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爱的本体论：一个巴迪欧主义—后人类主义重构

来源：如何才是好 2021-12-31

吴冠军，字子极，号仁轩、铭幽，祖籍吴县，从事以政治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平日爱好包括写诗、填词、看电影。与书卷相伴，以天下贤良为友，便是夙志。电子邮箱：[e-mail]; [e-mail]

爱的本体论：一个巴迪欧主义—后人类主义重构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200241）

摘要：作为人类主义核心主题（乃至至高价值）的爱，被巴迪欧重构成为一个后人类主义的真理程序——一个通向“绝对差异的真理”的程序。爱不是属人的，而是非人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本体论层面的黑洞性—深渊性的肇因，使得人遭遇有潜能引发主体性转型的事件。进而，爱是这样一个本体论场域，在那里，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也正因此，爱不只是能够激发主体性转型，并且能够引致新的世界构建。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绝非一件无足轻重之事，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对于巴迪欧而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出“我爱你”的宣言，就是一场使动物上升到人类、令事件上升到真理、将偶然上升到“命定”（永恒）的激进革命。

关键词：巴迪欧；爱；真理；触兴；事件；实践；时间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2021年2月 文化艺术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017）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18ECNU—QKT012）的阶段性成果。文章编号：1674—3180（2021）01—0013—14·

一、作为人类主义至高价值的“爱”

爱，是人类主义（humanist，汉语学界通常译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托尼·米利根（Tony Milligan）在其论《爱》的专著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爱深层次地同我们的人性相嵌联。”［1］放眼我们周遭的日常世界，关于爱的话语铺天盖地：流行歌曲里满是爱，电影电视剧里满是爱，政治家、宗教领袖、乃至心灵鸡汤写手，也全部都喜欢谈爱。

爱，被视为解决当代各种“死局”（deadlocks）——从人际的“撕”、立场间的“怼”到国族间的“墙”——的根本答案。在《人类纪中的爱》一书最后，两位作者列出从使徒圣保罗“爱担负一切、相信一切、希冀一切、容忍一切”、诗人维吉尔“爱征服一切”，到披头士乐队“你所需的唯是爱”的诸种爱的箴言，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核心倾注（central preoccupation），其他一切事物就仿似浪费时间。”［2］199在作者们看来，“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的根本问题却恰恰正是在于，“不管我们如何热望，悲哀的真理是：我们背叛我们所爱之人。……关于爱是什么的任何理念，几乎都能很容易在理论上被接受，但在日常生活的诸种冲突与矛盾中，它并不容易在实践中被具身化（embody）”［2］201-203。换句话说，我们日常世界中爱恰恰具有一个“结构性不诚”：在话语层面大行其道、放眼皆是，在现实层面却恰恰缺失、无处可觅；在理念上被高举，却于实践中被彻底悬置。a两位作者的分析，一方面诚然切中当代世界的症结，另一方面则实质性地把被诊断为具有“变态结构”（perverse structure）的爱置于核心位置，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终极药方。换言之，只要我们真诚地坚守爱、实践爱，那么就能化解“日常生活的诸种冲突与矛盾”，甚至冲出“人类纪”这个死局。b在这个意义上，爱，已然成为人类主义地平线上的至高价值。

在当代哲人中，吕克·费希（Luc Ferry）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这位巴黎七大哲学教授之一、法国前教育部部长晚近宣称，经历“对第一次人类主义的解构”［3］35后，哲学已经到达“第二次人类主义”（the second humanism）［3］47。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第一次人类主义，产生出了“爱的革命”，亦即，为爱而婚（marriage for love）。而经解构主义洗礼的当代人类主义，则进一步将爱视作“意义的一个新的原则”［4］62，并认为“好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爱的激情当中”［4］386-387，而不在抽象的“国家、革命、甚至进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4］398中。根据费希的“爱的哲学”，只有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体”，爱才有存在的可能，“私人领域的个人主义仍然会完好无损”。但爱开创出新的生活意义：正是爱，使得“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舒适宜人的，不但属于我们，也属于爱人、孩子和未来的人们”［4］60。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爱已是生活的中心，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4］63。在费希看来，康德的绝对律令是第一次人类主义的产物，而第二次人类主义的“新绝对律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行动：你能想去看到你所采取的决定被同时应用到你最爱的人身上。”［3］170可见，费希把人类主义地平线上的其他诸种价值（如国家、革命、进步等）都剥夺了至高性，而唯独给予爱以至高的地位——“生活意义的全新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深度人类主义”背景下，阿兰·巴迪欧（Alan Badiou）对于爱的重新探访，鲜明地显示出这位当代法国哲人的激进锋芒：爱，并不是作为句号的最终答案，而是一个悬在我们头顶的最大问号。巴迪欧的一个核心学术贡献，就是重新在哲学层面开启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爱？”［5］只有在回应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真正能够做到妥当地“礼赞爱”。

即便人类主义确立起了为爱而婚的理念，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吗？就当代关于爱的话语而言，巴迪欧至少区分出了如下四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浪漫主义、法律主义（商业主义）、身体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6］21换言之，即便看上去都是为爱而婚，实际上却有四种完全不同的“爱”。最具有大众影响力的爱的话语，无疑便是对爱的浪漫主义阐释。爱情的美妙和喜悦，尤其是两个人初相见时的美妙感觉、脸红心跳以及随后的相思、魂牵梦萦，不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感受和体验，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从诗歌到小说，也深深充盈了浪漫主义爱情，而现在的影视作品，不管是大银幕还是小屏幕，则更是放眼皆是。在今天，说到爱，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恐怕主要都是浪漫主义爱情。

其次有影响的，是对爱的法律主义阐释：爱情归根结底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这种对爱的理解，也是相当有市场。不要被浪漫冲昏头，最初的心跳往往是靠不住的，爱情必须通过契约才能够形成稳固关系。对爱的法律主义阐释亦包含一种商业主义的变体，换句话说，明确承认爱情的契约包含着利益关系。爱情的真实基础，就应该是利益互换——“门当户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爱情可以持久下去的物质基础。今天各种婚恋网站，更是赤裸裸地把“月薪”级别、“有房”“有车”等作为搜索时的选项。“世纪佳缘”网站的口号是：“勇敢爱！”这个“爱”显然就直接包含了利益确认。c

