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思索阿拉比
余华《活着》在阿拉伯世界的译介
——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视角
عنوان البحث: البحث في الترجمة العربية للرواية 'على قيد الحياة' ليو هوا وانتشارها في 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من منظور توجيه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للعالم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婷婷
摘要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埃及著名汉学家阿卜杜·阿齐兹翻译的余华小说《活着》一经出版便受到阿拉伯文学界的热烈讨论，深受广大阿拉伯读者的喜爱。除了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外，政府的重视、官方出版机构的运作以及大众传媒的推介等文本外的因素也是余华《活着》受到阿拉伯读者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关注出发，以译介学理论为支撑，考察余华《活着》阿译本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的整个过程，并从译者模式、翻译方法和译介途径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对阿译介提供一些思考与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走进阿拉伯世界。
关键词
中国文学“走出去”
译介
余华《活着》阿译本
作者简介
李婷婷，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生。研究方向：阿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ملخص البحث
تُعدّ الترجمة للأدب الصينيّ وانتشارها في العالم وسيلةً مهمّةً لتحقيق توجيه 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للعالم وتلعب دورا مهمّا في تعزيز بناء قدرة التواصل الدوليّ من أجل عرض صورة الصين الحقيقيّة والثلاثيّة الأبعاد والشاملة أمام العالم. وحظيت رواية 'على قيد الحياة' ليو هوا المترجمة من العالم المصريّ الشهير المتخصّص في الصينيّات عبد العزيز حمدي عبد العزيز بالمناقشة الشديدة في الأوساط الأدبيّة العربيّة والترحيب الحار من قبل القرّاء العرب بمجرّد نشرها.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المترجم وإستراتيجيّات الترجمة التي يتبنّاها، فإنّ اهتمام الحكومة وتشغيل دار النشر الرسميّ ودعاية 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وغيرها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خارجيّة هي الأسباب الرئيسيّة التي تسهم في حظوة هذه الرواية بانتباه واسع من قبل القرّاء العرب. على هذا الأساس يحلّل هذا البحث العمليّة الكاملة لترجمتها وانتشارها وقبولها من منظور توجيه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للعالم معتمدا على نظريّة الترجمة وانتشارها لتقديم بعض الأفكار والاقتراحات حول الترجمة العربيّة للأدب الصينيّ وانتشارها في 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من حيث نموذج المترجم وطرق الترجمة ووسائل الانتشار من أجل تعزيز توجيه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للعالم العربي بشكل أفضل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توجيه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للعالم؛ الترجمة والانتشار ؛ الترجمة العربيّة للرواية 'على قيد الحياة' ليو هوا
الباحثة
لي تينغ تينغ، طالبة الماجستير في قسم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من كليّة اللغات الشرقيّة بجامع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دوليّة بشانغهاي، واهتماماتها العلميّة: نظريّة الترجمة العربيّة الصينيّة وممارستها
余华小说《活着》由埃及著名汉学家、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阿卜杜·阿齐兹教授首次译成阿拉伯语，也是余华小说被正式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第一部作品。该小说面向阿拉伯世界二十二个国家发行，一经出版便受到阿拉伯文学界的热烈讨论，深受广大阿拉伯读者的喜爱。小说中包含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文化意象，而这些文化意象又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这些文化意象的翻译也就成为了向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阿拉伯民众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译介学理论认为，通过翻译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重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并不是传播的结束，而是异域文化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有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文本“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者阿卜杜·阿齐兹在《活着》的阿译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译者的身份及其翻译目的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了文本内因素外，政府的重视、官方出版机构的运作以及大众传媒的推介等文本外因素也是该小说受到阿拉伯读者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研究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关注出发，以译介学理论为支撑，考察余华《活着》阿译本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的整个过程，以期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进阿拉伯世界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一、余华《活着》阿译本中译者的主体地位
