盛，谈笑自如，日久成瘾。因该货价格昂贵，偶有短缺，则日夜不宁，哭闹不休。有时她取出黄金，由女看守到市场药店寻购，以解瘾癖。由于她情绪日恶，加之杜冷丁成瘾，行动亦见怠惰，虽礼字间书房与女犯间近在咫尺，她也不愿自己行走，每天上下午往返，由青壮年男犯人二名用藤椅手抬接送。凡此种种丑态，监狱亦听之任之。

陈璧君虽身在狱中，与国民党权贵仍接触频繁。她并不外出见人，经常有人直接进人书房密谈，我们均须回避。其子女以及十个干女儿经常出人书房，任意逗留，不限时间，有时即使不叫我们回避，但她们都用广东土语交谈，我们亦无法听懂。有一次，她对我说：“司法院长居正刚才派人来过，我想请你用毛笔正楷抄录一部《资治通鉴》送他，纸笔伙食由我供应。”我当即应允，但后来未及完成我已获释。还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在广州有一幢房子，地板下埋藏有几只箱子，日本投降时，未及撤走，她已被捕。该房后由宋子文占住，宋去南京，房子并未让出，派专人守着，接收大员未敢进人查抄，她女儿曾去见宋子文，要求取出箱子。宋告，当前还不能由你进屋，恐为人所知，招致麻烦，但嘱放心，已交待看守人员，绝对保持原状，不准移动分毫，俟有机会，再行通知你们进去取物。听说陈壁君和褚民谊在广东搜刮的金银财物，均藏于此地下箱内。由此可见，国民党权责人物与陈壁君是互相通气的。

四

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些人员，在抗战期间群集于苏北扬州、泰州二地，或投汪伪任职，或寄生汪伪谋求津贴。日本投降后，这些人一变而以胜利者自居，执掌司法大权，结伙成帮，有组织地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日间披着法衣，威风凛凛，对犯人凶狠恐吓，夜晚则诱骗勒索。因此，犯人的判刑或释放，以及判刑之轻重，均以黄金多寡与有无为标准。他们出面联系的人，主要有在汪伪组织任过职的现任书记官吴寿甫、毛寄祯、洪惜如等。这是因为这几人情况了解，人事熟悉。每至夜晚，他们分别邀约各在押人之家属至家中谈判，或遣送到某法官家进行谈判。不数月间，他们都成了富翁，买房置产，家中富丽堂皇，陈设新颖，鸦片灯彻夜不熄，手指金戒透明，真是腐化已极。

高院检察长韩焘，苏北泰州人，敌伪时期住在泰州，我常给予接济。日本投降后，韩焘赶往苏州，摇身一变成了接收人员。韩就任伊始，我到苏州，被其发现，当晚韩即手令法警将我逮捕拘押于看守所内，然后通过与我在汪伪泰州税务所共同任职的现任书记官吴寿甫，将我妻子叫到苏州，住吴家中。吴用哄吓诈骗的手段，索要黄金10大条（100两）送给韩焘，他的酬劳在外，一经办到，立即释放。我妻子实无力筹措，拖延了半年之久，虽经一再威吓，他们的目的仍未达到。韩焘一怒之下，即将我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起诉，交由法官凌服尧（苏北盐城人，鸦片瘾很大，敲诈勒索最凶狠）多次开庭审讯，每次开庭，凌迭以判处死刑相威胁。在这同时，他们通过吴寿甫向我索要金条，由10大条减至8大条，最后降为5大条，我仍无法支付，结果判我无期徒刑。后经最高法院改判为10年。

汪伪时期的苏北泰州前后两任商会会长朱受五、吴啸伯（均系工商地主）亦以汉奸罪被捕关押在苏州看守所，与我同住一室。他俩大量贿赂，因而两个月后即获释回家。而另一个汪伪南通商会会长陈士表，拒不行贿，结果被判了5年徒刑，与我同押监狱礼字间，后来他再通过贿赂而保释出狱。又汪伪吴县县长陈展如和泰州县长朱汉，亦分别经过贿赂，各只判刑5年，服刑一半即行获释。

据陈壁君说，大汉奸周佛海关押在南京监狱，经过与最高法院谈判，讨价还价，最后以300根（或500根，我记忆不清)大条（每条10两）贿赂达成协议，由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宣判后，周曾派人密告于陈，后来周病死狱中

苏州监狱门前有一个油条店，专为犯人作保。监狱有规定，服刑一年，即可进行保释，而无论何地何人，认识与否，该店均愿为之作担保，惟一条件，即必须送礼送钱。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抵长江北岸，国民党准备逃走，除陈璧君及汪伪省长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外，，一律交保释放。我们大批获释之人，均是该油条店分别盖章作保的，当然都分别送礼送钱。后据了解，监狱与该油条店有密切经济关系，利益均沾。

（1978 年)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