第三种爱的话语，是对爱的怀疑主义阐释。爱情十有八九不成“正果”，甚至带来创痛、乃至一辈子的创痛。这种高比例的失败，使很多经历者会倾向于拥抱对爱的怀疑主义话语：爱情很不靠谱；甚至，爱情是幻象、一个欺骗心灵的海市蜃楼。它只是深奥而虚幻的诡计，以保证物种的生存。对爱的怀疑主义阐释包含一种身体主义的变体，换句话说，爱只能是性爱，性是实在的、可捕捉的，但纯粹的爱则是梦幻泡影。李安2007年拍摄的电影《色·戒》对张爱玲原著的改编，就是基于对爱的身体主义理解：只有通过身体反复“确认”的爱情，才是真实可感的。李安在电影上映后的一个采访中说道：“在影片里，王佳芝演戏动了真情，这就是着了色相。”［7］可见，对于李安来说，“色”和“真情”是同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电影《色·戒》以极度出位的刺激性方式，对性爱做了赤裸裸的视觉表达；而在张爱玲原著中性的描写极其稀少，一笔带过。［8］对爱的这种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观点，在今天其实很泛滥：“约会”，在今天已悄悄地被另一个词所取代——“约炮”。在斯雷可·霍瓦特（Srećko Horvat）这位巴迪欧主义者看来，这便正是“自由主义式万事可为”（liberal permissiveness）的后果。d

最后还有一种，对爱的实用主义阐释。实用主义爱情观认为，浪漫主义所宣称的那种爱情，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冒险；最实际有效的，是通过消费（从浪漫大餐到凯迪亚钻戒……），温情脉脉地建立配偶关系，并在避免激情、坠入爱河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充满愉悦与享受的性关系。e这种阐释并没有走到任何一个极端，如强调性爱或利益，而是囊括这些因素于其中。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人实际上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爱情——爱情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势利，或色欲熏心。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块，甚至只是一小块，能够比较经济有效地处理它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不要太把它当回事！f

在巴迪欧看来，尽管这四种爱的话语甚嚣尘上、各卷一边天，但恰恰在我们的时代，“爱正在备受威胁”。［6］10从几乎同费希全然相反的角度出发，巴氏同样提出：今天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要去全力捍卫爱。和费希一样，巴迪欧同样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且都未止步于解构主义：费希回到人类主义（所谓的“第二次人类主义”），而巴迪欧则实质性地走向了后人类主义。这导致了这两位当代法国哲人皆致力于把爱引入哲学的内核，但对爱的论述却是彻底地南辕北辙。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philosophy）结构性地内含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者，就是沐浴在真理阳光下的人。于是，爱，是哲学的起点，真理是终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对爱的重访，出发点是如此简洁而纯粹：“哲学”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爱”是通向真理的通道。“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真理之普遍性的守卫者。”［5］59除此之外关于爱形形色色的话语，都是对爱的瓦解与掩埋。

二、爱的激进性：通向“二”的真理

同上一代致力于解构体系的法国哲人不同，巴迪欧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巴氏关于爱的重访，正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构成性部分。关于爱的巴迪欧主义重构，其最核心的原创性在于：爱同科学、艺术、政治一道，被界定为四个“真理程序”。在不同的场合，巴迪欧又把这四者称为哲学的“四个条件”。

在其人类学论述中，巴迪欧提出一种后人类主义的“人性”概念。在他看来，“人性”提供四种“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巴氏又把真理程序称作为“类性程序”（generic procedure），即人类定义自身的程序。只要存在着科学、艺术、政治和爱这四个类性程序，“人性”即可以被证实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人性”并不像人类主义者们所预设的那样，内在于人类个体之中（无论是普遍内在于每一个个体抑或少数卓越个体），而是存在于科学、艺术、政治和爱这四个真理程序（类性程序）中。基于这种后人类主义的人性论，巴迪欧区分人的生活和动物式生活：动物仅仅追求自然欲望的满足、幸福、安全等，而以人的形态活着，就意味着不断把自己“合体”（incorporation）到真理中。巴迪欧写道：

主体的合体，就是一些人类动物合体到某种可以称作为真理进程的东西中。这就是在肯定的辩证法语境下，我们可以用“人性”和“人类”这些词的全球场域。［9］12

换言之，倘若丧失经由四种程序而达成同真理的“合体”，那么，彼时尽管仍会有一个个个体，但不再有“人性”抑或“人类”。在巴氏这里，“人性”，实则是无数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历史集合体。［5］55正是在捍卫真理（以及作为真理之历史集合体的“人性”）的意义上，巴迪欧呼吁哲学家必须去全力捍卫作为真理程序的爱。

现在，对于关于爱的巴迪欧主义—后人类主义重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爱通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呢？对这个问题，巴迪欧本人给出的回答是：作为一种非主体性的本体论肇因（ontological cause），爱，让我们走向“关于'二’的真理”。

爱情把我们从“一”带到“二”，这也许再简单不过，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但是，“二”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真正想过这个问题。爱带来的，实则是一个生存性的剧变：在遭遇爱之前，人只是一个单子，是一个“一”。爱，打开了从“一”通向“二”的通道，将差异插入到同一中，用巴迪欧本人的话说，“爱根据'二’而将'一’打碎”。［5］59