传统翻译理论大多把翻译研究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强调译文的忠实与否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隐身”，将译者比喻成“仆人”、“媒婆”等，这些形象比喻暗含着传统翻译观对译者的价值评判，反映出译者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学家越来越重视对译者的研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逐渐得到了认可。针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谢天振教授表示：“文学翻译是创造性与叛逆性的有机结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尽可能地接近和再现原作，这就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即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会受到译者主体意识的影响，译者的身份和主体意识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目的，进而影响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1
译者的身份
阿卜杜·阿齐兹是埃及著名汉学家、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他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学术视野共同构建了其汉学家和教师的独特身份。他于1959年出生于埃及达卡利亚省会曼苏拉市，1981年获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出于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从1978年开始就远赴中国求学，还曾在阿联酋驻华使馆和中埃商务理事会任顾问。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二十余年间，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称中国是他的“第二家乡”，并在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后，又称中国是他“亲爱的岳父家”。2001年，他在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了中文系，承担起向埃及青年学生教授汉语以及传播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任。同时，他也是埃及作家协会和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成员。近年来，他积极参加中阿学术交流会议，曾赴京参加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并作题为“翻译当代文学，解读中国故事”的主旨发言，为推动中国文学外译工作建言献策。迄今为止，他已相继翻译出版二十多部中国文学作品，被人们称为“杰出的中阿人民的友好使者”，并于2018年获第九届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阿齐兹国际翻译奖“荣誉奖”。
#2
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立场
第一，介绍中国文学，使中国文学在阿拉伯文学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在阿拉伯文学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因在于，当时阿拉伯世界有能力从事汉阿互译工作的人才十分有限，大部分承担中国文学作品阿译工作的阿拉伯翻译家需要借用西方语言来翻译中国文学著作，而在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和文化特色或多或少会被损耗，影响阿拉伯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艺术评判，从而使中国文学在很长时间内被边缘化，没能真正走进阿拉伯文学系统中。外因在于，受“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影响，西方文学确立了在世界文坛中的霸权地位，使得阿拉伯文学界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对东方文学的关注度。面对这种尴尬局面，阿卜杜·阿齐兹作为一名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他深知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从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文，让阿拉伯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学。
第二，让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总体上，阿拉伯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仍知之甚少，加上西方在很长时间内掌握着世界话语权，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知或多或少会受到西方媒介的影响，可能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一定的误解。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是帮助广大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埃及知名汉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他主动担负起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重任，多次表示：“我要让阿拉伯世界都了解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夙愿，他把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当作其毕生最伟大的事业，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桥梁。
#3
译者的翻译选择
1.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首先，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是基于译者的审美倾向。阿卜杜·阿齐兹曾多次表示，他选择的书都是自己喜欢的。截至目前，他已翻译出版了二十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足见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忱。其次，译者对翻译本文的选择也符合译者的翻译目的。正如阿卜杜·阿齐兹所说，在选择译本之前，他要考虑各种综合性因素，考察它是不是能透过作品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近年来，他一直坚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他希望可以通过现当代文学作品让阿拉伯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更加真实地了解广大普通中国人民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
