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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请茶歌-张也.mp32:12 来自白浪情之友 经受考验、百练成钢的老红军卓雄 2002年12月19日早上起来后，去天津车还早，我同胡伟东翻查名册，北京能找到的都已采访了，胡卫东再次与老红军卓雄联系，这次较顺利地联系上了老红军卓雄。 我赶紧洗漱，下楼结了住宿帐，同事陈茂华开车按约定前往老红军卓雄家，地上白茫茫一片雪，车子行走缓慢，胡卫东地址又不很清楚，车子来回找了一大圈，没有找到南沙沟小区，车子转来转去，又来到了西直门内总政干休所，我们下车再到欧阳平将军家去看看，欧老已出院，正在书房内写对联，准备送给老战友福寿用。 欧阳平将军见我进来，要求我拍几张写对联时的照片，我架起设备连连按下了快门。 此时，小胡打电话到卓雄家，详细问明了地址，得知卓老秘书也在，我们匆匆下楼，冒着茫茫的大雪，近11点才找到了住在三里河的南沙沟小区内的卓雄家。 卓雄和秘书已在家候了多时，我们深表歉意，卓老说：“没关系，天气太糟糕了，你们辛苦了。”忙叫倒开水，暖暖身子，我们大家一落坐，卓老就将刚从江西回来的观感倾泻而出：“江西变化很大，老营盘这次我去了，路都修到了村边，风景好极了。 南昌变化也很大，青山湖、相思林公园很漂亮，象湖很大与西湖同样的美。”接着卓老讲到了在老区的参观，还去了瑞金七十年前住的房子，对于苏区的新变化十分高兴，在夸耀家乡的同时，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并且回忆起了当年战斗岁月的经历。 卓老说：“我原名卓老廉，曾用名张英，1915年5月4日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家祖籍兴国县高家溪村，因该村缺水，经常与邻村为水发生械斗。 祖父时举家搬至泰和老营盘村，以务农为生，父亲卓正华耕种几亩水田，经营一小片茶山林，母亲特能勤俭持家，很得大家尊重，家境在当时还算过得去。我兄弟姐妹5人，我是家里的幺儿，就是最小的，父母望子成龙，使得我们兄弟相继得以读书。 1927年初，我12岁那年，学堂里来了一个化名为欧阳邦的年轻表叔，他一边教书，一边举办夜校启发农民群众革命思想，在给我们上课时，也讲些革命故事，对于一些新鲜事情，我总喜欢去问欧阳邦叔叔，时间一长，我对他特别敬仰，欧阳邦也对我特别好，我后来成为了他的小帮手，送个信，传递信息，这样就慢慢参加了革命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欧阳邦也受到通缉和追捕，他在老营盘呆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此时，我已成为他的革命小同志，我们俩人互相掩护着通过敌人哨卡，转移到我党赣西特委掌握的革命武装第七、九纵队驻地。 我跟着欧阳邦到达红军后，被留在九纵队政治部工作，在宣传队当宣传员，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 1928年9月，根据江西省委指示，红军七、九纵队合并，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段起风任副团长，红二团成立后，赣西南特委依靠东固山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区域，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主力部队扫清周围大村镇的靖卫团后，东出吉安，赤水到赣江沿岸，西经龙头到广昌及福建边缘，南下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北上乐安、永丰，扩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方圆数百里的游击队活动区。 1928年12月10日，红二团与红十五纵队会合，一举攻克了兴国县城，消灭了靖卫团，红二团已壮大到800余人，机枪十数挺。1929年初，红二团与红十五、红十六纵队在江西兴国莲塘会师，在赣西南特委主持下，从三个部队抽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有400余人，300余支枪，段起凤任团长，金万邦任政治部主任，刘培民任参谋长，我也同时调第四团政治部工作。 卓雄回忆起当年与毛主席率领的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会合情景很是激动，他说：“1929年2月19日上午，红四军两个团约3000人，红二团1000余人，红四团800余人，在东固螺坛石的沙河坝上，举行了会师大会。 当红二团团长兼党代表李文林向大家介绍毛委员时，红二、红四团的全体指战员举枪敬礼，吹起了欢迎号。毛委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到东固去见红二、红四团，过去我们红四军有的同志说没有红二、红四团，现在没有吹牛吧！” 他又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红四团是钢军，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创建的新革命根据地，”朱总司令也讲了话，除要求红四军和红二、红四团加强团结，遵守纪律，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外，还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朱毛”了。”