自柏拉图以降，我们所理解的真理，都是关于“一”的真理。这个“一”，可以是那一个个作为“主体”的个体（亦即，被预设为自足、完整、自主的“现代个体”），也可以是太阳、黑猩猩、美国、特朗普，抑或战争、房价……“一”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单元。而“二”的真理，不是关于某种统一体的真理，而是关于绝对差异的真理。不同于上一代解构主义哲人，巴迪欧仍将“真理”视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但他笔下的真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的真理。在巴氏这里，真理无法被符号化，只能“根据四种独特的进程类型而被展布”g，而爱就是作为四种独特进程的真理程序之一，使得人们通向“二”的真理。“爱，是对真理的一个生产——不是一的真理，而是二的真理。”［5］53“二”的真理，绝不是让我们获得普遍性，而是让我们获得有限性。“二”，被巴迪欧称为“有限性的第一次打开、最小但是最激进的打开”。［10］

对于费希而言，只有在爱中，“一个人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一个人才会成为一个人”［4］421；而对于巴迪欧而言，恰恰只有在爱中，一个人才能告别“独一无二的自己”，告别“成为一个人”。在爱中，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是彻底有限的。爱带给每个个体生命的，是一个“二的场景”（scene of the Two），或者说是绝对差异的场景。这个场景，在你遭遇爱之前，并无法进入。在该场景中，个体冲破对世界单子式、唯我式、自恋式的体验，转到对“二”的体验，也就是说，对绝对差异的主体性体验：他／她开始通过“二”的视域（亦即，去中心化的视域）来体验世界，重新审视一切事物。

于是，成为一个爱者（lover），意味着你不再是此前的你，意味着你必须去想，成为“二”而非“一”意味着什么。“lover”，绝不意味着你仅仅是某个人的“爱人”，而是意味着你自身的一个主体性剧变。换句话说，“lover”，是和“thinker”“philosopher”一样的词，它指向的不是一种人际关系，而是个体自身的实践——“to think”“to philosophize”“to love”。对一个个体而言，在爱中，意味着和他人共同—存在，建立“二”的视域。换一种方式来说，在爱中，两个人“合体”成为独特的主体——爱的主体。巴迪欧写道：

通过一个爱的相遇，这样一个主体出现了，在这个相遇中，两个性别化的位置发生了离散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因此，爱的场景是关于两性（最终关于纯粹差异）的“二”的一个普遍的独体得以被宣称的真正场景。［11］

“离散性综合”，是巴迪欧借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术语：同黑格尔式“辩证性综合”相反，“离散性综合”结构性地把握两个序列，但不把它们简化到一个聚合中心或一个统一体。在巴迪欧看来，“二的场景”，就是“离散性综合”得以产生的场景，在该场景中一个全新的主体得以出现。这个新的主体，从差异性构建世界，以“二”而非“一”的方式构建世界。爱，开创一个独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并产生出关于差异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诚然是一个“真理程序”，是建构真理的一种独特体验。爱者们彼此间的爱，不是聚焦在对方个体肉身上，而是如巴迪欧所写，“我们爱真理，所以我们喜欢去爱，也喜欢被爱。”［6］39-40

故此，爱通向“二的真理”意味着：爱，不是对你爱的那个人的一个体验，而是对世界的一个体验。“爱不是对他者的一个体验，而是在存在着'二’的后事件状况下对世界或局势的一个体验。”［5］53从巴迪欧“二的真理”这一洞见出发，爱实则意味着：两个人不再是各看各的（契约主义爱情观），也不是满满地只看到对方（浪漫主义爱情观），更不是满目所见对方颜值身材（身体主义爱情观）抑或对方带来的实际好处（实用主义爱情观），而是通过“二的场景”来看世界。所以，流行歌曲里唱道的“我的眼里只有你”h，恰恰不是爱，因为这种看还是唯我式、自恋式的。一旦没有转换成“二”的视域，那现在“你的眼里只有她”，之后你的眼里还会出现别的对象，你仍然可以一个人看得目不转睛。甚至就算你对眼中的她“爱”到耗尽生命，仍然不意味着你在爱中。很多艺术作品讴歌那种耗尽自己生命的爱情，称之为真爱，但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的场景”。当真正通过“二”的视角来看，你的眼里不会只有她，而且有整个世界。故此，爱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不管是契约关系、浪漫关系抑或冲突对抗关系），而是迈向真理的一个通道，是生命的一个重新创造（婚姻、孩子的诞生……），是让世界重新诞生的激进实践。

这个在“二的场景”中重新诞生的世界，不是一个新的“一”。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社会语言学的层面上描述道：

爱的符号指向参照（significative reference）的普遍性，并不需要把身体局部的所有内部体验与行动都掌握其中；诚然，它也做不到。就像宗教或者法律的符号指向参照，没有事物根据本性而不与之相关，但也没有压强去使得每一步都同其规定保持一致。［12］

换言之，爱者不需要“把一切事物整合成为一个总体性（totality）”［12］。卢曼同巴迪欧关于爱的论述有很多不同，然而他们都拒绝让爱通向“总体性”。巴迪欧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卢曼的如下论断：“爱规划出其自身的法律，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在每个案例中，其所规划的法律只对那个案例具有有效性。”［12］177巴迪欧笔下的真理，不是总体性的真理，而是绝对差异的真理。

正是在通向真理这个意义上，爱和政治具有着十分相似的本体论结构。爱是“二”的真理，它使得我们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差异。而政治是“多”的真理，它不只关涉两个人，而是很多人。政治使得我们转到异质性的视野，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追求平等。爱，实际上是“最小的共产主义”。［6］90爱让我们置身“二的场景”，超越“一”的自私、自恋、对事物的私人占有，而是共同—生活，在共同中持存。故此，作为激进哲学家，巴迪欧声称：爱，让我们对共产主义始终保有信心。人的共同—生活能够整合所有的“前政治”的差异，那是因为：他/她是谁、出生于哪里、讲什么语言、什么文化，都构不成爱的创造的障碍。［6］62-63在巴氏这里，爱和政治都是产生真理的程序。爱生产的真理序列是：一、二、无限；政治生产的真理序列是：一、二、多、无限。并且，爱和政治，都包含事件、宣言与忠诚。所以，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爱者。

