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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国家大分裂的时代,时间跨度长达360年之久。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战争不断,人民涂炭。诸葛亮尚居茅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故一般民居建筑不会有明显改善。紧接着的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战争与和平兼而有之,中原地带战事繁多,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人口南迁,江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超过北方。 这一时期,佛道盛行,儒、佛、道三家并存,思想领域活跃,推进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更推动了佛教建筑的大发展。此期间,河南建筑有两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寺院,二是石窟摩崖造像。“佛教建筑虽始于东汉,但真正大发展应为南北朝时期。 随着佛寺的兴建,佛塔的营造也极为普遍,北魏时期,境内州、郡有佛寺3万余所,仅都城洛阳就有1367所。”“建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的嵩岳寺塔,历经了1500年风雨侵蚀,仍巍然屹立。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其12边形近于圆的平面,也是全国古塔中的孤例。 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也是佛教的直接产物(图1-3-32)。
龙门石窟使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经历东魏、西魏直到宋朝长达400多年。共雕凿窟龛2300多个,佛塔80余座,大小造像近11万尊,题记2800余品。主要洞穴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莲花洞、路洞、药方洞、潜溪寺、敬善寺、奉先寺万佛洞以及看经寺等。其中,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古阳洞开凿最先,雕镌最华丽,是造像、题记最多的洞窟。与龙门石窟同时兴建的还有巩义市伊洛河北岸的巩义石窟,该石窟共开凿5个洞窟,雕像7743尊。还有建于北魏时期的义马市鸿庆寺石窟和浚县大丕山摩崖大佛及石刻,建于东魏时期的安阳灵泉寺石窟等。 继汉代阴阳五行学说融入建筑理论后,传统文化中的四神兽也正式成为建筑装饰艺术的内容。著名的南阳画像砖就以简练的线条刻画出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形象(图1-3-33)。
此时期的民宅资料远不及汉代丰富,好在河南还遗存有几幅碑刻表达了贵族们居住的高档住宅的情形(图1-3-34)。
从沁阳东魏造像碑刻图样可见,宅第周围有廊庑,逐渐用直棂窗。还可从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石刻中看到,筒板瓦屋面,庑殿或悬山屋顶,正脊两端用鸱尾。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居住在洛阳的贵族宅院还建有园林,这对后期私家园林的发展是有直接影响的。 (四)隋唐、五代时期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长达将近4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国家。隋朝和秦朝一样,都是短命王朝,但都为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隋代起即进入封建社会的中期阶段。 1.城市建设 隋唐时期,河南境内又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蓬勃兴起。两朝继汉东西二京之制度,仍以洛阳为东都。因洛阳的地理位置比长安适中,在政治与经济上更便于控制北、东、南三方。隋炀帝即位之初,对洛阳就有深刻的认识:“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遂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指派匠作大匠宇文恺营建洛阳都城。 隋炀帝善享受,还在洛阳大建园林,“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阜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需要指出的是,隋唐洛阳都城不是在汉魏洛阳都城的基址之上,而是在现洛阳市区内。发掘表明,城池规模宏大,有外郭城、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圆壁城、曜仪城、夹城以及纵横如织的街道和市井等,城市布局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隋唐洛阳城遗址现为国宝单位。 另一大城市建设即唐代汴州城。上文所述的魏大梁城,于“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不下,乃决水灌城,魏亡,大梁也惨遭破坏。”降至汉代,开封的地位降为浚仪县,东魏、北齐在此设梁州,北周灭北齐,因梁州城临古汴水故易名为汴州,这是古代开封称汴州之始。隋废汴州复为浚仪县。唐初又复置汴州,此后直到现在,汴州、汴梁、东京、汴京、开封这一城五名,国人皆知。随代开通的大运河,后代受其利,汴州城的崛起就是直接得益于汴水与大运河的连通(图1-3-35)。