讲得全场大笑起来。' 卓雄与我谈起了当年在红三军团时的情景。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并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黄公略任红军军长，刘土奇任政委兼军委主席，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我在红三军第九师第九团任团长。 8月，红一军团进军长沙途中，在湖南济阳县文家市遭到敌何健部戴斗恒旅的拦截，红军当即对敌发起攻击，红三军奉命攻占敌人主阵地文家市棺材岭，第七师担任主攻，第九师作预备队，战至午夜，毫无进展，师长柯武东同志都牺牲了。 我当时向黄公略同志请战，得到允许，我利用天黑和地形掩护，携带手榴弹、短枪，带领敢死队向敌进攻，在天亮前占领阵地棺材岭，保证了军团主力全歼敌戴旅五个团，我在红三军也成了有名的人物。 在转战途中，我又相继指挥部队进行了醴陵，吉安战役，在指挥攻打袁州团集战斗中，子弹贯通了我大腿根部，住进了医院，当时年轻身体好，伤口很快愈合，在返回部队途中， 我顺便去看望毛泽覃和贺怡（贺志珍妹妹）同志，毛泽覃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留我下来任命我为后方办事处特务大队大队长。 并写信告知黄公略军长，黄公略得知我伤好，要我立即归队，另有重用。就在毛、黄对我任用争执不下时，“左倾路线”在红军中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先后有许多红军创始人被陷害，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人李文林、曾炳春、刘佩云，金万邦、黄坚等同志均被错杀，我原在特委书记刘土奇同志身边工作过，也被划为“AB团”的头头之一。 “肃反委员会”将我送到黄陂小布的“肃反总部”，毛泽覃想保都没有办法，他和贺怡（贺子珍妹妹）分别写信给王稼祥同志（王担负肃反工作），黄公略得知我关押也写信给王稼祥力保我，在众多首长的关怀过问下，我没有被关押，只做一些杂务事，接受审查。 由于苏区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战事需要，我被送到国家保卫局关押，二次反国民党“围剿”胜利后，我结束了“铁窗生活”，经审查没有问题，我留在保卫局帮助做喂马、看管犯人等杂务工作。 在几个月的审查劳动中，我与军委总部肃反委员会特务连指导员孔石、，国家保卫局警卫团看管吴烈等同志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1931年初夏，在王稼祥同志的关怀下，问题自然彻底澄清，我被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中央保卫局，在教导队当队长，在此期间，我带领一个大队到福建执行剿灭土顽，出色完成了任务。 上海临时中央迁来江西苏区，在邓发的指示下，我承担了党中央领导人来江西的沿途接送保卫任务，护送过博古，陈云等同志。 特别是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时，出现了一些情况，出行前，领导交待是接一个“洋货”不许磕、碰，要平平安安带回来，当我带领人员到广东大埔交通站时，“货未到”，我们又等了一天，晚上乘船前往潮洲去接，当船行在途中时，我们与送货船接上头，在交货时，才知道“洋货”是一个又高又大黄头发的外国人。 当时李德被扮装成一个外国神父，接上级规定，李德是不许被任何老乡看到的，于是我们晓宿夜行，在走到福建上杭接近苏区时，发现敌人岗哨在大路小路上都增设了很多，封锁线也加宽了几十公里，盘查更加严了，为了保证李德的安全，我做出决定，舍弃道路，挚越人迹罕至的大山而行，去闽西苏区革命根据地。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在大山里穿行，山上没有路，这可苦坏了李德，他又大又笨，爬不会爬，走又不会走，为避免弄出大的响声，引来敌人，我命令大伙把腿上的裹腿解下来，绑在李德腰上，上山时，前面拉下面推，下山时后面拽前面扶，好不容易翻山越岭到达了才溪乡潭良村，遇到了前来迎接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同志，我们才算喘了一口气，由于我任务完成出色，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卓老笑笑说:“把李德接来，他的乱指挥使苏区损失惨重，知道他是个饭包，接的时候没接到或丢掉了还好些。” 卓老接着说:“1934年10月中旬，我在瑞金开始长征，我在红章纵队，长征中担负着中央纵队的收容工作。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红章司令部被撤销，我所在的特务大队直接归总部领导，任务更加艰巨了。我记得，在渡金沙江时，董必武同志的马丢失了，董老年近半百，我将自己的马送给了董老。 在翻雪山时，我们收容的掉队战士编成了几个连，后都送返原来部队。