三、拆除人类主义框架：作为触兴的爱

对于费希的“（第二次）人类主义”而言，爱是一种“我们对他人的情感”。［4］387而值得提出的是，经巴迪欧哲学性重访的爱，并不是一种人类主义的“情感”。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成为爱的本体论源头：你没法产生爱，你只可能被爱击中。爱——作为哲学的四个条件之一、通向真理的四个程序之一——是一个非主体性的、后人类主义的本体论力量。

爱是“触动／触兴”（affect）j，而非“情感”（emotion）——在我看来，“触动/触兴”这个斯宾诺莎主义—德勒兹主义术语，是界定巴迪欧主义“爱”的最好语辞。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对“触兴”和“情感”，做了一个哲学性的区分：“触兴”是无主体性的（a-subjective）、非意识性的（non-conscious）、非符号化的并且未在符号性秩序中受到注册的、强烈的；而“情感”则是有意识性的、被符号性秩序认证过的、有意义的。［13］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进一步写道：

情感是一种可被归于一个已经被构建的主体的'内容’。情感是被一个主体所捕获的触兴；或被驯服、被缩减到如此程度，它变得和那个主体可以兼容了。主体被触兴所充盈和穿透，但主体具有或拥有他们自己的情感。［14］

作为触兴的爱，无法为主体所兼容：主体只能被它所“触动”，被它“充盈”和“穿透”，但无法“驯服”它，无法“具有”或“拥有”它。爱，是彻底无—主体性的。

爱在本体论层面上，呈现为黑洞性—溢出性的空无（void），纯然“不知所起，一往而深”［15］。爱触动主体，使之发生主体性变化，但并不归属于主体。然而，爱这种在本体论层面做幽灵性游荡的触兴，却在当代世界的符号性秩序中，被各种人类主义话语改造为一种归属主体的情感。在人类主义框架中，“非人”的、溢出性的爱，被改造成一种“属人”的、符号性注册过的（因而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一切生活意义的至高原则的话语性元素。但沙维罗强调，无—主体性的触兴，同时是“生产性的”与“症状性的”；它总会有一个剩余，越出“认知性界定或认知性捕捉”之外，没法彻底被转化为情感。［14］2-4换言之，对爱的人类主义改造（即，使之变成一种情感），无法彻底成功：该任务是一个本体论的不可能。

人类主义话语不只是把爱改造成一种情感；在今天，爱更是被经常理解为性爱。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巴迪欧而言，当代那四种关于爱的主流话语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对爱的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解读。表面上乍看上去，遵循对爱的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解读的性爱论者，是对遵循浪漫主义解读的情爱论者的一个反动。然而，对立的双方却恰恰同样受限于人类主义框架——性爱论与情爱论皆是从该框架中产生出来的话语。今天大量的智者宣称：爱并不存在，只是性的装饰，给性欲一个好看的门面。换句话说，只有欲望存在——性的欲望和嫉妒，才产生出“爱”这种虚幻性的东西。

在对爱的怀疑主义解读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述最有分量。巴特在其极具影响的《爱者絮语》一著中提出：爱是一个回溯性的虚构。爱是我们发明的故事，并回溯性地施加于我们的体验之上，把它转变为叙事。爱恋的现象，只是一段插曲（episode），所以我们叫它恋曲。它有一个开始（一见钟情），和一个终结（情逝、渐变无情、感觉消失、抛弃、自杀……）。爱的开始，是爱真正让人们着迷的部分；然而恰恰是爱的开始场景，根据巴特之见，彻底是回溯性重构出来的：永远是在事实之后，我重构了关于我当下体验的一个画面，而过去则在我的叙说中与这个画面相配合。所以巴特说，“没有爱是原始性的”，“爱产生自他人那里、产生自语言、书本、朋友”，爱者的话语产生自“关于那些地点（书本、邂逅）的记忆”。［16］爱是话语性构建出来的，是先前各种爱的宣言的一个蒙太奇拼接。爱自身，是爱者对诸种既存话语的操演性的再发布。说得再彻底一点：爱就是剧本；爱者都只是在念台词的演员，如此而已。巴特的小书，可以被视为“解构主义”思潮中的一支：它对爱施行了一个彻底的解构手术。但这样一来，爱就成为虚饰，而只有性才实实在在。爱成为冗余、骗局，那么结果是：两性之间，就只有性了。

表面上看，性比爱实在这个论述很难被推翻：性有物理性和生理性的证据，完全和身体关联，而爱仅仅是言辞的宣称。哪个真实哪个虚幻，似乎一目了然。然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开辟的思想传统，恰恰彻底颠倒了这个次序：“我爱你”这个言辞，才是真理，性的欲望才是骗局。拉康甚至说：“在（精神）分析话语中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谈论爱（speak about love）。”l

拉康提出，爱与欲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欲望只看见部分性对象，譬如胸部、臀部，而爱聚焦在对方中却比对方更“崇高”的那个小对象（objet petit a），这个小对象是逃逸性的（elusive），绝无法在任何具体身体部分上定位到，它大于对方的总体性。难道不是吗？当一个男生满眼只注意到对方的胸部、臀部、大腿，甚至只是对方的锥子脸时，他会爱那个女生吗？身体主义爱情观，恰恰是对爱的彻底取消。对于爱者而言，对方的任何一个具体部分可能都是很有缺陷的、都无法催生欲望式聚焦，但合在一起却恰恰无与伦比、无可取代，仿似有一个神秘东西（“小对象”）逃逸出任何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与定位。这就是爱与欲望的根本差别。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一个关键论题就是：“并不存在性关系”（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exual relationship）。换句话说，性，实际上只是以他人为媒介和自己发生关系。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比拉康更直接地提出：所有非爱的性互动，都是彻底单子式、自渎式的。另一个人的身体，只是你自渎时的一个工具而已。

