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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带我回中国吗？” 之前热映的网络短片《逃出大英博物馆》，让“文物回国”这一有些酸楚的议题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事实上，文物盗失，至今仍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文物的盗窃盗掘与非法贩运是许多国家文化遗产资源枯竭、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指导设在陕西省公安厅的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主要作用是为依法追索我国海外流失文物提供法律依据，为打击文物犯罪和规范文物市场管理等工作提供信息支撑，为广大群众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举报渠道。 仔细研读上面的数据，触目惊心。 1900年来2230余份文物丢失 今年6月9日，洛阳警方破获“10·21”特大文物倒卖案。该案涉案文物包括8件一级文物、67件二级文物、592件三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昭君出塞”铜镜上的两段铭文出现了“中国”字样——这是已知最早记录“中国”字样的铭文，是中原王朝与域外政权相对的实物证据。说明在汉朝，相对匈奴等域外政权，“中国”已是中原政权、炎黄子孙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这块险些消失的铜镜，是中华文明自我探索、自我认知的重要历史线索。 事实上，国内还有大量文物在悄悄“走失”。 根据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信息显示，自1900年来，共有2230余份文物丢失未能追回，事发地分散在19个省份。 截至目前，该平台发布了719份1980年后丢失的文物数据。在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复核之后，我们整理出了这些文物的信息。
近十年来，国内文物流失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在2011年至2021年间平台发布的国内文物盗失信息高达358件。各地文物大案仍在时不时地发生，西藏地区盗失文物数量在多个时间段都高居前三，陕西、宁夏、河南等地盗失文物数量紧随其后。 数据库中的古代文物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约占46%。明清文物藏量大、保存完整性高，所以盗窃后用于交易的价值更大。而唐宋、两汉时期文化繁荣，相应的文化遗产藏量也更大。 细察这些盗失文物的制作工艺，占比7%的盗失“轮制”文物多出自各大名窑，精美雅致，反映了一时的审美倾向；占比26%的“其他成型工艺”包含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京料器工艺及藏族唐卡艺术等精美工艺制品；占比12%的“打制”器具或雕像，大多气势恢宏，镌刻的牌匾和碑文则多出自名家手笔。
馆藏文物被盗触目惊心 文物盗窃案件按盗窃行为发生的场所划分，可分为馆藏文物盗窃和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盗掘两大类。
当我们按照“失窃地点”对中国被盗（走失）文物信息平台上的信息进行梳理，一组惊人的数字出现了：竟然有9个文物场所，有超过10件文物至今还未被追回，其中最严重的博物馆，共有127件文物被盗后还未能追回！ 进一步分析这9所场馆发现，除佛子岩村失窃的摩崖佛像外，其他文物均在专门保存文物的机构或单位被盗，如在西藏地位仅次于布达拉宫的雍布拉康殿，又或者收藏有大量名家画作的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2015年的广美盗画案轰动一时。身为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调包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馆藏名画，其中仅朱耷的《湖石双鸟图》就价值3000多万元。萧元于2014年5月被捕，家中余下18幅尚未卖出的作品被侦查机关扣押，经鉴定估价约为7681.7万元。连同他早先卖掉的125幅作品，总盗窃值高达1.1亿元。 萧元的作案手段并不复杂，仅仅是简单地动用馆长权力，调离了一些关键的专业工作人员，以及借应急防火为理由，把应由三人分别保管的仓库钥匙复制了一套，由他自己持有。偏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广美师生都对此浑然不觉，直到案发后才感到“震惊”。 从法律角度上，被拍卖的画作已无追回的依据，虽然广美在萧元被捕后多次公开呼吁，希望画作持有者“充分释放善意，促成这批藏品尽早回归”，但于事无补。 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易罡对此曾言：“大学的珍品馆藏不比任何博物馆少，但收藏研究系统却建立得相对不够完善。” “摸金校尉”：文物的劫难 《鬼吹灯》《盗墓笔记》《盗墓之王》等盗墓小说的流行，让盗墓这一职业披上了“神秘”和“猎奇”的元素，但那却是文物的劫难。 时至今日，文物窃贼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目光停留于先人陵墓，而是放眼于一切古文化遗址，目标是任何有价值的文物。
在小说中，盗墓者能文能武，甚至有南派、北派之分。 当幻想跌入现实，“摸金校尉”的真面目是怎样的？ 我们以“文物盗窃”和“文物交易”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获得283篇判决书。在对文件进行梳理分析之后，我们给出了“摸金校尉”的侧写。
受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窘迫是大部分“摸金校尉”的基本情况。涉案人员大多是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只因贪念勾动就一拥而上。 并且，盗墓者的前科率高达36%，其中有许多“二进宫”、“三进宫”的文物盗窃惯犯。这一方面让人联想到“江山易改，本性难易”的俗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物盗窃确实有自己的“行规”和“门槛”，涉案群体呈现出专业化与非专业化并存的情况。
