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

谈到中国皇家的文物收藏，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清宫乾隆皇帝的庞大书画珍藏吧！尤其众多作品上历历可数的御题诗和收藏印章，着实使人印象深刻。但事实上，早从西汉武帝起，便已开始设置秘阁，汇聚天下图书；及至南朝宋、齐、梁、陈诸帝，无不肆意搜求，务使天下名迹归己；稍晚的隋代帝王，亦特设东妙楷、西宝迹二台庋藏自古法书名画；更不用说嗜好丹青的宋代徽宗皇帝对于书画几近狂热的搜罗，其收藏之富远胜于此前各朝。然而，令人既意外又好奇的是，蒙元虽以外族之姿入主中原，但短短百年间，竟也出现像大长公主及元文宗般罕与伦比的收藏家，为皇家书画收藏史开启了另一精彩新页。以下便聚焦于这些元代皇室搜罗的藏品，一方面窥探历代珍宝转移流散的情况，另一方面综观当时帝后醉心于何种艺术品味，及他们所坐拥的皇家收藏在其生活或艺术赞助中究竟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百年难得一遇，王恽&元世祖内府收藏

大致说来，蒙元建立之初，皇室书画收藏除了一部分搜罗自民间、或由当代书画家制作，绝大多数都是灭金时（1234）接收金章宗的内府旧藏，或于举兵南下之际以征服者姿态将南宋朝廷百余年之收藏悉数收归己有。其中，继承自金朝的书画文物，数量或许相当可观，却因缺乏文献记录，目前已不可考；至于得自南宋内府的部分，则幸运地因王恽这位文人百年难得一遇之见闻，意外将元代皇家书画珍藏曝了光，而让后世有机会一窥堂奥。

1276年，当伯颜将军即将举兵攻陷南宋首都临安之际，任职元代秘书监的焦友直，毅然上奏元世祖忽必烈，陈述“临安秘书监内，有乾坤宝典，并阴阳一切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书画等物，不教失落。”在元军气势如虹的攻势下，临安内府的这些“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重要文物幸运地未经兵火，于伯颜将军入城后即封藏府库，继而再分装11车，于岁末运回大都（今北京），交由秘书监掌理。

忽必烈得到此一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后，一方面为了炫示攻克宋都临安的武功，一方面则欲庆祝早先因政治因素分散南北的文化艺术宝藏得以在此时重新汇聚，于是大开府库，准许朝官进入秘书监观看其收藏。王恽（1227-1304）此时刚好调职到大都，“日饱食无事”，又与秘书监的监事张易为旧识，故而得以受邀“叩阁披阅竟日”。他在这一天怎么怀着如入宝山的兴奋心情，又如何手不停歇、目不暇给地展阅一幅又一幅的画卷？此般光景着实不难想象。据王恽回忆，他在当天总共浏览了法书147幅，名画81幅，一共是228幅！事后，他将此次所见诸藏品的品名、流传情况及观后心得等详细记录于《书画目录》，成为最佳历史见证。

王恽这份鉴赏元内府书画名迹的文字，如今已成为研究元代美术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有助于厘清宋、金至元内府书画收藏递传的情况。例如，在法书部分，元内府收藏以晋、唐及北宋诸大家，如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作品居多；其中，孙过庭《书谱》、虞世南《行书摹兰亭序》、怀素《自叙帖》、黄庭坚《张大同》卷与《书廉颇蔺相如传》等，都是流传有序而至今尚存的名迹。至于名画部分，则自东晋顾恺之以降，以唐、宋诸家为主，尤其李公麟的作品最多；至今确知尚存于世的包括顾恺之《洛神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宋《帝王后妃像》、崔白《梅花寒雀》卷等赫赫有名之瑰宝。唯独相当可惜的是，王恽仅有一天的时间观赏名作，肯定无法完整记录元初内府收藏的书画细目。倘若根据元《秘书监志》之资料，即可得知光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和大德六年（1302）委请裱匠重装的画，就各有1009与646件（组）。此外，至正二年（1342）时，秘书监亦趁着将内府庋藏历代书画分科之际，对其进行统计，得出单单书画便有2008轴之多！元内府藏品之丰厚可见一斑。