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1935年10月19日,我们到达了吴起镇，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7年1月，中央决定搬至延安，我同谢滋群、龙飞虎等同志先期前往为党中央勘察地形，选择驻地，布置警卫，任务完成后，我就派去红军大学政治班学习。' 卓老革命的一生，为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１９２７年３月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３０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支队长、红三军第九师第九团团长、后方办事处特务大队大队长。 １９３１年后到中央保卫局任执行大队长、执行科科长兼管特务大队工作。１９３６年后，历任红三十二军保卫局局长，湘赣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锄奸委员会副主任兼锄奸部部长，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政治部主任。 １９４５年后历任延安赴东北干部团政治部主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任沈阳市委常委、辽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合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政治委员、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第三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地质部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８年５月，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83年离休，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访时间过得真快，我看看时钟已是12点多钟，由于赶中午北京去天津的班车，我只好与老部长告辞。外面雪已停了，陈茂华开车直接送我到北京火车站广场。  萧思明将军回忆过草地的艰苦岁月 2002年12月19日，从老红军卓雄家采访结束，陈茂华送我到北京火车站，火车时刻未到，我在火车站广场乘上京津大巴，12点30分发车，汽车为省钱，也便于路上接客，没有走京津高速，在京津老路上慢行，一百多公里路，走到下午3点多钟才到达天津火车站广场。 我下车后人生地不熟，第一次来到天津，打上的士请司机直接送我到天津警备区招待所，房费大昂贵，我又改到座落在进步道的武警第二招待所住下。刚一安顿，我背上设备，步行过北安桥，到鞍山路找到天津警备区，在传达室，值班小伙子很不错，了解我的来意后，热情帮我联系。 在天津警备区老干处了解到，江西籍老红军只有两位健在，钟远辉年逾已高，几年前已成植物人似的，肖思明司令员也已住院多时，并将肖老秘书的电话给我，我即与李金占秘书通话联系，约好第二天上午在肖老家见面。 按约定，2002年12月19日早上8点10分我给李秘书打电话，李秘书请我到睦南道111号肖老家见面，我即打的前往，天津路称道，路窄，大多是单行道，弯来转去，连的士司机都找了一阵子，才到达111号门口。 这是一个独门小院，里面只有一幢老式别墅式房子，我按了一下门铃，李秘书已在等候我，在前大门的左边一间小屋里，可能是秘书的办公房，李秘书了解了我的来意，并翻看了很多北京老首长的照片后，说明肖老现在病情较重，患的是心脏病，易激动，不便见面，所需资料、照片他已准备好，并较交给我，并说会将你来的情况合适时转告首长。 我收好李秘书给我的肖老资料，打的赶回住地。 老红军肖思明将军是江西省永新县岭人乡人。一九一五年出生，12岁即参加了村中的儿童团。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组织科青年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参谋、参谋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参加了长征和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第十一支队第三十三大队大队长，第七团团长，第三军分区参谋长，第一军分区第六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开辟平西、挺进冀东、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军区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平西军分区司令员，北岳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二0六师师长。参加了平郊战役，保北战役两次，保卫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军区代司令员，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军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肖老一生中最难忘的是长征中过草地的经历，他在回忆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过草地的经过。 