汴河开通,漕运繁盛,汴州的经济、军事、交通地位突出,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扩筑汴州城。有史料记载,唐汴州外城周回20里155步,规模是比较大的。开封尤其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快速发展雄踞中州,又经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国都之经营,迅速取代长安和洛阳,很快进入全盛时期的北宋东京城国际大都会时期。 2.园林建设 洛阳的园林久负盛名,汉魏洛阳城内外就有多处园林,张衡《东京赋》中就有对个别园林的描写。隋炀帝建东都洛阳的同时,就在城西建造皇家园林西苑(又名上林苑)。西苑规模之大,大到周回200里。唐代洛阳由于洛水穿城而过,伊洛夹岸,风景秀丽,加之国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园林有更大发展自不待言。武则天喜别出心裁,临朝洛阳把东都易名为“神都”,这时的洛阳更是以京都之地位进行城市建设,并广辟园林。前代的西苑也随神都一起更名为“神都苑”,并于苑周筑起围墙。这时的洛阳,皇家园林、寺庙园林、京畿山水(主要指嵩山)风景园、私家园林进入了全面发展时代,其类型之多、规模之大、园林艺术之成熟,都达到了辉煌灿烂的程度。 就私家园林而言,凡官邸,有宅必有园,只是大小不同,景色各异。在唐贞观、开元的百余年间就有千处之多。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在当时东都履道坊购置田产,建设履道坊宅园。白氏宅、园合一的履道园占地17亩,房屋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园主以《池上篇》描写他的宅园和居此间的惬意心境: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道地偏 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 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须飘然。 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姑务巢安。 如蛙居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 皆吾所好,尽在吾前。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王铎先生详细研究考证,想象复原出履道园平面图(图1-3-36),在此借用供读者参考。
3.宫廷主要建筑 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城,宫廷建筑一应俱全。另有更为特殊的建筑物牵动着皇帝的心,屡次毁坏,立即重建,略举两例如下:含元殿,大殿原为隋初建洛阳城的同时所建的乾阳殿,其地位相当于现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该殿建成后,4次被毁,4次重建,9次更名,武则天朝易名为明堂,最后定名为含元殿。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中有武则天建明堂的记载唐初“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武则天称帝后,建设明堂的情结更甚,她怕召集更多有学问的人论明堂形制还是议而不决,干脆“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而“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来去不方便,果断决定于来年(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至当年底,“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武则天敢于打破陈规,拆除宫内最大的宫殿,在其基址上建起宏阔的明堂,并“改明堂为万象神宫”。可惜,这座庞大的建筑,未经几年便被人为焚毁,武氏下诏有按原规重建。天堂,僧怀义初建明堂成,遂领旨在明堂之北建更高的天堂,以贮大(佛)像。天堂五层,其高度在三层就可俯视明堂,亦即三层高起码有300尺。则天堂的总高,推测应在500尺以上。这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在洛阳隋唐都城遗址内已发掘岀来,印证了史书记录的真实性。 