在出版于2016年的《爱的激进性》一著中，霍瓦特感叹道：“当我们今天谈论爱，难道我们不是绝大多数时候仅仅是在谈论性？在这个'炮友’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肏的身体’（fuck body）。但实则我们所需要的，是关于爱的一个真正的重新发明。”［17］爱有着本体论的维度：由于小对象是无法捕捉的，实际上对方是以其所有的一切，喷发进爱者的生命，爱者的生命被打断、被重新组织。在爱中，当一方把身体交付另一方，身体层面的“快感”反过来是继生的，是爱这个本体论肇因所制造的效应（effect）。把身体交付对方，实质上是把自己交付给爱：身体的沟通，成为爱的言辞的物理表达。有爱的存在，性生活才真正成为两个人的事，才能成为“做爱”。在这一点上，齐泽克说得很到位：“真正的爱，在其自身中便是充足的，它使得性无关轻重——但正是因为'在最根本意义上，性并不重要’，我们才能够彻底地享受它，而没有任何超我的压力”［18］134。故此，爱可以涵盖性，反过来则不行——性只是1+1，但没有产生出“二”。

爱涵盖性，这也使得爱不同于友谊：友谊不包含身体接触，而爱则是和对方的总体性相关联（因为爱指向在该总体性中又大于总体性的小对象）。在爱中，身体的交付变成该总体性的物理象征，不再是性的物理证据。每一次“做爱”，都是让彼此迈向“二的真理”的努力，都是在互相确认共同重新发明生活——这个实践，就在身体层面上开始。巴迪欧说得尤为浪漫：爱知道自己在那里，当每天早上醒来，爱者的身体会捕捉住爱。［6］37

四、本体论的裂缝：突然发生的事件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爱走向真理呢？爱，哲学性地包含三部曲：事件、实践、时间。这三部曲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先后关系，而是结构性关系：三者彼此缠绕，共同编织出爱这首恋曲。

首先，爱就是一个相遇（encounter）的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突然刺出的一个事件。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有一首主题曲，叫《突然发生的爱情》。爱，就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充满偶然性，无法依据世界的诸种法则来加以预计或计算。［6］31没有人能提前安排遭遇爱。你没有赶上班车而很偶然地走进咖啡馆：你很偶然地参加了室友组织的一个狼人杀活动，你正好这一秒而非下一秒站在了那个拐角扶住了差点滑一跤的他／她……稍微一点点的变化，你和爱就擦肩而过。

爱跟选择无关，你可以选择咖啡的口味，你甚至可以选择工作的地点，但没法选择是否进入爱情。爱直接撞进来，你直接坠入爱中。即便你很想遭遇爱，走遍城市或校园每个拐角，“向左向右向前看”m，却仍然遇见不了。但当你彻底没有准备，甚至根本没有打算找寻爱，却突然之间遭遇爱情，突然之间“fall in love”。这就是作为事件的爱，它来自世界中的裂缝（crack in the world），你突然掉了进去。n

进而，作为事件的相遇，以及该事件所启动的爱的程序，彻底打断日常的生活秩序，一如巴迪欧对事件的描述：“事件就是纯然打断法律、各种规则、局势（situation）之结构，并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9］3换言之，事件是无可预知的、对既有局势构成激进断裂的发生（occurrence），并具有在其中打开全新可能性的潜力。事件，激进地打破本体论层面的“是”（being）：事件属于非—是（non-Being）之域，具有潜力去使得被局势的现状压制或被消失的东西变得突然可见。故此，事件性的地点，“不是局势的一个部分”，而是“在空无之边缘上”。［19］事件并不需要其他使他发生的肇因，事件本身就是肇因。［20］爱就是这样一个相遇事件：你没有准备，突然之间“fall in love”。“fall”是坠落，是一种失重状态、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甚至你也不想要这种状态，但就是赶不走，一种强大的力量就这样侵入了进来，你被另一个人所占据，茶饭不思，魂不守舍，平时的生活节奏全部被扰乱，被吸到一个漩涡中。那些平时对你重要的事，现在却变得不再重要，你也不再受制于日常生活的规则或律令——爱让你对此前一切有了彻底全新的体验，借用尼采的著名表述，让你彻底重估了一切价值。［21］故此，爱的相遇（amorousen counter），是对日常平衡状态的一个灾难性破坏，对个体此前原子式体验的“世界”的一个激进打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写道：“事件不是发生在世界内的某事，而是我们观察世界与介入世界的那个框架的一个改变。”［18］10爱这个相遇事件，把你从“一”的场景，不容分说一把推进“二”的场景。

爱的事件，让你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单位。你并不是一个“满”，而是一个“缺”。黑格尔曾写道：“在爱中的第一个时刻就是，我不再希望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人，我感到自己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第二个时刻就是，我在另一个人之中找到我自己，对应着我内部的某样东西。”［22］在黑格尔看来，爱让我们牺牲自己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重新降生为一个包含他者的整体。爱，让你打破自恋和自满：在另一个人之中的“你自己”，构成了你自己的一个激进溢出，但这个溢出性—否定性元素，冲开了自我的虚假的整全性。［23］

作为事件的爱，激进地重新定义你的生活：事件之前，这样的过去并不存在；事件之后，似乎从一开始从来就是这样。正如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 Dupuy）所阐释的，“正是事件的实现（它发生的事实），回溯性地创造出它的必然性”o。也就是说，效应（偶然的相遇事件之发生），回溯性地创造出它的肇因（作为本体论宿命的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本身，实则就是本体论肇因。齐泽克写道：“如果很偶然地，一个事件发生，它创造出那个前在的链条，该链条使得事件的发生变得无可避免。”［18］146爱的相遇，就是一个典范性的事件：此前人生所有的弯弯绕绕、所有的苦、所有的选择，乃至所有的小插曲，都在这个突然到来的事件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就是让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遭遇爱。换言之，这个无法预测的事件，却赋予了相遇的两个生命以全部意义——不仅是之前的人生获得了全新意义，并且此后的人生也获得了全新意义。爱，使两个人生命轨迹发生交叉、混合、关联，之后变成两人的共同归宿和共同意义。他们通过“二的场景”，不断地重新体验世界，感受着全新世界的诞生，包括孩子的诞生。［24］