那是在1935年7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为掩护和保障中革军委直属队顺利地过草地，从四川省松潘县的毛儿盖出发，向亘古无人经过的大草地进军了。 茫茫大草地，一望无际，没有树木，没有人烟，战士们脚底下到处是杂草和臭水洼，人踏上去会发出“噗叽”、“噗叽”的声音。稍不注意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不知有多少战友就这样牺牲了。后来他们有了经验，一旦陷入泥潭，马上倒地翻滚，方可自救。 记得那还是进草地第三天的夜晚，电闪雷鸣，大雨伴着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打得人生疼。转眼间，遍地都是水，水坑和水洼处积满了未融化的冰雹。团长杨得志一看天色已晚，老天又不作美，就命令部队分散各自选择一块有利地方休息。 这时，只见同志们三三两两背靠背坐了下来。人们行了一天的军，又饿又累，大家把仅有的一些干粮拿出来互相分送着吃，实在没有干粮的就靠野菜充饥。 我找到了约有三四平方米那么大的一块比较高的地方。为了防止雨水浸湿，就在高地的周围挖了个排水沟。杨得志团长把部队安排好后，就朝着我喊：“小参谋！(因他的年龄小，加之小与肖是谐音，团长平常就这样喊，他已听习惯了，反而感到很亲切。)你在哪儿？” 我大声地回答，“我在这里。” 杨得志团长听到我的声音便走了过来。“嘿！你肖思明，真不愧是个侦察参谋，造了这么个好地方。今晚咱们俩就在这个小岛上过夜啦。” 我高兴地回答：“好。” 杨得志团长只挎了一支枪，别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带。我背着背包和挂包，顺手就从背包里抽出了一块油布，我们两个人一人抓住布的一头，搭在头顶上挡雨。只听头顶上雨点子啪啪地响个不停，从油布上淌下来的水汇成了一条小溪，顺着挖好的排水沟流走了。 这时，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战友们在雨声的伴奏下唱《红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前线去》《少年先锋队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等歌。团长和我也不时地哼着这熟悉的曲子。然而，我俩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明天怎么走。 大约半夜时分，我问：“团长，你饿不饿？” “怎么不饿啊！”杨得志用手指着肚子说，“它还在咕咕地叫呢。你有什么好吃的？” “有啊！有干饼子和牛肉干。” “那好，快拿出来借给我一点，天明我还你。” 谁知，当把干饼子从干粮袋里拿出之后，被雨水一淋，马上就给泡成了糊糊面。 杨得志团长还风趣地说：“这样更好，咱就不用喝水了。” 谁知吃了牛肉干，口渴得很厉害，没用多大一会儿工夫，杨得志就问他：“你带缸子没有？” “有。” “快拿出来给我接点雨水喝。” “行。” 我从挎包里掏出了缸子，把手伸出去，不一会儿就接了大半缸子的雨水递给杨得志团长。 团长喝了几口就马上把缸子还给我说：“你快喝吧，蛮甜哩。” 我接过缸子喝了几口，真是感到有点甜味。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记不清喝了多少。在草地里能吃上这顿晚餐，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有香味。 天刚拂晓，团参谋长胡发坚同志赶来向团长报告：“昨晚，第一营有一个班的同志全部牺牲了。” 杨得志团长听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问：“是怎么回事？” 胡参谋长接着说：“他们背靠着背在草地里露营，早上起来准备吃饭，连长发现不见有这个班来人，就扯着嗓子喊了一会儿，结果还是没人答应。他们就往前找，走过去一看，个个都像熟睡了一样一动不动。原来都已停止了呼吸。” “是什么原因？”团长接着问。 胡参谋长摇了摇头为难地说：“现在还搞不清楚。分析可能不是瘴气中毒，就是被冻死的。” “走！咱们去看看同志们去。”杨得志团长说。 胡参谋长颤动着嘴唇，声音很小地说：“我已通知部队把牺牲了的同志给埋葬了。” 杨得志团长点了点头，停了一会儿说：“在每个牺牲了的同志坟前能做个标记吗？最好是能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和所在单位都写上。” “已把他们的军帽放在坟头上啦，战友们还采了一些野花放在坟前，至于标记……”胡参谋长说到这里停住了。 是啊，在这茫茫的大草地里，能有什么东西祭奠我们的烈士们呢？ 还是杨得志团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大家把拐棍找来，在上面刻上烈士的名字，立在坟前。 他们知道，一根细细的拐棍，在茫茫的大草地里不能保留多长时间。但是，这样做，大家的心会安宁一些。就这样，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又向大草地继续前进。 当我赶到宾馆收拾行李时，电话响了，是我老班长吴学增派来的司机从河北蠡县到达天津来接我，随行的还有一位在天津工作的福空八团的老战友。 