与子昂共赏快雪时晴，仁宗治下的宫廷艺术

蒙元一统中国后，宫廷所用语言以蒙古语为主，包括官员上呈奏章或与君王应对等多用蒙古文。然而，世祖忽必烈深知汉文对于治理中国极为重要，故其本人虽未习汉文，却命皇太子及宗室成员开始学习汉文，延请学士担任经筵官，为其讲授儒学经典并教授书法，遂使皇室的汉学素养自元初起就有了急遽提升的趋势。

元初诸帝中，元仁宗（1285-1320）堪称是最能亲儒重道、敬礼文士的一位皇帝。他不仅爱好古人法书，雅兴一来即以宸翰赏赐群臣，亦经常邀集当朝文士或院画家为宫廷作画：如在至大三年（1310）即皇位前，曾诏王振鹏作《龙池竞渡图》进呈；同年，又因河间诸路献“异亩同颖及一茎数穗”此带有祥兆之嘉禾，再命集贤士赵孟頫绘《嘉禾图》，藏于秘阁；延佑元年（1314），墨竹大家李衎亦曾奉诏为嘉熙殿图画，装饰壁面。由此不难看出元仁宗对于艺术之热衷和赞助的程度。

除了积极赞助宫廷创作活动，元仁宗对于文艺之喜爱，还能由他出示内府珍藏的《快雪时晴帖》，邀赵孟頫等文臣一同观览、题跋等看出端倪。《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传世最著名亦最具代表性的书迹。现今展观此件作品，于原迹左侧即赫然可见赵孟頫以恭谨却秀美绝伦之行楷书所写的题跋，其内容云：“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副本有之，令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延佑五年（1318）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赵孟頫奉敕恭跋。”赵孟頫为元代著名书画家，亦精于鉴赏，平时即殷切于购藏书画名迹，今日因皇帝恩宠，得以观览其十分心仪的书圣王羲之真迹，捕捉晋人书法的神韵和古意，自是欣喜若狂。继赵孟頫题跋之后，尚有两位内阁大臣，即翰林学士承旨刘赓与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护都沓儿的奉勑恭跋：一则说明此墨迹本《快雪时晴帖》乃“秘阁所藏”；另一则除了指出此天下第一法书因有神物护持才能传之今日，亦大力赞美仁宗皇帝“万几之暇，不事游畋，不宝珠玉，博古尚文”，尚能精于艺事。上述三则题跋内容，毋宁清楚勾勒一代帝王如何浸淫于书画艺术的雅好与品味！

高调的皇姊雅集，元大长公主之收藏事业

元仁宗出内府藏品邀儒臣题跋，可说是元代宫廷此类艺文雅集活动之滥觞。时隔五年（1323）后，则有一场史无前例、由女性皇室成员所主持的雅集高调展演。此次雅集的主人，是曾经受封为“鲁国大长公主”及“皇姊”的祥哥剌吉。身为元顺宗之女的祥哥剌吉，其兄海山，后来即位为武宗，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即位为仁宗。出身于如此显赫的皇室贵族家庭，本身又喜好绘画，这位大长公主的收藏实力和举办雅集活动的排场，自是不可小觑。

本次雅集聚会的地点，既非公主府邸，也不是宫内的秘书监，而刻意选在位于城南、由皇家赞助重修、景色极为宜人的天庆寺；时间则定在暮春花开的三月甲寅（23）日，接近修禊日这天，似乎有意呼应东晋王羲之等文人举办兰亭修禊雅集的古典传统。参与公主雅集的袁桷于《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如此记述道：“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钧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其王府之僚采悉以佐执事。笾豆静嘉，尊斝洁清，酒不强饮，簪佩杂错，水陆毕凑，各执礼尽欢，以承饫赐，而莫敢自恣。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由此看来，参与这次雅集的成员横跨不同族群，均为代表元代统治阶层或上流社会的菁英人士。当时肴馔之丰美、场面之隆重，自不在话下；更不用说当酒酣耳热之余，公主命人取出一件件珍藏书画，邀在场文士观赏并于卷后作诗题跋，更可谓风雅之极！