4.寺、庙建筑 隋唐、五代时期对于建设寺院、庙宇的热情很高,寺、庙建设就成为当时建筑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一活动中。如安阳的修定寺,初建于北魏,毁于北周,隋代又建,唐代全面修复并扩而大之,现存的修定寺塔虽只有单层,因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高而成为国内名塔,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武陟的妙乐寺建于唐代,同时建塔19座,现仅存的妙乐寺塔在当时序列第十五。河南现存独立凌空的唐塔还有41座,还幸存两座五代时期的砖塔,这足以说明佛寺建筑的兴盛,特别是上大下小、造型独特的安阳天宁寺塔,创建于五代之后周,经历代修葺现完整无缺,它以国内无二的优美身姿屹立在安阳市内,千百年来独显地标之地位,无以替代。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济渎庙是历代帝王祭祀济水河神的庙宇,初建于隋代,唐贞元年间又在济渎池后创建北海庙,现在仍是前有济渎庙,后为北海祠的景观。济源奉仙观创建于唐武则天时代,济源王屋山上的阳台宫建于唐开元年间,当下奉仙观和阳台宫仍存,均为国宝。实例太多不一一列举。 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白陶屋(图1-3-37),显示出传统建筑的歇山屋顶已正式形成,屋面坡度平缓,正脊、垂脊、戗脊的比例较大,排山沟滴做法已经成熟。直棂窗和三路门钉的木门比石刻画反映得更为直观真切。
唐代,朝廷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人群的贫富悬殊也使住宅建筑的等级进一步拉大,甚至有天壤之别。如人们熟知的“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旁。丰屋中栉比,高墙内外环”,而作者白居易早年在洛阳南山仅居几所草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比性更强,因为作者杜甫出道之前居住在巩义农村寒窑里,体会更加深刻。 唐代起对于民居建设就有了明文规定,如“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这种规定,影响到以后各朝代。 (五)宋辽金元时期 北宋(公元960~1127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并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此时期,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商业繁荣,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都城东京(开封)也改变了管理制度,废除夜禁,拆除坊墙,改为面街而肆,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建筑方面也有著名的《营造法式》专业书籍问世。这些,都会推动建筑事业的发展变化。 1.城市建设 北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城市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居民人数也增多,大城市数量大量增加,“原来唐朝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10多个,到北宋已增加到40多个”。各地城市发展都很快,尤其是东京开封,很快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清明上河图》以写实的手法所描绘的京城繁荣,世人皆知。宋东都京城继后周都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首先派人去西京洛阳考察宫城,并按唐洛阳宫城旧制,增、扩建东京宫城。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京城的防卫体系自然成为建设的重中之重。据史料记载,北宋定都开封的168年间,光是对外城的增修就有10余次,较大规模的有3次,而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神宗朝。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派亲信宦官宋用臣督修外城,于当年八月正式开工,历经三载告竣。这次增修的开封外城,则是史料广泛记载的“成周五十里百六十步(亦有50里165步的记载),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的东京外城。这次增修外城,新增了城门的瓮城和外墙之马面及敌楼。墙外的城壕(时称护龙河)原设计宽为50丈,深1丈5尺。实际建成后并没有那么宽,到北宋末年宽十余丈,壕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东京城经这次修整墙高壕宽,防御设置完善,俨然一座封建堡垒,据考古证实,宋东京外城周长29120米左右,与文献所记大体吻合。