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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儿童节，做艺术教育的老师们，通常会介绍一些经典儿童画，其中多半会有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的作品。 胡安·米罗，和毕加索、达利同时代，画风是“超现实”。经历过二战和西班牙内战。米罗常被认为是一位顺应时代的艺术家，作品很阳光，很孩子气。其实，在这些背后，有另一个米罗，怀疑的、有颠覆气质的。或许，这就是人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蔚蓝的地中海上，今年夏天的马略卡岛前所未有的游人稀少。因为气候变异，天气暴热，这个欧洲人度夏的天堂，也被热浪侵袭。岛上，那些砂质海滩、陡峭的悬崖，种植着橄榄和杏树的田野，在阳光暴晒下裸露得有点突兀。帕尔马，是岛上的城市，也是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首府。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的画室就在这里。这栋四层建筑，风格简洁圆润，由米罗的西班牙建筑师好友约瑟夫·路易斯·瑟特设计。浅杏色砂质墙面，蓝、黄、红色百叶窗，波浪形的白色屋顶像一对海鸥的翅膀，在这里，可以俯瞰到地中海。建筑四周，为原始的粗削岩石，画室内却洒满轻柔的光。米罗是音乐迷，但他在工作时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上世纪70年代，独裁结束。好友及对手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去世后的几年里，米罗是西班牙最有名的生活艺术家。在妻子支持下，他永久定居在了母亲的故乡马略卡岛。画室内，时间似乎暂停，四处摆放着完成的未完成的器物和画作，包括200幅绘画、素描、毯子、陶艺和雕塑。米罗的孙子，诗人胡安·普尼耶特独自管理着这份遗产，责任感时常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他这样评价自己崇拜的祖父：胡安·米罗，白天是宝藏，晚上是怪物。《一个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头像》 米罗出生在1893年的巴塞罗那。那个时代，巴塞罗那的经济和艺术都充满活力，领头人当属高迪。这位建筑师强调手工艺，热爱大自然，是整代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的旗帜（我曾在建筑栏目介绍过高迪）。年轻的米罗深受高迪的影响，但父亲不愿意他做艺术家。父亲是一位钟表匠，也做银饰。母亲的家庭是帕尔马的一家橱柜制造商。米罗找了工作，在一家大企业做会计。工作3个月，就陷入精神抑郁，父母只得把他送到蒙特·罗伊格德尔坎普的乡下家宅去休养。在家宅的橘子树中间，从小对绘画有兴趣的米罗，决定一辈子画画。“我总是想画画，如果不画画就会陷入沮丧，总想不好的事，不知道做点什么好。”1922年，他为家宅画了一幅画，是日后有名的那幅画作之一：《农场》。“我想把我爱的乡下一切，都放在这幅画里。一棵巨大的树，一只很小的蜗牛。九个月里我一直在农场里画画，每天七八个小时，我擦掉过许多个版本，我开始摆脱外界的影响。在那儿，充满光明，充满生命力，我的双脚深深扎在土地里。”《农场》，是米罗最后一幅现实的、具象的画。不过，里面的一些符号，还会在日后的画中找到，比如，梯子或鸟儿。《无题》 次年，米罗去到弗朗西斯科·加利的艺术学校学习。加利发现米罗在描绘现实时有困难，就引导他尝试别的方法，比如先凝视物体，然后闭上眼睛触摸它，最后再画出它。这一阶段，米罗的画色彩浓郁，出现几何线条，不知是否受了立体主义和野兽派影响。欧洲绘画，从印象派这个转折点后，衍生出了好些和画法有关的主义和流派，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估计是人心受创，心思浮动。这其中，有以高更和梵高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印象派强调光线和空气，后印象派强调色彩和笔触。还有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野兽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狮子老虎，是特指色彩鲜明，还有随意涂抹的方法。比高更、梵高的颜色更强烈，画法也粗放，不是把颜料挤到调色板上画，而是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直接上画布。在巴黎的画展上，马蒂斯看到布拉克的画，说：“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立方体？那我们就叫立体主义好了。布拉克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立体主义作品却要属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他用立方体画出了五个几何形变异的女性。为长见识，米罗去了巴黎，那是当时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1920年，他在巴黎结识了同乡、画家毕加索。毕加索比米罗大十岁，就像父亲一般在巴黎接待他，为他的艺术生涯提供建议。毕加索把米罗引入前卫艺术圈。米罗认识了诗人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布勒东，布勒东刚刚编写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几位诗人，都曾是达达主义的拥护者，达达是一个文学和艺术运动，诞生于一战后的法国。起于反传统和强调自主性，否定一切。随着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欧洲流行，达达就被超现实主义抛弃并替代了。超现实主义提倡自动写作。强调潜意识，梦一样的场景，象征性的图腾，出乎意料、不合逻辑的并置，普通物体的奇异组合，随机效果的游戏和技术，原始或儿童般的设计。