究竟元大长公主的书画收藏有那些？可由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所列出的40件书画清单略窥堂奥。其中涵盖了法书、宗教画、山水画、花鸟画、人马走兽、龙鱼杂画各项，题材相当多元；再就个别书画家观之，不难看出大长公主特别偏好宋人的作品，尤其是宋徽宗和李公麟两位；至于元人的作品，也有钱选及王振鹏两人的创作被列入收藏清单，足见公主对书画的喜好，也延续至同时代的艺术家。

十分幸运的是，现藏台北故宫的黄庭坚晚年名作《松风阁诗》，即原属大长公主收藏，亦曾经于1323年的雅集现身，为该40件书画清单中唯一流传至今的瑰宝。在《松风阁诗》卷上，除了卷首钤有大长公主“皇姊圖書”的收藏印，卷后尚存当时参加雅集的14位文人之题跋。其中，冯子振和李泂二跋明记此乃“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李泂一跋更记有“至治三年季春廿有三日”之明确时间，即袁桷图画记中所说的三月甲寅。这批于诗卷上题跋的文人学士，各个不仅文采飞扬，书学造诣亦有过人之处，当中更出现不少书法名家：如李泂写字似鲜于枢，用笔毫放劲健；赵岩书学赵孟頫，风格属流丽圆润一派；邓文原则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元初三大家，书风具有晋人秀妍飘逸之气质；至于文采深受公主青睐的冯子振，则属尚意书风，结体倾侧、用笔跌宕，极富个人特色。这些出色的书法题跋，不但为当时公主雅集的艺文酬酢留下真实记录，亦使《松风阁诗》的艺术性为之增色不少。

除了袁桷图画记所著录的40件书画收藏，大长公主其他藏品的部分，也可以藉由检视存世书画之收藏印鉴及题跋予以重建。目前钤有公主收藏章“皇姊圖書”的法书、名画，包括唐国诠《书善见律》卷、宋高宗《草书洛神赋》卷与《草书七绝》纨扇、唐卢楞伽《六尊者像》卷、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卷、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崔白《寒雀图》卷、刘松年《画罗汉图》三轴等。尤可留意的是，这些作品上不但钤有皇姊之印，并且保存了冯子振等人的原题，应当可以肯定均为大长公主旧藏，成为后人构建元皇室书画收藏极为重要的一环。

元文宗＋鉴书博士柯九思＋奎章阁

皇姊大长公主的雅集，固然是书画收藏史上的佳话，不过在她之后，元代皇家鉴藏活动还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其中的主要关键人物，自然当属元文宗这位足以与前朝的宋徽宗或高宗皇帝相媲美的艺术家皇帝了。

元文宗为武宗之子，后来又娶祥哥剌吉之女为妻，故而亲上加亲。大长公主既是他的姑母，后来又成为岳母，如此紧密的关系，多少启发了元文宗对于艺术方面的兴趣。另一方面，元文宗即位前仍为怀王时，曾住在建康（今南京），与著名文人书画家柯九思密切交游，此对于文宗日后投入艺术收藏活动亦不无影响。待至天历二年（1329）2月，元文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在柯九思、虞集二人的擘画下，于兴圣殿西侧成立奎章阁，来年正月并任命柯九思为首任奎章鉴书博士，由此开启这位代帝王缤纷多彩的艺术鉴藏活动。

据傅申与姜一涵两位学者的研究，奎章阁成立之后的头两年，为其鼎盛时期。热爱书法的元文宗只要待在奎章阁，兴致一来即常有赐书之举：其不仅曾亲笔御书《奎章阁记》，刻石作成拓本，赏赐大臣；有一回还临仿唐太宗《晋祠铭》笔法，书“永怀”二字，亲刻石碑，手印四纸，赐给奎章阁学士阿荣及康里巎巎等人。尤其当文宗一见到心仪的古代名迹，更往往立即召来学士虞集及和博士柯九思，“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乐不思蜀。