事件性的相遇，完全不受人的操控，它彻底随机、偶然，和运气相关，是纯粹的机运。所以，爱，往往被体验为一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又带着命中注定的色彩。于是，爱，似乎同时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个相反的特征。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五、从后事件的实践到爱的时间结构

爱之所以可能，正是在于它并不只是事件，并且包含主体性的实践。作为无主体性的触兴的爱，当它触动主体——主体遭遇爱的事件——之后，它恰恰催生主体性转型与主体性的实践。作为真理程序的爱，恰恰包含了驯服偶然性的主体性努力。否则，最初的一个纯粹机遇、运气，怎么可以成为真理建构的支点？把爱从纯粹偶然性那儿拔离出来的力量，来自爱者的主体性实践；而其中至为根本的实践，就是去做出爱的宣言。最纯粹的爱的宣言，无疑就是这三个字：“我爱你”。

诚如巴迪欧所提出的，在今天，“我爱你”指向两种全然相反的状况。［6］43-44第一种，“我爱你”只是想把对方弄上床的诡计。这种诡计使得“我爱你”这句话变得彻底无意义，使它成为一个陈词滥调。第二种，“我爱你”，是我让对方知道，这就是让我全情投入的一切，我日后所有生命将围绕它重新组织。在这个意义上，说出“我爱你”，是一件绝不简单的事。我们看电影或美剧就会看到，很多人会想尽办法避免说“我爱你”，用各种方式替代，就是不让自己说那三个字。

恩贝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了第三种看法。他提出：包括“我爱你”在内，每一种爱的宣言，都已经是自我有意识的对早前浪漫的一次引述。每一个新的恋爱，感觉都是彻底唯一的、原始性的、本真性的体验，但实际上都是重复、抄袭：抄袭别人甚至抄袭自己。所以，尽管“我爱你”之类早已陈词滥调，但说出去效果仍然非常好。艾柯建议，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爱的重复性、平庸性。［25］不难看出，艾柯的论述，和巴特一脉相承：在巴特这里，爱者絮语总是产生自别人那里，产生自语言、书本、朋友。

巴迪欧的看法，完全同巴特与艾柯相反。“我爱你”尽管只是言辞，但把它“说”出来这个实践，却恰恰是激进的行动。“我爱你”这句话，把“我”和“你”这两个无法指代同一对象的代词，以一种去单子化的激烈方式联结在一起。巴迪欧指出，爱的语词和诗的语词具有结构性的相似：存在于爱与诗中的一个语词，其效应几乎通向无限；最简单的语词，却被注入一个它几乎无法承受的密度和强度。那是因为，和诗的语词一样，爱的宣言，就是从事件过渡到真理的一个构建。［6］44相遇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使“关于'二’的设定”得以到来，但随后它会立即消失（两人返回各自生活），除非由一个爱的宣言把它固化下来。［5］57-58，［11］27爱，真正打开了从“一”通向“二”的通道，把人从“一的场景”推到“二的场景”。［6］29

不管如何表达，爱的宣言总是意味着爱者要从仅仅是运气、机遇、概率上，提取出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某种将会延续、将会持存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承担（commitment），一份忠诚（fidelity）。换句话说，要从事件过渡到真理，概率、运气、偶然性，在某一时刻，就一定要被抑制，被转化成可以延续的一个过程。而爱的宣言，就标识了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主体性实践（宣言、承担、忠诚、创造……）的时刻，则指向了绵延的时间。关于爱的主体性实践，贯穿起了相遇的事件与绵延的时间。爱所通向的真理（“二”的真理），是一个需要被建构的真理。而爱的宣言也好，在“二”的场景中创造“世界”也好，都是将偶然上升到命定、从事件上升到真理的主体性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爱者来说，“我爱你”不仅值得说，并且值得经常说：“I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 so much”……爱，就在这些词语每一次被言说时，得到具化。

故此，爱开启了一个后事件的真理程序：在相遇的事件之后，爱旨在驯服偶然性，在事件（偶然性）中建构真理（永恒性）。对于巴迪欧而言，当你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在局势中创造新可能性的事件（如爱的相遇），你必须通过真理程序（通向“二的真理”的爱）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性，否则你就浪费了这个事件，让它白白地消散无踪。换言之，如果一个爱者不用“我爱你”这个宣言把相遇这个事件固化下来，并进而创造出爱的主体，相遇事件很快就会消散如烟，一切回归日常生活。也正是在开启真理程序的意义上，爱指向解放：相遇的事件开启爱的程序，在该程序中新的主体性（爱的主体）经“合体”诞生，该主体打碎旧有的“一”（作为否定性力量的爱），并以“二”的视域重新建构世界（作为肯定性力量的爱）。

有意思的是，今天关于爱的诸种话语，很少涉及持续性。譬如银幕上的爱情故事，都是结束在两个人“在一起”的美满尾幕（happy ending），似乎爱自动就会延续下去。同样有意思的是，银幕上那些直接从“在一起”之后讲起的故事，则完全不再关涉爱的持续，而是转到婆媳、出轨、宫斗（或者和小三斗）、霸道总裁爱上单身妈妈等内容……换言之，今天爱的话语尽管泛滥，但最多只有上半场没有下半场，只是奇迹没有延续，只有瞬间的灿烂（事件），没有永恒的光明（真理）。对于爱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恰恰是下半场：上半场的相遇彻底不可控，而下半场的延续才真正和我们的实践相关，才是完全在我们手里面、能被我们抓住的部分。然而，现在极度流行的，却是“瞬间即永恒”（eternity is the moment）这种说法：似乎只要瞬间发生过火花，你就体验过爱了。这要归功于在艺术领域领尽风骚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对于后者，爱只有奇迹、事件，不涉及延续、绵延。正是为了反驳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巴迪欧提议：爱的话语里不妨少些奇迹性，更多聚焦艰苦的工作，聚焦那些在绵延时间中的不懈实践。正是在这里，巴迪欧引入“忠诚”的概念。忠诚不只是两个人彼此承诺不和他人上床，而是对事件（爱的相遇）的忠诚，让事件不白白发生、瞬间喷发后就迅即消失殆尽、在岁月中了无痕迹。换言之，忠诚，就是让事件去继续得以持存的主体性实践——通过这种后事件的实践，让事件去拥有永恒的属性。［6］43—4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爱而言，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在一起”以后、进入“二的场景”以后，奇迹性的事件仍然会继续刺出，如怀孕、孩子降生。换言之，在两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将会有很多时刻，让我们以不同的形态重新回到事件性的地点，在这样的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做出爱的宣言，甚至是以紧急的形态。于是，爱的宣言也绝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当时“海誓山盟，此情可问天”、事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的宣言是长期的、分散的，甚至困惑的、纠缠的，需要不断重述，并注定要一次再一次地重述。甚至在爱的宣言将事件构建为真理之后，仍然会有新的事件涌出，让你重新回到开端，再次重新做出宣言。“I love you”是一个爱的宣言的实践；“I am in love”是一个在时间中绵延的状态。但只有不断的主体性实践，才能使永恒降临。