在确定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大方向之后，阿卜杜·阿齐兹所面临的就是具体翻译文本的选择，而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他认识到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面对中阿两大民族之间在信仰、道德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其所属的文化制约，表现出一种更加贴近于目标语的文化取向。他强调：“在选择文学作品时，我会首先选在道德取向上自己认为大多数阿拉伯读者可以认同的作品。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如果我认为作品的主题取向违背了阿拉伯社会基本的宗教、道德原则，那我个人是不会翻译的。”因此，他往往会选择有关人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来翻译，这些作品通常从侧面揭露中国社会的现实弊端，颂扬中国底层人民面对痛苦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豁达的精神品质，使具有相似生活经历的阿拉伯读者能够感同身受，也恰好契合了亟需革除社会弊端、勇敢前行的阿拉伯社会的精神需求。而他之所以选择余华小说《活着》来进行翻译，也正是因为他被小说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表现出来的坚韧意志所深深地感动，在译作序言中写道：“福贵经历的苦难和灾难体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生活面貌，福贵面对生活的困难仍乐观向上的态度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所经历的苦难的克服。”
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是译者自主选择的一个过程，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其翻译观念的影响。阿卜杜·阿齐兹始终坚持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他曾表示：“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传统或风俗的差异，原则上，我是按原文全部翻译，不会任意删去任何内容。”此外，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考虑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度。在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他不仅充分尊重原作，也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使目标语读者产生理解障碍或文化冲突。他曾表示：“对作品中一些明显属于宗教社会禁忌的词句，我会换成较为含蓄的阿语词句。为了避免同样的词重复使用而使阿拉伯读者难以接受，降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读性，我会用多个近义词来替换相同的一个词或一句话。对一些成语或民间谚语，我会尽量找意思相近的阿拉伯成语或谚语来翻译。”
因此，阿卜杜·阿齐兹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忠实翻译为根本性原则，灵活采取翻译策略，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二、余华《活着》阿译本中文化意象的传递效果
国内“文化意象”的概念正式出现于1999年上海外语教育社出版的专著《译介学》中。在该书中，谢天振教授认为，文化意象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慢慢形成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和丰富的联想。根据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对文化的分类，笔者将小说《活着》中的文化意象也分为：生态文化意象、物质文化意象、社会文化意象、宗教文化意象和语言文化意象五大类。经统计，小说《活着》中共计171个文化意象，笔者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如下，并分析译者对文化意象的还原程度。
翻译方法 | 数量 | 比率 | 效果 |
直译 | 56 | 34.5% | 文化意象还原 （50.9%） |
音译 | 9 | 5.3% | |
增译 | 7 | 4.1% | |
加注 （脚注或文内加注） | 12 | 7.0% | |
释义 | 64 | 37.4% | 文化意象未还原 （49.1%） |
套译 | 15 | 8.8% | |
减译 | 2 | 1.2% | |
改译 | 2 | 1.2% |
根据上表所示，译者对文化意象的翻译较多地使用了释义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其它翻译方法较少。整体看来，译者对于文化意象的还原程度略高，达到50.9%，体现了译者作为汉学家为传递中国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的译者责任意识。同时，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对很多文化意象也采取了释义等的翻译方法，以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下面，笔者具体分析译者对各类文化意象的传递效果。
01 生态文化意象
生态文化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活环境，包括山川湖泊、动物植物、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中阿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对周围环境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意象，从而使得文化意象呈现出民族性的特点，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要充分了解中阿民族生态文化意象的文化意味和背景信息，既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又要尽力传达原作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象和文化信息。
尽管阿拉伯民族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过着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形成了沙漠文化，而中华民族生活在东亚地区，从事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形成了农业文明，但基于对客观世界的共同体验，中阿民族对一些生态文化意象也有着相似的认知和联想，这也为译者有效传递生态文化意象提供了可能性。
例1：要砸断他的狗腿。
.يجب تحطيم عملائه.
狗在汉阿文化中都具有令人厌恶的象征义和贬义的感情色彩，在汉阿语言中也都有带“狗”的骂人表达，如“狗崽子”的阿语对应表达是“ابن الكلب”。在译文中，译者采取意译的方法将“他的狗腿”翻译成“عملائه”，即“他的代理人”，不仅造成了源语文化意象的失落，更体现出译者对原句的理解不当，原作中“他的狗腿”并非是形容“替队长作恶的人”，而是指“队长本人”，这里的“狗”形容的是队长，向读者构建“他是一个卑鄙、狡诈的人”的人物形象。若译者将“他的狗腿”翻译成“ساق ابن الكلب”，则不仅能够还原原文的文化意象，也有利于阿拉伯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信息，促进文化意象有效传递。
例2：男人都是馋嘴的猫。
.الرجل مثل القطط يسيل لعابهم نحو الأنثى.
