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地震、台风、瘟疫、干旱、洪水不绝于史书。发生在1931年的江淮水灾，淹没了大约1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波及华中八个省份，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作者试图通过这个并不受到人们关注的水灾，以及被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城市武汉，探讨灾害的成因以及应对方法。 一、洪水的产生 （一）自然因素 从地理上看，长江与汉江汇合与湖北省的东部。在这里，江水很容易积聚，但排出速度很慢。加之，长江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定期会发生江水泛滥。 （二）人的因素 1.水利工程 人类从狩猎转为耕种之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有洪水威胁时，人们几乎不可能再像狩猎时代那样逃离洪泛区，放弃自己的家园而成为难民了。为了一定程度地改善定居陷阱，湖北地区修建了桩子或台地，作为洪水来袭时的安全岛。（作者称，湖北地名中常见的“台”就是对应这些人工建造的防洪高地。不过，他并没有举出相关的例子，中国其他地方倒是有许多带“台”的地名，如台州、天台、雨花台、东台、烟台市、邢台、丰台、五台、轮台。） 2. 新的风险 修筑堤坝是治水的重要手段，也存在着硬币的两面性。在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决堤往往比自然界中任何形式的洪水更具灾难性。 而且水利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持续进行繁重而昂贵的维护。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和战争冲突，人们就无暇顾及重要的水利工程。这时，洪水不再仅仅由自然的气候和水文决定，还由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决定。 3. 改变地理 人们正在长江和洞庭湖之间修筑堤坝，使得长江的各个支流最终会合并成为一条汹涌的急流，即河流渠化(channelisation)。它改变了河流的流量，导致了主要洪泛区向南转移，古代的云梦泽从此干涸，江汉平原和洞庭湖也随之形成。区域的生态系统也受到堤坝的深远影响。今天，江豚被堤坝和工业污染推向灭绝的边缘，作者却以为动物的消亡要追溯到更早的治水农业。 此外，堤坝不仅是一种有用的农业工程，有时也被用作武器。1856年，清军就打开了汉水的水闸，淹没太平军。1938年的黄河大洪水就是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造成的。 4. 道法自然 由于儒家的长期垄断地位，兴修水利也被坚定地作为干预和管理河流的方法。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主张采用道家的思想，允许河流顺其自然流淌。魏源就认为，为了防止洪水，湖北人必须为江水保留一些天然洪泛区。 （三）城市发展 1. 交通枢纽 农业文明总是在沿着河流扩张，在河流水系的主要交汇处，城市和贸易逐渐兴起。武汉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天然的交通枢纽。 然而，港口城市的密集人口以及繁荣贸易也有利于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所以，在洪水过后往往就暴发瘟疫，即所谓的“大灾之后有大疫”。 2. 人口问题 随着玉米、花生和红薯等美洲作物的引入，中国的人口急剧增加。生存压力促使人们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导致流域水土的流失，阻塞了泄洪的河道，必然加剧了洪水的泛滥。 二、灾民与外援 （一）灾民 1. 不去收容所 据最近调查，流离灾民尚有陆续增加之势，本分局一再派员指导该灾民等前赴各收容所安身就食，无如各灾民以顾虑家具什物，不忍割爱离开灾区，自愿在山搭棚居住。复经分途婉劝，并许以负责代为保存器具，而各灾民仍属百呼不应。 ——警察局长 苏世安 毫无疑问，对许多流动人口来说，收容所是真正的避难所。他们得到食物、住所和医疗援助。然而，许多难民不想被国家收容，更愿意选择自救。当局总是将难民的自救当作社会问题：水上拉客被认为是一种公害，乞讨导致贫穷，卖淫是不道德的，而贩卖儿童则等同于贩卖奴隶。 当局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减少流民，尽快遣返灾民回到自己的家园，这与治安和税收息息相关。儒家也一直宣传故土、宗族的理念，希望人们减少流动。平时的人口登记制度，尤其是保甲制，提高了迁移的难度，也是分配救济时的依据。所以，难民只有回家才能得到粮食，如果坚持停留在城市的话，就会被军队驱逐。 在洪水泛滥的初期，卫戍部队的士兵就奉命监视棚户区，借口是要保护难民不受流氓的骚扰，实际是在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到了后来，军方间谍和便衣警员监视难民成了公开的秘密。政治上可疑的人被押往难民营，或者遭到处决。当难民意识到慈善与拘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时，他们就再难相信任何身穿制服的人。 2. 男性的高死亡率 人口学家早就认识到，在饥荒期间男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女性。女性有一些先天优势，如忍耐力更强，善于准备食物，照顾他人，还可从事皮肉工作。 在洪水期间，人们对男性往往更苛刻，男性承受的性别歧视并不亚于女性。在马尔萨斯理论的指导下，救济水灾委员会采取了以工代赈的策略。男性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工作，还难以得到帮助。救济机构习惯性地排斥男性，认为他们应该能够独立生存。在武汉，有一个专门的妇女救济所，每天可为2 000名妇女提供两顿粥食，而男性根本不允许进入这样的地方。 3. 坚持等死 随着武汉水灾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些难民们却坐在那里“冷漠而呆滞，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们”。许多观察家深信，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负面的被动性和宿命论。 不过，作者有进一步的思考。