拉康把使偶然性上升为必然性的主体性实践，阐述为从“停止不被写下”（偶然事件）到“不停止被写下”（事件得以持存）的转化：

在否定的移置——从“停止不被写下”到“不停止被写下”，换言之，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中，具有这样一个悬置点，所有爱情都附着在这个点上。所有的爱情，其存活唯依靠“停止不被写下”倾向于做出否定之转换，转换到“不停止被写下”，不停止，不会停止。［26］

在拉康这里，精神分析就是去“不停止”地谈论爱。换言之，精神分析就是忠诚于爱的话语性实践。齐泽克对拉康的论述做出了一个很精到的阐释：“爱的发生，使其停止了不被写下的状态，当它发生后，它不停止地让自己被写下，所有之前的事情，都是朝这一点的努力，所有之后的事情，都是保持对这一点的忠诚。”［18］145巴迪欧则把“忠诚的主体”，视作主体的唯一真实形态：忠诚使得相遇的偶然性被征服，使事件上升为真理，日常生活中的人则转型成为忠诚主体。在巴氏的哲学体系中,面对事件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主体：忠诚主体、反动主体、蒙昧主体。忠诚主体是巴氏眼中唯一真正面对在事件中真实裂缝的主体,该主体将从裂缝中展现出来的奇点性（singularity）上升成为普遍性。［27］

质言之，对于巴迪欧而言，爱首先具身化了“诸真理—事件的奇点性”。［20］143-144与此同时，爱又构成了“奇点崇高化为普遍的基础形式”。［27］100，［28］这就是说，爱首先指向事件性的爱的相遇，该奇点在既有日常生活（局势）中实是一个奇迹般的不可能（空无）；同时，爱也指向后事件的主体性实践，通过该实践，爱从偶然事件（偶然遇到你）上升为永恒真理（始终就是你）。爱，就是持之以恒的建构，坚持到底的冒险。在《爱的激进性》一书中，霍瓦特写道：“发生在爱上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习惯。爱（倘若真的是爱）是永恒动态（eternal dynamism）的一个形式，并与此同时忠诚于最初的相遇。”这个永恒动态，就是不断的“重新发明”。［17］4巴迪欧曾经在《爱的礼赞》一著中谈到了自己的故事。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回顾自己的人生，巴迪欧说：他只有一次抛弃了爱，那就是他的初恋。当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想去补救这份爱时，一切却都为时已晚……在后来的人生中，巴迪欧说，他再也没有放弃爱。曾经充满犹豫、心碎、各种冲突，但再没放弃过爱。爱上她，就是永远爱上她。［6］46-47这位哲人已垂垂老矣，但他说出那番话时，是何等的顶天立地！

发生在我们个体生命中的爱的事件，以及随后那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却真正是激进的事件，在其坚持和延续中，承担着普遍的意义。尽管开始的相遇总是机遇性的，但一旦爱长时间延续，并且带来对“世界”的全新体验，那么回顾来看，它完全不像随机和偶然的，而几乎像是一个必然。爱者关于爱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从概率事件中，建构出充满韧性、似乎就是必然的事物——即，宿命（destiny）。

我们看到：爱结构性地包含（1）事件性的爱和（2）在时间中持存的爱；而爱者通过（3）不断重述爱的宣言的主体性实践（担当、忠诚），事件（偶然性）在时间（绵延性）中指向永恒（真理）。爱的根本关键——也是最大难题——就是在时间中刻写这份永恒。

诚然，对于个体而言，那种从概率到宿命的上升，无可避免会带来巨大负担：你不敢去想象“永远”意味着什么。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你用尽努力，爱就一定会持存、会胜出。这使得很多爱者最终怯场，做了爱的逃兵。然而问题就在于：任何一个时刻一旦放弃，爱便消逝。在《事件》一书中，齐泽克曾动情地写道：

当我全情地投入爱中，我准备好将我自己献给这份情，即便我提前知道它可能将以灾难告终，即便我提前知道在恋情结束后我会痛不欲生。但即便在这个悲惨的点上，如果有人问我：“这值得吗？你现在就是一个破碎之人！”回答是：“当然值得！它的每一瞬间都值得！如果让我重新再淌一次，我也愿意！”［18］69

爱的实践，就是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去行动、去爱，不问代价、不问回报。爱不需要特殊的献祭仪式，不需要“真情不够，钻戒来补”，只需要那使相遇不再偶然的主体性承担，只需要对爱的宣言不断进行重述，一个词一个词地把概率打败，一天一天地把概率打败。

