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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鸭绿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十九兵团部受命由宁夏首 府银川南迁古都西安。所属部队重新调整了部署。肖应棠军长和王道邦政委等率领的六十五军，仍留宁夏继续肃清残敌；傅崇碧军长和龙道权政委等率领的六十三军，驻陕西三原；曾思玉军长和王昭政委等率领的六十四军，驻陕西宝鸡。我们一边整训一边开荒生产，同时准备抽调部分兵力，参加陇海铁路天水宝鸡段的工程建设。 形势在变，部队的任务在变，指战员们的思想自然也 在变。现在的青年同志也许不能完全理解，那些变化的影 响不仅对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对我们这些兵团一级的领 导同志，也是非常之大的。 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像我，只有三十九岁，按现在的说法完全属于青年干部；最主要的是多年来，大家想胜利，盼解放，想人 民掌握国家政权，盼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一切都如愿以偿的时候，虽非突然，但突然之感仍然异常强烈。“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气了”的念头，在当时并不单单是个别同志的想法。 那时候，部队里“老革命”很多。几乎所有的营以上干部，相当数量的连排干部，都是“老红军”、“三八式”,不 少班长和战士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或者在这之前参加革命 的。 大家在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长征路 上、华东、华北、大西北等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打了几 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仗，真可以说是戎马控惚血火相 伴，视战场厮杀如平常小事，闻枪鸣炮轰如乐曲激荡，把 为人民解放而流血牺牲视为己任。 正如当时有些同志说 的，如今一下子没有大仗打了，要开荒，要生产，要修铁 路，就像激战的阵地上突然万籁俱寂，内心很有些空荡之 感。当然，这只是一面。另一面，或者说更主要的一面， 是大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大胜利的欢乐之中。 当时， 不论是新解放区还是老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或准备进 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真忙”;城市在没收官僚资 本，建立人民政权，重整工业、商业、服务业，安定社会 秩序，安排人民生活，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工作千头万绪，国家百废待兴。全中国正在发生着空前的、日益深 刻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部队怎么能不而临着新的转折、新的问题、新的考验呢!然而，形势的突变，把这些“新”字推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它打破了部队刚开始的由 战争转入训练、生产，由动荡转入相对安定的秩序。 刚刚起锚的新中国航船，遇到了险滩急浪 …… 意料中的意外 十九兵团部进驻西安后，环境安定下来了。有一段时 间彭总也住在这里，我们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请示汇报工作也更方便了。 彭总是位在重大问题上看得深远、又异常冷静、十分果断却不轻易外露的领导者。记得他要我参与一些地方工 作，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我虽然理解他的 意图，但我还是表露了这样的心情：“您熟悉得很。”我说， “战争时期，军队工作和政府工作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 许多事情都是大家共同商量处理的，任务是集体完成的。 我这个人您更了解，从参加红军那天起， 一直做军事工 作，绝大部分精力是用在战场上，对政府工作，地方工作——特别是和平时期 生疏得很哩!” 彭总笑了。他说：“我和你还不是一样吗!我入湘军当 兵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呢!可现在的形势到底和战争时期 大不相同了。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向我们要人，要相当数量 的干部去做政府工作，去搞建设。这个政府工作可不是我们在瑞金沙洲坝那个政府的样子了，这个建设，也不是我们在延安搞的新市场的门市部了。 我觉得，这些新任务对 你，对我，对我们不少同志都很难，相当困难啊!'彭总停 了停，望着我又说：“你嘛，主要精力当然还是要放在军队 工作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主席让我告诉你 的。现在—— ” 彭总的话题转了，“我们不少同志认为没有 什么大仗打。是的嘛，我们也不愿意再打什么仗了，好端 端的一个中国已经打得七零八落了，老百姓吃了多少苦 啊!可敌人的事情历来不是我们决定得了的。总归要有些 准备吧!头脑要清醒一些吧!对军队来说，我是相信'有备无患'这四个字的。” 类似这样的谈话，彭总在西安期间同我们兵团领导同 志，同部队的各级干部甚至一些战士进行过不止一次两 次。当然，大家对彭总这些谈话精神理解得深浅程度不可 能完全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总觉得在我国大陆上大规模 的战争虽然基本平息了，全党、全国和相当一部分军队将 要投入到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但西藏、台湾等地还没有解放，就是在解放区，形势也不 是那么稳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心诚意地拥护我们共产 党哩! 记得当时有一份内部通报上讲，仅国民党反动派有 计划潜伏下来的武装残余和特务分子就有四五十万之多。 