由于疾病和饥饿，许多人可能虚弱到根本无法行动。就像人们经常通过不吃东西来应对长时间缺粮一样，那些被认为在1931年坚持等死的人，他们减少活动也可能是保存能量，等待生机的一种能动性的表现。 （二）外援 为救济1931年的洪水，美国卖给中国45万吨小麦和面粉。不过，美国人并不是在大发善心，而是在处理大量过剩的农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的大片耕地无法耕种，美国则种植了数万英亩小麦，以满足欧洲的需求。战争停止后，随着欧洲农业的复苏，全球市场上的小麦趋于饱和。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又导致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尽管美国人的小麦价值在剧烈缩水，却一点不妨碍他们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贪婪地赚取利益。最后，中国政府支付了远远高于公开市场的价格，并给予美国航运公司优惠待遇，其中一半的小麦还要在美国磨成面粉后再出口。 美国政府一贯实施的粮食援助都是如此，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处理自己过剩的农业产品，还可以操纵受援国家的政策，打击他们的产业。这次有一半小麦在美国碾磨加工，就让本已不景气的中国面粉行业雪上加霜，长期无法得到恢复。 实际上，美国小麦并没有帮助中国的灾民。横跨半个地球运输大量食品所消耗的成本和时间令人震惊，毫无经济性可言。在洪水暴发4个月后，小麦和面粉才运抵上海。又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阻碍，这些救济粮遭到日军和土匪的袭击，甚至国民党军的抢劫。等这些小麦到了灾民手里时，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华中的人们往往将其低价出售，换取自己更习惯吃的大米。 作者感叹：在从美国土地到中国难民碗里的旅程中，小麦使土匪、黑帮、党派、航运公司、外国工厂老板甚至赫伯特·胡佛都获利了。真正的国际援助是来自血浓于水的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社区。 三、全面看待灾害 （一）遗忘 1. 被遗忘的洪水 遗忘灾难的原因有很多。有时灾难发生在媒体很难报道的偏远地区；有时灾难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时灾难的后果不够严重而无法记录；有时出于政治等目的，灾难的真相被掩盖了。 今天人们没有更好地记住这次洪水的原因之一，是它被同时代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所掩盖，如1938年的黄河洪水、日军侵华等等。洪水的受害者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作者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相信历史学家会为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对那些没有被历史记录的人保持同情心，提供一个幸存者视角下的真实记录。 2. 被忽略的救援者 在中国的灾害史志中，官方对水旱灾害的应对经常被用来衡量其政治制度更广泛的合法性。在技术精英的叙述中，决定难民生存的唯一变量是官员们的效率和仁爱。灾民活下来被视为政府的功劳，而死去则被归咎于环境。 实际上，早在官方的救援到来之前，民间组织、僧侣和中医医生就肩负起了照顾难民的责任。他们不仅为难民提供食物、开水和免费治疗，还收拾尸体，建设运作良好的基础设施。后来救济水灾委员会严重依赖这些基础设施，但他们的努力在官方文献中只被粗略提及。 （二）认识灾害 1. 最好的和最糟的人性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两种对立的代表性观点。比如这次洪水，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危机中表现了最好的人性——慷慨和团结。而另一种观点只看到最糟糕的人性——掠夺和剥削。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两种人性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 社会决定论 同样偏颇的观点存在于学者之中。鉴于环境所起的首要作用，历史学家往往将这次洪水视为一场自然灾害。“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一词意味着没有人类的影响和责任。而社会学家否认环境在灾害起因上的决定性作用，转而坚持社会决定论，即决定灾害后果的主要变量不是灾害的环境状况，而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立场的逻辑推论是，只要制度正确，任何灾难都可以避免。 作者书不认同以上两种简单化的分析方式，试图证明人为因素在灾害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应抹杀自然的作用。 3. 灾害的全部 对于1931年洪水的“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书中提出一种更全面的研究方法，明确了产生灾难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灾害、饥荒和流行病。 以往对洪水的历史研究集中在饥饿上，所以我们只关注农业和粮仓。而灾民很少会死于纯粹的饥饿，事实证明，席卷洪泛区的瘟疫才是最致命的，比如血吸虫和霍乱。在此次洪水中，洪水造成的心理影响远比缺乏营养更具灾难性，自杀人数远超饿死人数。尽管中国有自杀的文化禁忌，但“到处都可以看到绝望、冷漠地自杀的人”。 4. 洪水的生机 对那些习惯了在水上生活的人而言，洪水不仅仅是灾难，还是机会。如果人类能够使自己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适应自己，洪水就不会造成危险。 在自然界而言，河流与湖泊每年的涨落变化造就了湖北高度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洪水在水生、陆地和湿地之间传递营养物质，传播种子和果实，扩展本地植物范围，并清除了那些可能会变得占优势的入侵物种。正如生态学家塞斯·瑞斯所说，有规律的洪水远不是简单的破坏性作用，而是“一种重要的补给机制”，给河流和平原带来了生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