十二点，我们开车出城，老战友开车在前面带出城的路，到达城市边上，他请我们吃了中饭后直接带我们上了高速。 下午3点多钟，我到达了河北蠡县宾馆，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班长吴学增和司务长王胜利，战友重逢，格外亲热，叙旧情，回忆在江西赣南当兵的岁月，吃过晚饭再叙，直至深夜。 在草地死而复生的老红军周克柳 昨夜，河北蠡县下了一场中雪，吴学增老班长陪我去留史镇皮毛市场去转悠了一上午，还特意选了一件上乘的皮衣送给我女儿。 2002年12月22日一早，我起床打开窗户看看，昨天还晴空万里，今天已白茫茫一片，虽然大雪已停了，但路上已有了积雪。 我洗漱完毕，吃了早点，7点30分我提出今天去济南，老班长一再搀留要我多玩几天，我以怕下大雪行动不便为由，执意要他送我去车站，他拧不过我，只好开车送我去国道交叉路口拦乘保定发往济南的过路班车。 车在路口刚停稳，就见迎面而来的一辆依维柯班车是去济南的，真是顺风顺水全顺了，我们一招手，车就停下来了，我将行李放在车后，告别老班长，车子一开动几分钟，就因这两天休息少而打起了盹，车子经过景县，阜城，德州于中午12点到达济南汽运中心。 走出车站，看见路牌指示无影山路就在附近，正好要去无影山空军干休所采访，我就近住在了车站招待所。 稍作休息，下午1点30分，我背上30多斤重的设备步行前去无影山空军干休所，经打听，很快找到了老红军曾宗汉家。聊了一会，曾老说今天胡子也没刮，很难看，明天拍照采访吧？ 我就向曾老打探去师范路济南军区干休一所的方向，阿姨要我吃了晚饭再走，我表示了感谢。在阿姨的指点下，我于下午3点找到了师范路48号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 看看天气阴晴还可以拍照，我先抓紧时间对健在的周克柳、马从炘 、胡桂林三位老红军分别进行了先拍照后采访。拍完照后，天基本上就暗下来了。 胡桂林的儿子胡会明两次来电话到周克柳家要我过去吃饺子，马老家也要我去吃饺子，我到胡老家吃的饺子，在吃饺子过程中，才知道今天是冬至，山东有句谚语:“冬至不吃饺子，就不是个好儿子。' 所以冬至这天，山东家家都包饺子吃，我匆匆吃完了一大盘饺子，开始对三位老红军进行文字采访。 周克柳是江西于都县曲洋乡小源村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上士、司务长，少共国际师营部管理员，会计、财务科长、师后勤处长，六十八军军后勤部长，志愿军第四十六军副军长等职。 周老是个倔强、坚毅朴实的人，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红军的本色，采访时，他与我谈起了长征时的一些故事。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我在少共国际师，11月下旬，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向广西金州方向前进，我们第四十五团第二营接到命令，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湘江西进。 我们营的阵地在湘江东岸的一个小山头上，营长是周尚信，我任营部管理员，营长要我带领全营炊事员到附近村庄负责做饭，并赶快送到阵地上来。 从头天晚上一直做到次日凌晨，当我和炊事员送饭到战斗了一夜的战友面前时，周营长告诉我，经过一夜的掩护战斗，中央机关快过完了，你马上带上全营的伙食担子和营部的重机枪班出发去赶团部，我在此掩护。 这时，天也大亮，敌人从四面八方向阵地围了过来，火炮、机枪向阵地上射击，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我带着八名十六七岁的红小鬼组成的战斗班，冒着枪林弹雨向湘江西岸突围。 由于我们武器欠缺，大多数是大刀、梭标，只有一挺像样的重机枪，就这样边打边撤，终于在天黑前突出重围到达了湘江西岸。但团部已不知去向，我们只好按着脚印向西前进。后来，我得知掩护我们过江的周营长和几十位战友全部战斗牺牲在湘江东岸阵地上。 我们九名红小鬼为追赶部队，一路上不敢停留，总算赶上了红三军团司令部的警卫连，红三军团管理科长吴立志截住了我们，告诉我们说：“大部队已从另外的路走了，你们人少，单独行军困难多，危险大，跟我们一起走。”就将我们九人编进了警卫连，新编在第四排第四班，我任班长。 我们跟着红三军团攻打了贵州老黄平城取得了胜利，第二天是元旦，黄平城解放后热闹起来，人们涌向街上来欢呼胜利。过年后，先头部队渡过了乌江、遵义会议也召开了。 我们也提出回少共国际师去，红三军团领导很快与少共国际师联系上，并举行了一个小仪式，欢送我们这些小鬼归队，少共国际师部派团总支书记李树彬前来迎接我们这些从湘江渡口冲杀出来的小战士。我们当时很高兴。” 周老接着与我谈起了在草地死而复生的故事。 1937年7月，红军长征进入了茫茫草地，粮食是个大问题，我是上士，无米下锅也常发生，大家尽自己的本领去寻找充饥的食物。 第一天傍晚，我到各排去了解有没有吃的情况，刚走到二排，便见到战友们围坐在篝火旁，锅里翻滚着灰的，花的各种蘑菇，坐了一会，我起身要去别的排检查，第二排战友们拉着我非要我尝尝鲜不可，我便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味道还真鲜美。 