借助这幅人物画像，足以剥离文学的滤镜，窥见现实中“摸金校尉”们的真实模样。 分析裁判文书网数据发现，盗窃文物的犯罪团伙中，往往存在组织者与发起人的角色，把互不相识的个体连接起来，构成完整的盗窃势力。
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犯罪团伙呈现弱连结的链接强度，同时，由于部分犯罪人通过中间人而不直接发生联系，犯罪关系网络具有着一定的“结构洞”。（美国学者Burr在1992年提出，指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 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张盗墓关系网的构成颇为复杂，朋友、亲戚、狱友、同村村民，各种势力交错，而人情关系是其中最显性的线索。 粗暴的盗墓工具 洛阳铲、罗盘……经由盗墓题材小说的传播，大众对这些工具并不陌生。 然而，现实中文物盗贼们肆意盗掘的利器却大多更为猖獗、粗暴。“炸药”“雷管”，这些词汇在判决书中尤为刺目。
对于文物盗窃者而言，价格低廉，破坏性大的炸药无疑是破土掘坟的利器。 制作雷管、打好炮眼、填充炸药、进行爆破——“砰”声响起，丰厚的“利润”便汩汩淌进盗贼的腰包。 “取一件，毁百件”，这是考古专家对盗墓行为痛心疾首的概括。
“对古墓葬的历史、科学价值均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该墓葬区域的完整性及其历史、科学价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盗墓损害往往很难估计，原因是未经发掘的墓葬，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历史发现，一旦被毁去就是永失。 数百桩盗墓案件里，被损毁的那些文物中，是否还有像“昭君出塞”铜镜那样铭刻“中国”历史重要线索的珍贵文物，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满目疮痍的盗洞在中华文明的身躯上划出的道道伤痕。 财政支持小幅下降 中央财政支持是我国文物保护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从1978年的0.07亿元不断攀升，进入 2010 年以后，文物保护经费跃升至数十亿元。到 2013 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拨款数达到百亿量级，成为地方文物保护经费的主要来源。 2014 年以后，中央财政文物保护经费拨款数开始逐年下滑，从2014 年的72.61 亿元，到 2022 年下调至 63.83亿元，降幅达12.09%。文物保护经费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呈现小幅下降。
与同样是提供服务性公共产品，具备从中央到地方分级管理的行业体系的教育、医疗支出与年增长相比，文物保护经费占比很少。 在人员配置上，面对我国庞大的可移动文物资源，现有文物工作人员力量远远不足。根据最近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显示，2020 年全国文物行业共有机构3373个，从业人员31959人，在具体分配上，省区市级文物部门平均每个机构97人，地市级文物部门每个机构平均89人，到县市区级每个机构平均只有16人。 专业人才分配差距更为明显，省区级文物部门每个机构专业人才可达14人，地市级为10人，县市区级就降低到了2人，在人员配置资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许多文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地方文物保护经费情况又如何呢？地方文物保护经费的支出是地方政府的主动性选择，然而支出数量受地方财政影响大，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文物保护经费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文物保护经费出现较大差距。
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两省，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拨款上予以较大重视。然而，可移动文物数量高达700万件，数量为全国第二的文物大省陕西，其地方文物保护拨款仅为江苏的3/5。除了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这一影响因素外，地方经济发展情况也会影响地方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 莫再失，莫再殇 抖音发布的《2023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上博物馆相关视频播放总量为513.4亿次，相关视频累计时长达24万小时。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预研究启动至今，不仅基本厘清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还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了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论。传播好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势必将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而那些已经被发掘的和尚在沉睡中的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独特精神标识的物质载体，一旦被盗取，一旦被损毁，都是永殇。 于历史而言，我们所能掌控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而我们所谈论的文物，才真正是溯岁月之河、经千年风雨而来的文化印记。当我们谈论文物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谈论文明、谈论历史，更是在谈论我们自己。我们梳理出当下文物盗失的惊心现状，既为警醒，也为呼吁。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新闻大赛参赛作品，指导老师：燕晓英。 作者：鲍琳奕、蒋依林、钱思易、张岑侯、朱彦熹。（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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