汉语中，猫除象征温顺外，大部分与猫相关的表达都含有贬义象征，如小说中用“馋嘴猫”来形容对女性持有占有欲的好色男子。阿拉伯文化中也不乏关于猫的贬义象征，如阿拉伯谚语“إذا تعود السنور كشف القدور فاعلم أنه لا يصبر عنها”（惯于掀锅的猫常偷吃）。基于此，译者对“馋嘴猫”的翻译采取了增译的方法，在“馋嘴猫”的后面补充了“نحو الأنثى”，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文化意象的内涵，实现了该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
02 物质文化意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演变，各民族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菜肴、服饰、建筑、传统工艺、交通工具和货币等，久而久之，它们被人们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为物质文化意象的载体。小说《活着》中包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意象，作者通过它们向读者传达某种情感和文化信息，但异域读者对这些物质文化意象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在翻译过程中传递物质文化意象的任务给译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例3：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
.كانت ترتدي تشيباو الأزرق الفاتح.
.تشيباو: فستان مقبب مشقوق الجانبين
“旗袍”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民国时期，旗袍成为女性热衷追逐的服饰，修身的裁剪，以及到小腿的长度，测开叉，把女性的身材衬托得十分妖娆完美。在小说中，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展现了东方女性之美，作者以此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身姿曼妙的知识女性。译者采取了音译的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意象，同时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加上脚注解释说明旗袍的特点，有利于阿拉伯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服饰文化。
例4：后面是一抬披红戴绿的花轿，十来个年轻人敲锣打鼓拥在两旁。
يتبعه في الخلف هودج توشح بالحرير الأحمر، وزين باللون الأخضر، ناهيك عن عشرة شباب يقرعون الطبول ويدفقون الصاجات، ويصطفون على الجانبين
“花轿”也被称为“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新娘乘坐的轿子。此处的语境是福贵的丈人叫来一抬花轿来接家珍回娘家，就像结婚时一样隆重地接回女儿。作者通过花轿和敲锣打鼓的情景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娶亲嫁女”的图景。但游牧民族的习俗是新娘坐着驼轿出嫁，直到现在，阿拉伯国家仍有一些游牧民族保持着这种传统习俗。基于此，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阿拉伯人比较熟悉的文化意象替代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将“花轿”翻译成“驼轿”，减轻了阿拉伯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却丧失了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03 社会文化意象
社会文化包罗万象，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包含一个民族或社会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关系、历史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等等。
小说《活着》故事发展情节涵盖了抗日战争、内战、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社会时期。作者将许多反映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词汇隐含在文本的叙述中，这些词汇在小说主人公福贵一家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前给予读者时代变化的警示，与情节的发展相辅相成，具有一定的批判和讽刺意味，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情感共鸣和历史反思。如人民公社成立以前，福贵一家过着虽不富裕但却能够自给自足的日子，而人民公社成立后又突然解散，使福贵一家的生活骤然陷入到忍饥挨饿的窘境；城里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队长和刘县长也都深受其害。这些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词汇成为整个小说的时间线索，不仅为情节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社会动荡年代遭受苦难的真实性。然而，这些历史事件可能不被外国读者所熟知，译者对部分此类社会文化意象进行了还原，采取直译加脚注的方法翻译“文化大革命”，解释其社会背景信息，帮助阿拉伯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实现了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但遗憾的是，译者对大部分这类社会文化意象未能准确还原，如采取释义的方法将“煮钢铁”翻译成“冶炼钢铁”，“煮钢铁”一词出现在中国“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而对中国历史不了解的阿拉伯读者可能很难产生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情感反应。若译者能采取加注的方式对这些文化意象背后所蕴含的背景信息加以阐述，则更有利于实现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
04 宗教文化意象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没有出现占有统治或支配地位的一神教，多种宗教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并存的局面。而在阿拉伯国家，绝大部分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绝对的一神教，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必须坚信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宰。由于中阿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阿拉伯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中国独特的宗教文化意象，这就需要译者思考如何在尊重目的语读者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向阿拉伯读者传递这种异质文化，从而实现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
