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发现随行有录音人员，勃然大怒：查一查人是谁派的

前言

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

毛主席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说话很不客气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经常会在全国各地进行巡视，每年在北京和在外面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开始，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主席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坐火车，铁道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是必陪同的；如果乘坐飞机，空军司令和公安部部长是必陪同的；如果是乘坐军舰的话，必然是海军司令和公安部部长陪着......然而，因为毛主席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短，有时候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又不可能长时间的脱离工作岗位，所以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和副司令陪同。再往后，有时候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主席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都陪着了，但是，每当遇到重大会议或者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会一块前往的。很多时候，毛主席想要到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者是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是由叶子龙和各方面联系和安排。

比方说，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北方天寒地冻的。毛主席便将叶子龙叫到跟前来，让他先到南方去转一转，并看看各处的廓房子，以便于安排开会。

领命之后，叶子龙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和广西的南宁等地方去转了一圈。最后在那宁发现了可以用于开会的房子，于是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考虑过后，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定好之后，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南宁没有暖气，若是碰到了阴雨天，室内还挺冷的，叶子龙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就和上海方面进行了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气。

而这次的南宁会议气氛也比较紧张。

1956年毛主席就对中共的部分领导人提出了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底更是在杭州和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一些人。到了南宁之后，更是将批评推向了高潮。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的时候几次插话，而且言辞激烈。

叶子龙后来回忆说：“由于毛主席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主席生气之后，赶快全撤了。

查一查是谁派的

1961年，毛主席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是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没有向毛主席说明录音人员时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祥的解释，结果毛主席勃然大怒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端林接的。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的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因为录音而发火了。毛主席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

不光是毛主席，还有很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候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将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录音流露出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主席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主席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

柯庆施布置之后告诉毛主席“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主席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对于中央开会做记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叶子龙自己也搞不清楚，虽然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的。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主席的讲话有时候就由他们做记录。

对于记录这一件事，中央是否做过明确的决定或者是要求，已经过去好多年，叶子龙自己也没有多少印象了。

尽管毛主席对于记录和录音有时候流露出不满，但是，除了个别场合提议记录和录音之外，并没有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

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会前往会场录音和记录。一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主席一对于录音这件事发火了，书记处才做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