另外，美国政府中那些决定对华政策的人，帮着蒋介石打 了那么多年的仗，出人、出钱、出力，落得这样一个他们绝对不愿意着到的结局，怎么会甘心?怎么会就此罢休呢? '打对方于立足未稳而易于胜',这是兵家常用之策啊! 从一九四九年年底开始，全军都在贯彻毛主席签发的 中央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我 们所在的西北地区，总的形势比较稳定。 一九五○年春节 前后，内部通报和新华社发表的一些消息，把我们的注意 力引到了华东和华南地区。那时候，这两个地区解放沿海 岛屿的作战正在紧张地进行(其中是很有些恶仗的),引 起我们注意的不是一般的战况和战果，而是国民党用美国 制造的飞机多批次地对已经解放了的广州、上海、福州以 及闽江西岸和平城镇的狂轰滥炸。 特别是二月六日开始， 对上海的“二六”大轰炸一直持续了六七天之久。稍有政治 头脑的人都清楚，从军事、政治到经济都已经崩溃了的蒋 家王朝，是没有胆量更没有力量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这种 行动显然也绝非出于单纯的军事目的，而是带有很大政治 目的的。人们自然也明白，这些行动的决策者，指使者是 谁。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信号， 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深思的信号。 “声东击西”,“攻内而意在外”,“两面夹击”等等，也是世人皆知却也是兵家常用之策啊! 在血与火的冶炼中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飘扬还不满一周年的五星红旗将遇到什么样的风暴和恶浪，将经受什么样的磨难和考验，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关心和注目的问题了。 形势将如何发展? 我们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反动派是熟悉的。打也打 过，谈也谈过，边打边谈也不止一次两次。单从一九二七 年血的“四 ·一二”到一九五○年，也已经是整整二十三个 年头了；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并不陌生。 在这段时间里，十九兵团的负责间志发生了一些变 化。除李志民同志和我仍在外，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长征后期一直和我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耿飚同志走了；政治部主任、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到苏联留过学、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文官武将”的潘自力同志也走了。他们都离开了部 队，用彭总的话说，被毛主席、周总理“要去”做外交工作 去了。 分别接替他们工作的是郑难山和陈先瑞同志。郑维 山同志到兵团任副司令员之前是六十三军的军长，再早一 点，解放战争初期，他是我所在的晋察冀野战军所属第三 纵队的司令员，打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太原直至进 军大西北，我们都是在一起的。陈先瑞同志到兵团任政治 部主任之前，是陕西军区副司令员。我同这位从鄂豫皖转 战到陕南的老同志，是在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后 认识的，我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后就更熟悉了。 那时，十九兵团和陕西军区基本上是合署办公，连都队的小报《子弟兵》报也是两个政治部合办的。老同志都有这样一个深 切的体会：战争年代同志之间往往只在一起打过一仗，相 处几天，那感情，那友谊倒比平时一起几个月甚至几年更深厚。党中央、彭总和第一野战军的其他领导同志要我们几个人共同负责十九兵团的工作，我是很高兴的。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过去了。从政治、军事气候来讲， 一九五○年炽热的夏日来得似乎特别早。年初，美蒋飞机 轰炸我华东、华南地区，美国和南朝鲜签订《韩美联防互相协定》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了这种气氛。 到五月份，美 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约翰逊宣称“以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 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的南朝鲜军队十万官兵，已经完成准 备，并能随时开始作战”。这时，从我国最寒冷的东北地 区吹来战争热浪，也已经十分真切了。六月，美国国务院 特别顾问杜勒斯、国防部长詹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 莱德雷等高级人物到了东京、汉城。杜勒斯在对南朝鲜军队讲话中称他们“显示巨大力量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杜勒斯的讲话虽然带有明显的战争恐吓，但从他和美 国军方人士那一段时间在日本、南朝鲜的频繁活动判断， 这决不是一般的战争叫嚣，这里有长期的军事、经济的准 备，有狂妄的政治野心，有庞大的、也许是相当周密的计划。 果然，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了。 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二十七日，杜鲁门发 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这就是说，位于北美大陆的美利坚合众国，同时伸出 两只越过太平洋的长手，要把社会主义的朝鲜和中国纳入自己的囊袋。 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国 人民有着悠久的、深厚的战斗友情的朝鲜人民遭受到侵略者突然的、野蛮的进攻。 战争的阴云刚刚过去，战争的烟火还没有完全熄灭的 中国大地，又面临着同样是侵略者燃起的更大的战火的威 胁。平静的中国领海内，开进了美国第七舰队的战船。中国又一次面临异邦的野蛮侵略。 和平何在?正义何在? 