例5：请我看风水的都排着队呢。
.يصطف أناس كثر ويدعونني لمشاهدة البيئة الروحية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是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的方法及原则。译者对“风水”采取了释义的翻译方法，虽缓解了阿拉伯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却造成了文化信息的失落。若译者采取音译的方法，并加注予以解释说明，则更有利于阿拉伯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信息，促进中阿民族跨文化交流。
05 语言文化意象
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千差万别，在语音、构词和句法等方面各有特点，这种差异性使得本身并不具有意象特征的词句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传递着独特的文化信息。
例6：上梁不正下梁歪。
.الثلم الأعوج من الثور الكبير
“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在上位的人或长辈行为不正,在下位的人或晚辈受其影响,也跟着行为不正。此处是福贵的母亲在福贵将家产输光后说的话，暗含福贵好赌也是继承了其父亲的品行之意。译者对“上梁不正下梁歪”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阿语中类似的谚语进行了替换，即“歪曲的犁沟在于大牛”比喻“领导者走的路是歪的，其余人走的路肯定也是歪的”，便于阿拉伯读者理解，但却未能将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原汁原味地传递给阿拉伯读者。
例7：以前我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عملت في الماضي راهبا لمدة يوم واحد أقرع جرسا سماويا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一句贬义色彩较强的中国俗语，用来比喻某人遇事敷衍、得过且过。在这里，作者用这一意象来形容福贵不求上进的消极处世态度。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但由于译者的理解不当，对该句的翻译出现了错漏，将“撞一天钟”翻译成了“撞天钟”。此外，更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该句的过程中也没有使用任何的修辞手法，从而使阿拉伯读者对原作信息的理解产生偏差，以为福贵曾经做过一天和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余华小说《活着》文化意象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和扩伸等现象，这充分体现了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具体来说，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在直译、音译、增译、加注、释义、套译、减译、改译和省略等翻译方法。首先，译者采取直译、音译、增译、加注等方法来对文化意象进行还原，基本上比较生动地传递了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意象，但因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文化错位现象，若只注重文化意象表层形式而忽视文化信息的深层次传达，译语读者将无法产生与原文读者一样的联想，这时候就需要译者对陌生的文化意象稍加解释或增添补充性的文化信息，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次，译者采取了释义、套译、减译、改译和省略等方法对文化意象进行了替换或删除，从而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和变形，而译者之所以未对这些文化意象进行还原，一方面可能是基于译本的可读性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的考量，但这样一来也失去了让译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译者对原著这些意象的文化背景或文化信息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外国译者在对中国独特文化意象翻译处理上的不足之处。整体而言，译者对文化意象的还原率略高于未还原率，基本符合译者的文化翻译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三、余华《活着》阿译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01
阿拉伯官方的重视
科威特官方出版机构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向阿拉伯世界的出版发行路径大致可划为两种途径：“主动译出”和“海外出版”。“主动译出”一般是由中国本土出版机构主导出版发行，在推动中国文学对阿译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该种模式往往带有一种“政治外宣”的意味而很难走进阿拉伯主流社会。而“海外出版”则指的是由阿拉伯国家出版社来出版的中国小说阿译本。截至目前，余华在阿拉伯世界出版发行的7部作品均由阿拉伯国家主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海外出版”的典型，这些出版机构在阿拉伯世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力。其中《活着》由科威特国家文化艺术文学委员会出版发行，与商业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相比，其价格较为低廉，公众也更容易获取，他们既可以通过官方出版机构购买，也可以通过商业性中介机构购买，甚至有时还可以免费获取。可以说，科威特官方出版机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余华《活着》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
埃及政府的重视
阿卜杜·阿齐兹表示：“《活着》首印1万册出版之后，面向二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发行，因为译者是埃及人，所以还多给了埃及3000册，就是这样也不够卖。”可见该小说在阿拉伯国家受欢迎的程度。他认为该译作在阿拉伯世界的热销与埃及政府的重视无不关联。小说《活着》阿译本出版之后，埃及文化部最高文化委员会组织了专门会议讨论该小说，这也是埃及文化历上第一次有组织地专门讨论中国小说的会议，可见埃及政府对该小说以及中国文学的重视程度，同时这也推动了该小说在阿拉伯世界的广泛传播。
02
阿拉伯主流媒体的推介
笔者利用Google搜索引擎，通过检索关键词“رواية على قيد الحياة”和“يو هوا”，并将搜索时间限定在2015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鉴于《活着》阿译本出版时间为2015年2月），筛选出所有涉及余华《活着》的相关报道，并去除重复性报道，现将关键词检索结果展示如下：
已搜索到报道文章累计18篇，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15家媒体对余华《活着》进行了报道，其中各国主流媒体报道数量及报到率占比如下表所示：