谁知刚吃完不久，大家便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连部炊事班的同志来找我，发现我已没有了任何知觉，便在我身旁立了一块“生死牌”，我记得上面写着“周克柳，江西于都人，六连上士”牌子不大，过往的战友向这些“生死牌”瞥望、议论。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周克柳，周克柳”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了是后续部队的战友，在念牌上名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当时也是糊涂地不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站起来拔走那块小小的生死牌，往怀里一揣，跟随后续部队往前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天，领导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采购粮袋。当时，由于敌人对陕北封锁严密，红军后勤供粮十分困难。为了保证部队打仗时有足够的粮食，急需一批粮袋。 要买大批的粮袋，只有到白区去采购，可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常常使我军采购人员空手而归，甚至有去无回。考虑再三，领导便把采购粮袋的任务交给了我。 接受任务后，我买来长褂礼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越过重重封锁线，来到西安城。住宿登记时，老板询问我是哪里人，进城来干什么，我说是生意人，来购买布袋的。店主上下打量我一番，似乎明白了什么，直言劝告：“我看你不像个生意人，本小店常有人来盘查，不安全。” 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感到店主人是个可信赖的人，满含感激而又巧妙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既然住进贵店，就全拜托给您了。” 在店主的指点下，我白天四处采购，晚上躲到戏院听说书，半夜才回店睡觉，躲避了一次次检查。经过多日筹措，购齐了粮袋。又几经周折，我终于将数百条粮袋安全运回目的地。  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红军大学财务科长。当时，学校教职员工达8000多人。由于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之名，强调“一切统一”，禁止陕甘宁边区使用工农民主政府印制的“苏维埃纸币”；不承认红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不发给学校军饷，更不发给教育经费。 这样，我所在学校的经费和物资供应就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学校增设了一些服务单位，如购买队、合作社、粉房、豆腐房、洗染塘等等，使生活保障有了改观。经费短缺问题让我急得团团转，我在征得领导同意后，采用写欠条的办法到合作社买东西。 后来，又提议把欠条印成欠津贴券，按月发给教职员工，持券可到合作社买物品。根据当时津贴费的发放标准，我亲自设计了欠津贴券票样，由延安广义书局石印。欠津贴券的内部流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职员工买东西的困难，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局面。 从此以后，与我军后勤管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好学，我越来越精通军队后勤管理工作，先后被任命为财务科长、后勤处长、后勤副部长、后勤部长。 周老随后翻出来很多勋章，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粮票，代金券等纪念品给我看，并给我介绍当年的来历。看看老人认真劲，我真想多聊聊，马老家接着来电话催促，我只好谢别，到离周老家二十来米的马从炘家继续采访。 接陈云进中央苏区的老红军马从炘 我在老红军周克柳家采访，马老家接着来电话催促，我只好谢别，到离周老家二十来米的马从炘家继续采访。 马老是江西于都县宽田镇上堡村人，1909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转入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警卫员、班长、连长、保卫局侦察员，赤安县保卫局长，吕梁军区医院政委，党委书记，晋绥军卫校副政委，西北医大副政委，西安军区运输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学院干部部副部长，济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军事法院副院长等职。 马老虽然93岁，但思路敏捷，记忆特别好，离休以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诗词和回忆录，其中有回忆周恩来、陈云、贺龙和王首道同志的文章，他与我谈起了家世。 