当时， 一些外国记者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比作“婴 儿',说美国政府要把这个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个比 喻很形象，但不全面。因为在与侵略者搏斗中诞生的新中 国，已经不是毫无反抗力的“婴儿”了，借用一个外国人的话来说，他已经是一只“睡醒了的东方猛狮”了!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 下，迅速击溃了李承晚军队的进攻后，随即转入反攻，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继续发展胜利，在乌山地区连续突破美军五道防线，给美陆军第二十四师以歼灭性打击。至 七月下旬将美、李军压缩在洛东江以东之大丘、釜山地区。 我国政府面对美国的严重挑衅， 一再提出了严正的抗 议和警告。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声明中指 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 干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 ” 美国政府指使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 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在朝鲜人民的抗击下，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抗议 声中，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和中国两个常 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非法通过了他们关于朝鲜形势的 提案。除了美国自己出兵外，还纠集了另外一些国家出 兵，于一九五〇年八月底开始人朝作战，其中有英国两个 旅，土耳其和加拿大各一个旅，泰国、新西兰各一个团， 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 亚、埃塞俄比亚各一个营，卢森堡一个排，南非联邦一个 空军中队。这些部队和南朝鲜军队均编入美军第八集团 军，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其驻 日本东京的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恃无恐，九月中旬以五万余兵力在千余架飞机掩护下，乘三百余艘舰艇在汉江河口南侧，东距 汉城约四十公里的仁川港登陆，迫使朝鲜人民军作战略退 却。同时，美国飞机直接侵人我国东北地区的安东(今丹东)市狂轰滥炸，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神圣的国土上。 形势相当紧急， 日益严重。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 兼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侵略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 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 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 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侵略者听不进忠告。十月初，美 李军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并疯狂地向鸭绿江边退进。中旬， 侵占了平壤。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对杜鲁门说： “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他 还说：“中国人起而抵抗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到美国侵略军 进到鸭绿江边时，有的好战分子更猖狂地发出了“在历史 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中朝)截然划分的障碍”的叫嚣。 尽管我国政府，我国领导人，我国人民向侵略者发出 了多次的、完全是公开的、甚至是声势浩大的警告，但他 们全然不顾。他们把即使象我们在全国开展的“反对美国 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和平签名运动，亿万人民(包括军队)要求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的呼声，统统称之为“宣传”。 后来我看到几位 当年侵略朝鲜的美国将军的回忆录，他们都承认“犯了错 误',但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们没有一个说得清楚。 这当然不奇怪，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 出发点以及方法都不同。我至今仍然相信， 一切侵略者还 要犯他们前人、他们自己所犯过的那个无法克服的错误——不相信人民力量的错误。 在一九五○年秋季的形势下，把新中国看成是“婴儿” 的人仅仅是一些记者，不相信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 相信装备上仍然是“小来加步枪”为主的中国人民的武装力 量敢于去碰被认为“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 “联合国军”的人也不是个别的。其中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 其实，我们是有准备的。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的六月， 党中央和毛主席就预见到了战争发展可能出现的复杂局 势，就看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更大野心。所以决定 第十三兵团在东北枕戈以待。侵略者在仁川登陆，战火烧 到我国大门口之后，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要求中国政府能 派出部队赴朝作战，援助朝鲜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 唇 亡而齿寒，户破则堂危。