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对余华《活着》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埃及以及沙姆地区，占22个阿拉伯国家总数的31.8%，其它阿拉伯国家报道量较少，甚至没有相关报道。在对余华《活着》进行了报道的阿拉伯国家中，海湾地区的报道数量最多，占总报道量的61%，其中又以沙特报道率最高，达44.4%；其次，埃及报道数量位居第二，占总报道量的16.6%；沙姆地区国家报道数量相对较少，占11.2%。除了阿拉伯国家以外，英国《阿拉伯人》杂志的阿拉伯文版也对其进行了报道。
在过去七年中，每年的报道数量如下所示：
可以发现：2015年是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对余华《活着》报道数量最多的一年，占总报道量的38.9%，此后两年报道量呈现递减趋势，而2018年报道量又突然有所增加，占总报道量的27.8%，但从2018年至今却未能继续保持递增态势。
由此可见，余华《活着》阿译本在出版发行之初确实引起了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的关注，但关注热度后劲不足，自2018年后鲜有关于余华《活着》阿译本的报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2015年～2018年间，余华有多部作品持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余华作品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关注度，且2018年余华《活着》阿译本再版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使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余华的关注度再度攀高，但近两年对余华的阿语译作较少，所以热度急剧下降。此外，对余华《活着》关注的阿拉伯国家覆盖面较窄，沙特和埃及成为对余华《活着》报道量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报道数量仍比较少，总体呈现出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对余华《活着》报道不均衡的情况。
03
阿拉伯读者的反馈
读者数据检索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已有七部作品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首先，笔者对这七部作品的阿译本进行检索，整理它们在Goodreads网站上的数据记录（如下表所示）。根据下表可以发现：（1）大部分余华作品的阿译本平均分低于所有译本的综合平均分，侧面反映出余华作品的阿语译介效果仍有待提高；（2）《活着》作为余华首部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作品，其阿译本平均分排在第二位，略高于大部分其它作品的阿译本平均分，一定程度上说明阿拉伯读者对《活着》的接受度相对较高。
其次，根据Goodreads网站对余华《活着》阿译本的数据记录显示，截至2021年8月，该译本共有87条打分记录，32条书评，559人将其列入书单。在87条打分记录中，笔者对不同星级的评分数量及其占比统计如下：
由于非书评形式的打分可能存在读者恶意打分的情况，所以笔者认为书评形式的打分数据可能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但因个别阿拉伯读者未将书评写在阿译本的评论区，所以Goodreads网站内显示对阿译本的书评有32条，对所有译本的阿语评论有35条。最终，笔者对全部阿语书评形式的打分数据进行筛选和整合，统计出有效数据36条，并将不同星级的评分数量及其占比以表格形式呈现（如上表所示），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将1星至5星划分成高、中、低三个类别。
从上表可以看出，58.3%的读者给予该译本4星及以上的评分，36.1%的读者给予3星的评分，仅有5.6%的读者给予3星以下的评分。总体来说，余华小说《活着》阿译本在阿拉伯读者中具有较高的接受度，获得了大部分阿拉伯读者的喜爱。
读者意见调查
通过对读者评论数据的检索，可以发现，尽管58.3%的读者给予小说《活着》阿译本4星及以上的评分，36.1%的读者给予3星的评分，5.6%的读者给予3星以下的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4星及以上的评论均为积极评价，3星及以下的评论均为中性或消极评价。例如，一位名为“ايم”的读者在2019年11月发表书评写道：“人只要活得幸福就不畏贫穷，文风流畅，译文优美，用词准确。”可以看出，这位读者对该译本的整体评价是非常积极的，但他却仅给出了3星的评分。由此可见，不同读者的评分标准是不同的，为了更加准确地考察读者的接受情况，我们有必要具体分析读者的评价内容。对读者的评论进行整理后，笔者发现读者的评价主要涉及小说的故事内容和翻译情况。
在故事内容的评价方面，很多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对小说的故事内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读者مرام写道：“福贵的亲人接连离他而去，尽管他失去了所有活下去的理由，但他仍然活着，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反映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克服一切苦难活下去的意志。”读者Aishah Abuqare写道：“我一直很喜欢远东文学，喜欢阅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艰难条件下仍坚持活着的意志。”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发现阿拉伯读者对小说主人公福贵一家所遭受的苦难能够感同身受，并十分赞赏中国人民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同时，这些评论可以帮助其他读者了解小说的故事内容，对该译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介作用。
有关翻译情况的评论方面，大部分阿拉伯读者对译文的评论较为积极，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读者Mohammad Abu Shaban表示：“小说语言通俗流畅，译者在翻译方面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读者Close Enough则称：“我非常喜欢读这篇小说，尤其是开头部分，翻译得非常好，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本阿拉伯小说，不像是翻译过来的小说。”此外，也有一些读者对译者的翻译提出了批评意见，如Mohamed Faiez读者认为：“小说值得一读，但是翻译质量较差，语言生硬，尤其是在人物对话方面，不禁让人觉得这是没有学过语法的孩子之间的对话。”总体看来，阿拉伯读者有关翻译方面的积极评论居多，但仍存在负面评价，翻译水平有待提高。
四、结语及对中国文学走向阿拉伯世界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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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合作译者模式 //