我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贫苦人家，我家的历史是一本坎坷史，我的祖父、父辈都是以租种地主的土地和给资本家挖煤为生的，我1909年12月26日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宪田镇上堡村雷公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祖上几辈都是单传，我父亲27岁才成亲，为成亲把家里唯一的两间破房子也当了出去，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十个，由于家境贫穷，少吃没穿，先后有四个兄妹生病夭折了，全家收入仅靠父亲一人挑煤挣钱，来回四十里路，一担煤只能赚到一角来钱，家里欠下的债也无法还清，我们兄妹长到十几岁也没穿过像样的衣裤，吃的红薯叶和野菜。 由于家境贫寒，我五六岁就上山割草，拾柴帮家里干活，八九岁就上山捡煤核、木炭，硫磺石去卖，十岁左右就上煤窖干活，每天挑六、七十斤重的煤炭翻过两座山，到四十里外的集镇上去卖。后来我在煤窑提煤，由于煤老板狠毒，我与父亲实在干不下去，分文未得的被老板赶出了煤窑，迫不得已，只有回家租田种地。 1928年4月，朱毛领导的红军三军第八师到我们邻村，在宪田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政治处姓胡的主任上台讲话，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压迫人民的剥削者，他说:“穷人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剥削者靠压迫农民所得，大家团结起来，消灭万恶的反动统治者，让农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星星之火，我的家乡革命热潮高涨。 第二年，我参加了革命，1930年转入工农红军，在瑞金中央局任警卫员，我的身体虽不是太好，但身子骨十分灵活，能跑能窜，我生长在山里，走山路比我个子高一个头的同志也跑不过我，对山区的情况熟悉，所以接送护卫中央领导的任务多是派我陪同一起去。 1933年秋天，陈云同志从上海来苏区，领导派我去接他。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陈云，也没有照片，班长嘱咐我说,要接的人个头不高，商人打扮，右手拿一把黑色纸油伞，左手提一个竹箱，接头地点在瑞金的机场方向。 这个机场是国民党用于“围剿”红军建的，红军虽是控制了瑞金一带，但国民党特务、土匪经常出没，陈云又是商人模样，要是让土匪遇上十分危险，我接受任务后，弄了些半生不熟的饭，边吃边向接头地点走去。 这个机场只有五六亩地大，南北走向，班长告诉我陈云从北边过来，我就在北口山坡上找一块树木较密的地方隐藏起来，我能看见下面，外面看不见我。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商人打扮的人从北边走了过来，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断定此人可能就是陈云，我待他快从我面前过去时，我走出树林，跳下山坡，陈云一愣，警惕地看着我，我上前接过他手中的竹箱说：“没接错”，陈云笑着问：“你怎么知道没接错人？”我说：“我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路过，你像班长交待的接的人一样的打扮，我想不会错……” 陈云对我观察这么细，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直乐，并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已吃过了”。他说“你吃过了，我还没吃，这样吧，你找个地方，咱俩吃碗面，你等我这么长时间，也应该饿了，再说也算祝贺我平安到达中央苏区……” 没等陈云把话说完，我就急的说：“我没有钱”。 他大笑起来说：“当然是我请你了”。 我们到沙洲坝夏宵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还有毛泽东同志都在那里等我们。 从这以后，我跟随陈云同志做了他的警卫员。打那以后，我和他形影不离，而且还在一个党小组里，我是党小组长，他是组员，一到过组织生活时我就十分紧张，因为文化水平低，怕说错话，陈云就鼓励我大胆讲，有什么说什么，他还利用过组织生活，给大家讲些革命道理，教大家认字。 由于工作关系，从毛主席、周恩来到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及名震中国革命史的精英人物我几乎都见过，他们从心里喜欢战士，绝对不故作姿态。 长征开始以后，我和陈云同志分开了，他调到红五军团任政委，我留在中央纵队政治部跟随王首道主任。但跟随他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 最后马老告诉我说，“离休后，我写了《回忆贺龙同志》《回忆王首道》《回忆周恩来》等文章，到时我拿来给你指正”。我忙说：“我一定认真地拜读，对我也是增长知识，提高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之情”。  作者戴廷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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