元文宗与奎章阁成员的书画雅聚互动，可由流传至今的诸多名作上见到其踪影。如台北故宫收藏的五代赵干《江行初雪》卷后拖尾，便留有天历二年（1329）包含虞集和柯九思等12位奎章阁成员联名进呈的题记，清楚载明每位阁员的职掌及官衔；而在该画卷开展至三分之二处，亦钤有元文宗的鉴藏印“天曆之寶”，且文宗还以楷书题写“神品”二字于旁（图12），表达他个人的品评观点。另外，同样由台北故宫收藏的宋拓《定武兰亭真本》上，亦有虞集奉勑所书题记，提及此本原为柯九思家藏，文宗命其进呈藉以观览，之后又赐还柯氏。诸如此类文宗与柯九思之间相互酬酢、甚至赐赠所藏书画的例子，还见于王献之《鸭头丸帖》、晋人《书度尚曹娥碑墨迹》等数件传世名作，为君臣两人一同沉醉书画鉴赏的风流雅事平添佳话。

元文宗内府收藏的书画，其重要标志是作品上钤有“天曆之寶”及“奎章閣寶”，这两方鉴赏印皆由虞集篆文，可以辅助建立其流传史。其中，“天曆之寶”为8.4厘米见方，印有宽边，文字排列对称，笔画重叠而流动。传世名迹钤有此印者，除了上述赵干《江行初雪》、宋拓《定武兰亭真本》、王献之《鸭头丸帖》、晋人《书度尚曹娥碑墨迹》，还包括宋徽宗《蜡梅山禽图》《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苏轼《寒食帖》、虞世南《行书摹兰亭序》卷、及宋高宗《真草二体书嵇康养生论》等名作。而另一方“奎章閣寶”用印，尺寸较大，为10.5厘米见方，但印为细边，且篆法及结体较为舒松，故钤于作品上看来并不那么醒目。钤有此印的传世名迹有三，即宋徽宗《蜡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这两件作品上同时钤有“天曆之寶”），及宋人《梅竹聚禽图》，刚好都是花鸟画。由上述清单得以看出奎章阁时代的书画收藏，无论就质量或数量而言，在元代帝后收藏中皆可谓首屈一指。

尾声：宣文阁与端本堂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为元顺帝（1333-1367），在其统治他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蒙古帝国的控制范围逐渐缩小，再加上奎章阁几位核心人物，如元文宗、雅琥、柯九思、虞集等人的辞世或去职，凡此种种，都使元朝皇室对于艺术收藏活动的赞助急速冷却、趋向沉寂。直到至元六年（1340），原任职奎章阁的老臣康里巎巎挺身而出，建议顺帝将奎章阁改制为宣文阁，并于九年后又再设立端本堂，才终于在这两个单位的勉力运作下，保存了艺术的一线生机，与蒙元剩下20余年的国祚相始终。

元顺帝个人具有相当的艺术天赋，书史曾评其书法“刚健端重，浑然天成”；此外，他也仿效文宗于宣文阁下设立数名鉴书博土。第一位受到任命的鉴书博士，即是以篆、隶、草书名于当时的周伯琦；周氏后来亦奉命篆书“宣文閣寶”四字，成为顺帝内府藏印的代表。“宣文閣寶”印玺达11.5厘米见方，印边与印文的粗细程度相近，印文笔画转折方硬，已开明初印风先河。此印不仅为元代官印中最大的一方，且历代官印中亦无出其右者。目前钤盖有此印的存世作品，如董源《寒林重汀》、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溪山林薮》、宋人《枇杷猿戏图》等，都是宋代巨幅名画，两相搭配得宜。相较于宣文阁，最晚设立的端本堂似乎只是皇子讲读之所，或已沦为宣文阁的附属机构，全然无法彰显其作为艺术收藏与鉴藏机构的功能。目前虽有学者发现在晋王羲之《远宦帖》、宋王利用《老君别号事实图》等少数古书画上钤有“端本”二字朱文印，而推测此方印或许就是元代内府端本堂之鉴藏印记。然而，正如同端本堂本身的定位不明，此方“端本”印之由来亦尚待更进一步查明，为精彩波澜的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写下了意味深长、引人探掘之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