宋都开封与中国其他早期古都不同,有宫城(又称大内)、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宋东京城详见第二章,此不赘述),对后世都城建设有很大影响。 北宋时期定四京,东京人们所熟知。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北京大名,当时的商丘和大名城市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西京洛阳仍延续着昔日的盛况并有所发展,较唐东都多出7个里坊。尤其是宅园合一的私家园林,盛况不减隋唐,宋李格非之《洛阳名园记》就是真实写照。 2.园林建设 园林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帝王大多尚文好艺,园林建设自然高涨。宋廷大建皇家园林及其他官办园苑,贵族、高官、富商们也纷纷兴建私家花园,还有众多的寺院庙宇也建大小不等、情趣各异的园林。当时的东京城内外,园林星罗棋布,成为园林特别发达的花园之城。据粗略统计,有名可举的园林80多处。如民岳、琼林苑、宜春苑、瑞圣园、金明池、玉津园………皆为皇家园林。 艮岳系徽宗皇帝亲自参与兴建的大型园林,记载不绝于史书,在我国园林史中有很高地位。还有一座宫殿与园林合一的宫苑更值得一提。众所周知,徽宗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的艺术细胞很是发达,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现在仍然流传。他为粉饰当朝“太平”,竟然用铜22万斤,仿夏商旧制铸九鼎,并新建九座大殿组成的九成宫用以安放九鼎。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于政和三年(1113年)由宰相蔡京主持,在原皇宫以北新营建了一组园林式宫殿建筑群,名谓延福宫。延福宫工程浩大,占地面积略小于大内,由童贯等5人分别负责,各自独立设计,均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竞相以华美富丽向徽宗争宠。童贯一伙人在建设延福宫的过程中,大量运用奇花异石,布置景观,使延福宫显得瑰丽无比。 北宋的灭亡,与搜遍天下奇花异草,从天下各地运来“花石纲”建起的宫殿及艮岳不无关联。静渊庄、景华苑、芳林苑……这些是皇亲国戚的园林。如静渊庄,占地百亩之大,庄主为北宋中早期李遵勖驸马,其富丽甲诸主第,园池冠京城。该园于北宋末期被宋徽宗看中,收为官有。能被徽宗帝看中的园林,其艺术水平肯定绝佳。蔡京园第、王黼园第、童贯园第等为私家园林。 3.耸入云天的开宝寺塔 北宋王朝很重视佛教和道教,寺、观建设较后周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京城,新建寺、观林立。就数量而言,周宝珠先生在《宋代东京研究》一书中,把寺院和道观各举67座和64座分别列表加以说明。当时的相国寺,已天下闻名。京城内另一座与之齐名的开宝寺,有24个院,房屋数千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开宝寺曾先后建两座高塔,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先是宋廷召浙江巧匠喻浩进京领建开宝寺木塔,塔高耸入云,被誉为天下之冠。关于此塔,有文献记载:“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这座京师最高的塔,八角13层,总高360尺。折合今公制单位(宋代1尺=0.309~0.329米),约合115米左右,惜该塔建成仅50多年,便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毁于雷火。辽代建于1056年的应县木塔,高67.3米,只达开宝寺塔腰而已。开宝寺木塔火灾后5年,宋廷又于1049年在开宝寺另建一座琉璃砖塔,仍名开宝寺塔,又因塔表面之琉璃釉色是铁锈红,故而俗称“铁塔”。铁塔作为开封的地标,已历经将近千年的各种自然灾害洗礼,又经受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炮火的摧残,今仍挺立在城区之东北隅。 4.墓葬 宋辽金元时代河南地域内的墓葬多而显赫,但都集中在北宋时期。上有帝陵,下有地主富商墓葬。帝陵就是著名的宋陵,北宋共有9位皇帝,最后两位:徽宗和钦宗当了金兵的俘虏,死无葬身之地。徽、钦二帝的祖宗们,从宋太祖(赵匡胤)至宋哲宗(赵煦)连续7位皇帝之陵墓都在巩义市,还有太祖父亲的陵墓,也是按帝陵规格营建的,故人们常称之为七帝八陵。其实,并不仅仅是8座帝王陵寝,而是8处陵墓群。其中还有21座皇后陵,亲王、皇子、公子皇孙、诸王夫人墓144座,各帝系子孙墓200余座。宋陵的规模相当庞大,位于巩义市的西村、芝田、孝义、回郭镇一带,北靠黄河,南依嵩山,总面积156平方公里。更有意思的是宋陵内还有名将勋臣墓7座,如人们所熟知的包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铁面无私整饬朝纲而著称。他生前对皇帝尽忠,死后被特许葬在真宗旁边继续为皇帝尽孝。这样的名臣还有高怀德、蔡齐和名相寇准等。 中原这块风水宝地深受先贤名臣的厚爱,他们深深地眷恋着这块土地。