小说《活着》由埃及汉学家阿卜杜·阿齐兹翻译而成，他在阿拉伯世界翻译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曾荣获第九届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阿齐兹国际翻译奖，同时曾担任埃及作家协会和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对于其译作的推广和传播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汉学家译者通常会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对翻译做出选择，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更多地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认同，以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阿卜杜·阿齐兹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减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对一些文化意象采取了释义、套译、减译、改译和省略等翻译方法，保证了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可见，汉学家译者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单纯以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群体也并非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最佳的译者模式。其原因首先在于，有能力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的汉学家人数仍然非常少，仅仅倚靠汉学家这一“少数”群体，似乎难以胜任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次，并非所有汉学家都能准确理解中国文化，汉学家译者有时可能会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读的情况，影响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从而影响译本的译介效果。此外，汉学家作为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译者，其跨文化传播责任意识与中国本土译者相比较弱，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中国文化诠释不足的情况，如阿卜杜·阿齐兹在对社会文化意象的传递过程中，对一些反映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文化意象并未进行文化信息或文化背景的补充，从而使阿拉伯读者错失了一次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因此，笔者更倾向于采取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来译介中国文学作品。在现阶段，由于中国文学在阿拉伯文学系统中仍未占据中心地位，我们需要更多地借助汉学家译者的优势，采取“以汉学家为主，中国学者为辅”的合作译者模式，即由汉学家译者执笔，中国本土译者协助汉学家译者准确地理解原作中的文化意象，让阿拉伯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当然，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当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接受之后，我们可以采取“以中国学者为主，汉学家为辅”的合作译者模式，甚至是“以中国译者为主”的理想译者模式，这也要求我们不断加强新时代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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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策略的选择 //
中国文学外译翻译方法和策略的讨论主要围绕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形式还是内容的问题。一般来说，直译和意译是在语言层面对翻译方法的讨论，归化和异化可以说对直译和意译的一种延伸，即从文化层面对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而无论是直译和意译，还是归化和异化，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一直困扰翻译界的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形式与内容的处理问题，它们绝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协作、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
译介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提出翻译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研究。因此，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不应该局限于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内容和形式的争论上，而是应该把关注的视野放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的效果问题上，也就是说译者首先应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对译入语读者难以理解或文化差异较大的文化意象可以采取释义、套译、减译、改译、省略等翻译方法，虽未对原作的文化意象进行还原，但减缓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度的考量并不是一味地去迎合目标语读者，将进入到译入语国家的中国文学作品本土化或是本民族化，因为这样一来，译介中国文学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可以采取直译、音译、增译、加注等翻译方法对一些文化差异不大的中国特色文化意象进行还原。具体来说，对于生态和物质这种表层文化意象，译者可以更多地采取直译、音译等翻译方法还原文化意象，并通过在译文中添加插画或者图片等方式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和物质文化，同时译文中的异质文化也可以让阿拉伯读者感受到浓郁的异域气息，有利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而对于社会和宗教这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象，译者可能很难通过直译或者音译等方式让异质文化读者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味，这就需要译者更多地采取加注的方式对这些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信息进行补充性说明，或采取增译的方式，让阿拉伯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和宗教文化，从而促进中阿民族跨文化交流。