《一只碟 2》 和保尔·艾吕雅、罗贝尔德斯诺斯、阿尔芒·萨拉克鲁这些诗人接触后，米罗写了第一首诗：这是我的梦的颜色/一只鸟追着一只蜜蜂把它压低/重要的事就是展露灵魂……米罗住在巴黎蒙马特区，一个叫“碳棒”的艺术家新区，邻居里有多个超现实主义画家，还有保尔·艾吕雅这些诗人。1925年，他画了《哈里根狂欢节》，这是他作品中最超现实主义的一幅。“这幅画对我来说很重要，不仅从绘画角度而言相当重要，从人性角度而言更是如此。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钱，虽然不是穷人，但活得很惨，画上的这些都是幻觉，是饿肚子导致的自然而然的幻觉。”画中的元素会继续出现：梯子——用于逃离——也用于提升。动物，尤其是他感兴趣的昆虫。米罗越来越激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想走得更远，1921年至1928年，米罗画了三幅《西班牙舞者》肖像画。最后一幅完全不用颜料，用针代替舞者头，羽毛代表轻盈的舞蹈，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在实现推翻，用树皮、纺线、拼接，通过其它材料反绘画。米罗最终还是和超现实主义决裂了，因为布勒东和一些超现实主义画家，开始对绘画进行规则设计，生性叛逆的米罗接受不了。他回到西班牙，在36岁时，和皮拉·荣科萨结了婚——一位马略卡岛上的年轻姑娘，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享受着家庭生活的甜蜜。
“我有预感，灾难即将发生，就像雨前一样，脑袋沉重，骨头疼，潮湿得令人窒息。我感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1936年，国家陷入内战，西班牙共和国被推翻。他在画中描述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米罗带着一家人到巴黎避难。巴黎世博会成了窗口，世界各地的访客拥至巴黎，加泰罗尼亚艺术家一起表达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在西班牙共和国展馆，毕加索展出了《格尔尼卡》。米罗展出了《收割者》，画上是一个农民，举着双胃，握有镰刀。这些布面油画在纪念加泰罗尼亚人和法西斯的抗争。米罗带着妻女前往诺曼底。没有画布，他就用纸画了系列的小幅水粉画，名为《星座》系列。“皮拉牵着多萝西斯的手，而我则在手臂下夹着装有《星座》的画夹。德军到达前一周，我们离开巴黎前往巴塞罗那。”米罗回到西班牙，那时佛朗哥已经开始独裁统治，米罗受到了毕加索和西班牙流亡知识分子们的严厉批评。和《星座》的鲜艳颜色相反，1943年他创作了《巴塞罗那》系列，用黑白石版印刷。生活在他潜意识里的怪物世界喷涌而出，被画在了纸上。这些怪物，就像正在野蛮破坏和吞噬他们生活的政治和战争。这时期，米罗深入简出，画却在美国受到了欢迎。194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米罗的首次回顾展。收藏家和其他艺术家立刻认可了他，觉得米罗看待绘画和当下的眼光是如此新颖。展览中，23幅《星座》组成的系列，表现了米罗作品的张力，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是《逃逸的梯子》，被飞鸟围住的女人，一个被抑制、被分割又相互联系的日常世界。不过，单纯作为观众，我自己对欧洲绘画的热爱，停止在了印象派那里。印象派之后的很多实验和先锋作品，都有观看上的不适感。
在纽约和巴黎的成功激发了米罗的创造力，50岁的时候，他开始尝试陶艺。“陶瓷的光泽很吸引我。我喜欢与元素、粘土、火焰斗争，必须学会控制火焰。” 儿时伙伴阿蒂加斯的儿子——陶艺家胡安·加尔蒂为米罗提供帮助。“他尊重我在陶艺方面的知识。我很自豪能帮他。”在加利法，加尔蒂现在依然在用同一座木火炉工作。加尔蒂为米罗的工作能力折服，“他的日程安排非常严格，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然后做30分钟的运动。下午2点整吃午饭，吃得很清淡，下午3点再次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阿蒂加斯教会了米罗敬重陶艺的三大基础：火、灰、烟。用燃气炉或电炉无法实现这些，原始的釉彩离不开材质，一定要和大地、和土地紧密相连。米罗开始在世界各地制作大型陶瓷壁画，包括在大阪。在日本，禅意让米罗着了迷，他学习书法，对汉字感兴趣，“我很喜欢它们，不是形状，它们有点像微生物。是的，像微生物、鸟、形状等等。”米罗像个园丁，种的花就是他的画作。画室的墙上，挂着好朋友兼导师毕加索的肖像画。毕加索和米罗，似乎两位都受到同样的创造力的驱动，有时也受到破坏力的驱动，但都一样的执着。1968年，西班牙首次举办米罗的作品展，巴塞罗那人终于有机会欣赏到被长期忽视的艺术家的作品了，一位部长宣布将出席开幕典礼，米罗拒绝前往出席。在加泰罗尼亚建筑学院，在毕加索的作品下面，米罗像街头艺术家一样画了一幅作品，覆盖整栋建筑的玻璃表面。三天后，米罗又公开销毁了他的这幅作品。很少有画家会这样做，包括毕加索。但米罗却以极大的热情去做，他似乎享受这个过程。米罗看上去沉默、内向，但事实上他内心充满暴力。胡安·普尼耶特回忆：“我的祖父总是被人排挤，被人误解。人们将他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画家，说他的画五岁的孩子也能画出来。”75岁时，米罗和年轻挂毯师约瑟·普罗约合作，制作了15幅巨大的挂毯，每幅重量在一吨以上。他拿出汽油，把挂毯烧了，然后在上面挂上各种物件：裙子，剪刀，让出资人看得哭不出来。1974年，巴黎大皇宫举办了一次米罗回顾展，这些烧毁的挂毯也在展品中，被当作是一种极具挑战的行为。1975年，佛朗哥去世，米罗85岁，他开始向戏剧领域进军，和剧团“克拉卡”一同创作了戏剧《摩尔玛之死》。 1983年，米罗去世，享年90岁。最后的作品，巨大的画，什么都没有，只有线条。“艺术可以死去，但重要的是种子能在地上生根。”胡安·米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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