投入爱中，就意味着投入一场坚持到底的冒险，意味着不断合力去开创前方的绚烂美景。爱者，必须充满韧性，一吵架就放弃，一言不合、意见不同就分手，是对爱的羞辱。真正的爱，是对困阻障碍的持续的、甚至苦痛的胜利。经常会有人问：爱要如何“保鲜”？实则，爱是无法被“保鲜”的：“保鲜”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因为你无论怎样保，都是保不住“鲜”的。厨房里的“保鲜膜”，最多只能延缓食物的变质而已。爱的实践，不是去“保鲜”，而恰恰是去创造——不断创造“鲜”，不断创造全新的“世界”。爱不只是两个人过家庭生活、“过日子”，而是不断地重新创造，不断让遭遇爱这个偶然事件具有时间中的绵延性，以至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相遇的绝对偶然性，最后产生了命运、归宿的气象。

爱者的主体性实践，就是努力使纯粹偶然性、随机性的事件，最终上升为一个具有永恒属性的真理。用更简明的方式来说，爱的实践，就是去消灭“人生若只如初见”［29］。之类的感慨——与其诗性慨叹，不如激进行动！“我爱你”，就是“我永远爱你”，就是我永不放弃。否则，人生就每次只能“初见”（相遇的事件），之后如同厨房里的食物那样每况愈下，差别只是腐坏的速度而已——彻底腐烂后再另找个人，重新开始腐烂过程……这是对爱的不断羞辱！时间的绵延，本身就预设在爱的宣言中；爱的实践，就是去努力将概率锁定在永恒的框架中。爱者在“二”的体验中，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建构爱的真理，在时间中建构永恒。通过创造某种持存的东西，一个“世界”才真正地诞生。

流行歌曲唱道“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p，确实非常痛快、非常淋漓尽致，然而在共同—生活中持续地爱、永不放弃地爱，才是真正的淋漓尽致，才是用全部生命“表白”爱。是以，爱的工作（workoflove）比爱的奇迹（miracleoflove）更关键，不断地思考、行动、改变、创造，尽管繁重、尽管看不到头，但诚如巴迪欧所言，“幸福，会是所有工作的内在奖励”［6］81。

结语：爱、死亡与后人类

作为人类主义核心主题（乃至至高价值）的爱，在巴迪欧这里，被重构成为一个后人类主义的真理程序——一个通向“二”的真理（绝对差异的真理）的程序。爱不是属人的、而是非人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本体论层面的黑洞性—深渊性——在现实世界中则呈现为溢出性—逃逸性——的肇因，使得人遭遇有潜能引发主体性转型（成为“爱者”）的事件。进而，爱是这样一个本体论场域，在那里，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也正是在这三者结构性缠绕的意义上，爱不只是能够激发主体性转型，并且能够引致新的世界构建。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在其名著《诸种致命策略》中写道：

爱一个人，就是把他从世界上独立出来，抹除关于他的所有痕迹，剥夺他的身影，将他拖进一个谋杀性的未来（murderous future）。去爱，就是去围绕另一方打转（就像围绕一颗死星打转），并把他吸收进一道黑光中。一切都豪赌在对一个人类个体之独异性的过高需求上。无疑，这就是让爱成为一个激情的力量：其对象被内化为一个理想的目的/终点（end），而我们知道，唯一理想的对象是一个死去的对象。［30］

爱，对于鲍德里亚而言，是“致命的”：被爱的那一方，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被充满激情的爱者所杀死。［31］

在我看来，巴迪欧对爱的重构，恰恰构成对鲍德里亚的一个回应：爱不是围绕另一方打转、对另一方之独异性进行理想化的豪赌，而是进入“二”的场景，去共同构建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死星，而是充满活力。如果说“一”的真理总是一方把另一方吸收进去的一道黑光，那么“二”的真理恰恰是基于绝对差异的永恒的动态创造。［32］

故此，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绝非一件无足轻重之事，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对于巴迪欧而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出“我爱你”的宣言、进而“合体”以“二”的视域创造世界，就是一场使动物上升到人类、令事件上升到真理、将偶然上升到“命定”（永恒）的激进革命。

注释：

a关于“结构性不诚”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吴冠军：《重思“结构性不诚”——从当代欧陆思想到先秦中国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吴冠军：《现代性的“真诚性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被忽视的理论贡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吴冠军：《“卡拉OK式礼乐”：卡拉OK实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吴冠军：《结构性溢出：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溢出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3期。

b关于人类纪与爱的学理分析，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到来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c关于“世纪佳缘”的“勇敢爱”口号，进一步分析请参见Guanjun Wu:'The Rivalry of Spectacle:A Debordian-Lacani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Critical Inquiry,Vol.46(Spring2020),page633。

d对“炮友”（fuck buddies）的讨论，请参见Srećko Horvat:The Radicality of Love,Cambridge:Polity,2016,page27-40。

e关于爱与消费的当代分析，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至来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

f对于实用主义爱情观，巴迪欧实际上未作讨论，代表观点可以参见柯依瑟尔、舒拉克：《当爱冲昏头》，张存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g转引自Steven Corcoran:'Truth',The Badiou Dictiona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age368。

h《我的眼里只有你》，黄小茂词，三宝曲，景岗山演唱。

j在汉语学界“affect”这个词多被翻译成“情动”，在我看来不甚贴切，因为这样它仍会在人类主义框架中被理解。我用“触动”来翻译作为动词的“affect”，用“触兴”来翻译作为名词的“affect”。

l转引自Dylan Evans: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page103。

m《遇见》，易家扬词，林一峰曲，孙燕姿演唱。

n参见吴冠军：《从后电影状态到后人类体验》，《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世界中的裂缝”一词来自霍瓦特，参见Horvat：The Radicality of Love,Cambridge:Polity,2016,page4。

o反过来，杜佩也写道：“当我死去，我们的爱的所有一切，都将从来没有存在过。”参见Žižek:Event:Philosphy in Trarsit,Penguin,2014,page146,108。·22·文化艺术研究第1期

p《死了都要爱》，姚若龙词，Yoo Hae Jin曲，信乐团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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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格尔主义者［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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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吴冠军．作为死亡驱力的爱：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之亲缘性［Ｊ］.文艺研究，2017（5）.

［32］吴冠军．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