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了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她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完尸。
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
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
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四五百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兴替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
陆·择中
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它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
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临汾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
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之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秃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
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
陶寺和石峁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它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
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
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
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釜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石峁风格的陶鬲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峁人。
石峁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石峁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石峁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石峁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峁城，向南进发。
那么，石峁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
石峁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石峁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峁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地，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
伴随着陶寺和石峁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
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万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市的样貌。
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
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
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
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北岸的一处半岛形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
十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峁。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出于对水利和航运的需求，人的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
此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而这里却聚拢了两到三万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书写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是一座由众多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城市，因为遗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墓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都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峁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
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以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总体产量，还能减少种植单一作物的风险系数，它们共同奠定了二里头农业社会的基础。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
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宫城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地分工，同时又在向心地聚合。
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
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
这件青铜斝（jiǎ）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斝。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坩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
这件由两千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做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
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座，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镞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
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它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它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
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二三百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墠（shàn）”；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它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墠”大约是用来祭地。
祭祀源于先明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
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城邑，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
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
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进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峁也能找到些许痕迹。
中国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
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宫城，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中”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
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用夯土版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
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玉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斫（zhuó）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联结，是二里头君王的仪仗用器，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现身，用来增添王的威仪。
这些弱化了使用价值，专门用来表达秩序和尊卑的器物被称作“礼器”，它们在二里头大量出现，以酒礼器为核心，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礼器就像是固化的礼，它把无形的王权之尊和社会之范以有形的方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礼制体系的完整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二里头，礼已经清晰可见。
在二里头的建筑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礼”。或许跟远古议事时首领总处于人群正中有关，中国先民很早就有了以“中”为尊的意识，并延伸到房屋搭建。
坐北朝南，这是生活在季风区的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创制出来的经典民居模式。冬季背风招阳，夏季迎风纳凉。人们把东西向的房子称作正房，旁边紧挨着的南北向房子称作厢房，出于以“中”为尊的礼仪观，正房通常为长者的居所，厢房为晚辈的居所。这种民居形式最早很有可能来自二里头“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这差不多也是中国最早具有中轴线的四合院。
“中”从一个单纯的方位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人文关系，在古人的思想发展中，大地之上的各类“中”被创造出来，并赋予空间价值。二里头的中轴线布局已经延伸到了整个城市。
北边的祭祀区、中间的宫城和南部的作坊区几乎处在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它们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区，其分别代表的政权、神权和高新技术支配权构成了当时王权的三大支柱。不止如此，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沿着宫城四堵高墙的方向，两横两纵，四条笔直的大道垂直相交，路面宽约10米，最宽处达20米，上面甚至留下了双轮车的印记。
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明中心相继黯淡，唯独二里头一枝独秀。但它又并不孤立，就在都邑的外围分布着很多密切关联的从属聚落，它的辐射范围远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以及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的上游，其间不乏一些较大型的次级中心。不同层次的聚落构成了二里头直接管辖的畿（jī）内陆域和间接控制的畿外地域，它们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并滋养着自己的“中”心。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这里正是日后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原腹地”。中原扮演着天下物流、交通、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有利于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成败经验。于是，它超越此前的邦国文明，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明，具备了广域王权的基本特征。
当此前环绕在周边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等文化区走向衰落之后，二里头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区在崛起的同时，也成为联系周边各文化区的纽带，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二里头文化的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晚期至夏商更替期大致相当。
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传说身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后来禹在阳城建立都城，立国号为夏。等到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后，将曾经的禅让制改成了世袭制，自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3000多年的“家天下”时代。
然而，尽管史书中记载了夏的各种事迹，后世却没有发现可佐证的文物，二里头正是考古学家在寻找夏都的过程中所发现。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邑之一。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中”的意义从此无比鲜明。
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牵引着很多人、很多事物、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同的物质文化从四周向中央汇聚，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择中不仅是地理方位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归属。“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文地理观念，也成为日后中国人解释全部地理秩序的纲目。
在古人的理念中，天上群星的旋转以北极星为轴心，地上则同样存在一个“中”。人文关系中的“中”与天上的“中”相呼应，成为天人共有的特征。而因为天象的证明，“中”在人间同样具有了永恒意义。“中”象征着权威与稳定，占据了“中”才算占据了天下。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后世总结的这一择中观，正是从二里头出发的。
“中”的最早写法如同一片飘扬的旗帜，居中的“口”有“中央”之意，合起来就是竖立在中央的旗帜。3000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落幕，一面飘扬的旗帜从中原腹地徐徐升起。与此同时，散落的中华文明正在向旗帜下集中。
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来自东方的酒器，来自南方的玉器、印纹硬陶、鸭形壶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陶罐，甚至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战斧、环首刀和海贝等器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又向四周辐射。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