以天下为己任,曾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的范仲淹,身后葬于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北。墓区还有范母及范仲淹4个儿子的陵墓。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金石学家,熙宁五年(1072年)卒于颍川(今安徽阜阳市)。因其名声震天,于熙宁八年赐地千亩,葬在开封府新郑县(今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欧阳修墓地分墓和祠两部分,经历代不断修缮,保存较好。我们建筑界所熟知的李诫,在中国建筑史中有深远影响,他英年早逝,其墓地位于新郑市龙湖镇梅山脚下的于寨村西。以上几位先贤墓现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的苏轼、苏洵二兄弟生前喜爱伏牛山风光,死后葬于洛阳南的郏县,墓地还有其父的衣冠冢,现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5.民居建筑 郭黛姮先生论及宋代居住建筑时曾说:“中国古代的居住建筑,发展的这个时期,已达到封建时代的较高水平。住宅不仅在个体居住方面技术日趋完善,而且在对建筑人文精神的追求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宋朝重文轻武,文人得势,推崇儒学,注重礼教,发扬孝道。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也是封建社会高峰时期北宋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对建筑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宅院规模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庭院组合秩序更强。 对于私人住宅的名谓,朝廷条律规定“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日宅,庶民曰家”。从名称上就反映出等级之别。对于私人居住建筑形制,也有粗略规定:“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这些制度,又制约了豪门富户的住宅发展。
宋代民居建筑的具体形制无物可鉴,宋画《清明上河图》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北宋东京以及京郊农村的建筑情况。《清明上河图》中的农村住宅以草屋为主,一座房屋不过三间或二间,有的墙低矮,还很简陋,这是京郊的住宅。远乡的民房,无疑更加简陋。草房在历史上也很受正人君子的青睐,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在其晚年知颍州时的住宅就是草房,王安石在南京钟山下的住处也是草房。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似为北方乡村景色,四合院式住宅,有大门左右厢房及正房,又有正房后面带穿廊与后房组成工字形房屋的也很多,其中还有随意布置的形式。东京城内的民房密度高,因商业发达,有很多为前店后寝式的宅院(图1-3-38)。有的宅院因基地狭小,形成三面或四面房屋前坡交接的情况。这种做法适合于拥挤的城市,河南民居中仅开封有此做法,并一直延续到清末。刘致平先生把这种组合形式称为“四合头式”,开封民间的确有把四合院叫做“四合头院”的现象,不过对“四水归堂”的围合与四面房屋有间隙的围合民间俗语是区分不开的。 北宋时期,开封、洛阳两地的园林甲天下。开封以皇家园林为主,而洛阳则以私家园林为主,且宅园合一。这些园林互不雷同,各有特点。有的以水为主,有的以花为主,还有的以地势胜,更有司马光的园林以小巧、简约取胜。 靖康之变后,中原人口再次大量南迁,广大的中原地区战事不断,将近300年时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经济彻底崩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以保命为主,谈不上建筑的发展问题。直到明初,朝廷实行移民政策后建筑建设才慢慢复苏。 四、明清时期的建筑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一切封建制度均已定型化。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到顶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灭亡。中国古代建筑在明清时期再次走向定型化,进入最后一次高潮时期。但因北宋以后,无论政治、经济或者是文化中心都偏离了中原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原来的大都市先后败落,洛阳沦落为州府级别,开封成为省城,城市规模比之京城时代缩小很多。此时河南境内的群体建筑有几处亮点:一是新乡的明朝潞简王墓,神道前配置的石像数量和种类均超过明代皇陵,明显逾制。整个墓葬规模在全国现存明代藩王墓葬中首屈一指。二是明代开封的周王府,因建在北宋和金之皇城之上,因此,也居明代各王府之首。