至于语言文化意象，它则是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的智慧结晶，包含着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信息，例如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中的“天”蕴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阿拉伯语中也有相对应的表达الإنسان في التفكير، لله في التدبير（人思考，主决定），如果译者采取套译的翻译方法，原句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天”的概念就被消解了，阿拉伯读者还会误以为说这句话的人是穆斯林，但若译者将其翻译成“الإنسان في التفكير، السماء في التدبير”，则不仅能让阿拉伯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也不会使阿拉伯读者难以理解。因此，笔者认为译者要相信读者有能力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各类文化意象，在保持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的基础上，更多地传达中国特色文化，肩负起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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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宽译介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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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中阿出版合作
余华小说《活着》由科威特国家文化艺术文学委员会出版发行，该出版社在阿拉伯世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力，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谢天振教授曾就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谁来出版”的问题表示：“莫言作品的译作都是由国外一流的重要出版社出版，这使得莫言的外译作品能很快进入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得到有效传播。反之，恐怕就很难取得目前的成功。”可见，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就必须加强与国外出版社多渠道合作。值得肯定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加强合作对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作用。就中阿出版合作而言，国内出版社已通过版权贸易、海外建社、数字平台建设、构建海外销售平台等形式与阿拉伯出版社展开合作，但整体看来，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与对西方国家的出版合作相比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国家版权局公布的2019年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情况表可以看出，我国版权输出总数位居前列的是美、俄、韩三国（除去中国港澳台地区），而阿拉伯国家未列入名单内。此外，有学者曾对活跃在中阿图书出版传播中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在“十一五”时期向国外出版机构输出图书出版权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输出到欧美等主要市场。因此，我们仍需要加强中阿出版社多渠道合作，以推动中国文学走进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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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官方渠道合作
余华《活着》一经出版得到埃及文化部最高文化委员会组织专门会议讨论，可见阿拉伯国家官方层面对该小说的重视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该小说在阿拉伯世界的广泛传播。因此，我们也应当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官方渠道的合作，通过为中阿合作出版提供政策性支持、互办文学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对阿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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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阿拉伯主流媒体平台宣传造势
中国文学对阿译介必然离不开阿拉伯主流媒体的宣传和推介。从阿拉伯主流媒体对小说《活着》的报道量来看，海湾地区、埃及以及沙姆地区都对小说《活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报道，对该小说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对余华《活着》进行报道的阿拉伯国家中，沙特和埃及对该小说的报道量较多，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报道量却比较少，总体呈现出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该小说报道不均衡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保持与埃及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媒体合作，借助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平台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宣传和推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积极地与包括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媒体宣传造势较弱的马格里布地区加强媒体合作，通过在阿拉伯主流媒体平台刊登书评等方式来扩大对中国小说的宣传力度，促进阿拉伯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此外，我们也需要注意维持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在阿拉伯国家的热度。根据上文调查显示，余华《活着》阿译本在出版发行之初确实引起了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的关注，但关注热度后劲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优秀作家的持续译介来维持该作家在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度，同时也要重视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将阿拉伯读者感兴趣的中国优秀作品优先译介到阿拉伯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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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杨子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