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认为 出兵到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 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在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 总之，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 害极大。”一九五〇年十月上旬，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果 断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只是这件事在当时的保密程度是极高的。 十月一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召开了有四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同时举行了盛 大的阅兵典礼。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检阅陆海空军部队后，向全国 武装部队及民兵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美帝国主义现在正 在用武装部队侵略我们的邻邦朝鲜，同时与蒋介石残余匪 帮勾结公开侵占我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正在用战争威胁 世界和平”,朱总司令命令我们“进行充分的准备，加强国 防建设，为解放全部国土而奋斗，为捍卫世界和平而斗 争!” 同一天，上海、南京、福州、杭州、青岛、沈阳、武 汉、重庆等地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阅兵式。我们十 九兵团七千多名指战员，参加了在西安新城举行的庆祝大 会，同二十二万群众一起，接受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 志的检阅。在这些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西安的庆祝大会之后，我向彭总汇报了部队的情况： 全体指战员磨拳擦掌，坚决要求以实际行动支援站在反侵 略战争第一线的亲密邻邦朝鲜人民，不少指战员写了血 书。整个部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只等一声令下。彭总肯 定了指战员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但没有提及组 织志愿军的问题。 他告诉我，美国人北边打到了鸭绿江 边，东南边占了我们的台湾，他们疯了。在这种情况下决 不能让步。彭总重复了他多次讲过的话：“我是相信有备无 患这西个字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彭总再次强调“有备无 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我从彭总处回来对志 民同志谈起时，他说：“我总觉得快了，中央不会再让大家等下去的。” 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我在做着准备。 那时，我的桂泗姐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在西安。她们 是从我的老家湖南专程来看我的。桂泗姐姐是我十几个兄 弟姐妹中，唯一的一个从旧社会活过来的亲人。她虽然比 我大两岁，但我一直把她当长辈看。我离开家乡去安源煤 矿当童工是她送的我，我长征到达陕北照的第一张照片首 先寄给了她。从上井冈山到共和国成立我得到第一次休假 的机会，便是去湖南看她。我们的感情极深。 美国军队在 仁川登陆后，我就想动员她回去，却又很难开口。作为弟 弟，我和她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兵团司令员，我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同时，我爱人申戈军正怀着孩子，桂泗姐姐如果在，当然会更好地照顾戈军母子，但是我清醒地感 到，不要说桂泗姐姐，就是即将分娩的戈军，我也未必有精力去照顾了。 说来也巧，十月四日我送桂泗姐姐回湖南从火车站回 到机关才知道，中央刚刚派来一架专机把彭总接到北京去 了。他走得非常急。飞机和彭总的汽车几乎同时到达机 场，彭总登上飞机一分钟也没停便起飞了。后未彭总告诉 我，他的飞机在北京降落后也是一分钟也没停，汽车便把 他直接送到中南海。那里，毛主席正在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问题。 十月五日，我们收到了毛主席签发的绝密电报：杨、李 、郑、陈：限你部十二月五日前赶到津浦铁路山东兖州、泰 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 这是动员令，这是出征书，这是 十九兵团上上下下全体指战员的心声。从银川南移西安一 年多来，再也没有听到过枪炮声的我们，好像一下子又回 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当然，我们也深深懂得“集结待命” 四个字的份量。我们打败过日本侵略者，打败过美帝国主 义支持的蒋介石，但毕竟没有直接和美国军队交过手，我 们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但毕竟没有越出国界半步。 十月五 日到十二月五日整整两个月，在侵略者的战火已经燃烧到 祖国大门口的时候，中央给了我们这样长的时间说明什 么?我们怎么运用和支配这关键的六十天?整个部队的作战欲望、求战情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战争不是单凭欲望和情绪的事业。战争是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 是世界科学中最严格的科学。 我们四个人根据中央电报的精神，作彻夜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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