三是开封城墙,其周长,大于西安,小于南京。南京城大,因有明早期京城的基础。明清时期开封的城市规模大于多数省城。 四是会馆建筑多,明朝后期,中原经济复苏,清代外省商贾纷纷在这里建设会馆,现在保存下来的会馆规模大,质量高(详见本书第五章)。 在民居建筑方面,则与国内同步发展,明代初期采取移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有效措施,农业经济得到恢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制砖的技术及其使用空前发达,如长城、墙郭、佛塔、无梁殿,以及住宅、院墙等均大量用砖。河南煤炭与黄土资源丰富,烧砖便利,建筑材料的改变促进了传统建筑的结构和外形多项变化。青砖用于外墙,不怕雨水冲刷,可不用屋檐出挑的方法来保护墙体,先由硬山代替悬山,进而后檐墙封檐,留出前檐不封,显露木构架以示正统。 直到全部封檐,深邃的挑檐消逝。结构方面,硬山的出现减去了山面构架,檩条直接搭在山墙上,即硬山搁檩。随前后封檐又减去檐柱。门窗洞口的形象也有很多砖券半圆,增加了新的立面构图手法。 现存河南民居中没有明代庭院遗存,有两座建筑,当地人认为是明代建筑。一座在巩义市康店镇,为4层楼房,砖木结构,门窗洞口很小。另一座在郏县临沣寨,房屋3间。还有神垕镇一座4层楼房,与康店镇的4层楼相近,现房主人只知道是明末清初时期祖宗的基业,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至少也应为清早期建筑。 河南省博物院建筑明器馆内收藏有一座明代宅院明器,非常珍贵(图1-3-39)。
该宅院为三进院,以中轴线贯穿前后,两边严格对称。大门外的牌坊门为前导,大门外八字影壁,大门坐中,内置独立影壁。前厅、中厅两侧均设有掖门,供平时前后院之间走动。后院正房为两层楼房。院落面宽较大,厢房后退露出掖门,各小庭院呈横向矩形。位于轴线上的正房全部设有斗栱,屋顶正脊、垂脊俱全,正脊施龙纹吞脊兽,垂脊兽与厢房正脊兽同,厢房只设正脊无垂脊,全部屋顶均为悬山式。整个宅院十分规整有序,主次分明。这一明器的单体建筑比例有些失调,但院落布局关系还是可信的,正好弥补了河南无明代民居庭院遗存之不足。 清朝经康乾盛世,经济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宗法制度在民间也更加普及,民间修建宗祠的数量最盛,为民居增添了新的内容。河南现存地上民居几乎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 民居建设年代跨度最长的是寨卜昌民居和康百万家族的民居。清咸丰以后,社会开始动荡,同治初年,豫皖苏鲁冀边区的捻军起义。河南村落大建塞墙,民居院落大门向坚固化发展。加之国情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大背景,还有木材日趋紧张的实际困难,又逐步采用砖木混合及硬山搁檩前后封檐的式样。厅堂的前立面满做隔扇门窗转化为槛窗加隔扇门,再转化为门窗格稀疏内装玻璃,砖、木、石三雕迅速减少,即民国中后期的民居状态,为城市进入现代建筑时代作了很好的铺垫。 第四节 河南古建筑成就与现状 一、古建筑成就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中天下而立,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而且长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千百年来,先民们栉风沐雨、辛勤耕耘,以卓越的智慧,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在河南境内,从纵贯南北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到遍布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形成华夏文明的源头。从历朝历代的都邑城址,到各个时期的墓葬;从精美的石刻艺术,到雕梁画栋的古代建筑,都绽放出光辉异彩。 在城市建设方面,河南有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址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多处古城址。有国家以来,都城建设更是接连不断,如夏都之阳城、斟那(二里头)均已发掘并得到确认。商都之西亳(尸乡沟),郑州商城和殷墟;西周东都之洛邑,东周的洛阳都城;汉魏直至隋唐再到北宋的洛阳城,2000多年间一直是都城。魏都大梁到北宋的东京也有七朝在此建都。我国原来七大古都之说,河南有三,现在八大古都之说河南独占其四(洛阳、开封、安阳、郑州)。河南城市建设史即是中国城市建设史,经历了初创期、里坊制确立期、里坊制极盛期和开放式街市期等四个阶段。尤其是开封,北宋时期由朝廷决定,推到坊墙,面街而肆,标志着中国城市建设步入适应经济发展的城建时代。 在聚落建设方面,有仰韶文化时期灵宝北阳平30多处遗址组成的大型聚落群。其中的西坡遗址还有多处200~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基址。郑州大河村遗址中的房屋已经转为地上建筑,脱离了穴居、半穴居之诸多不便。内黄三杨庄汉代农村遗址再现了当时的村落和农舍的具体面貌,国内罕见。灵宝的古塞堡杨公塞现在仍原汁原味地伫立在孤立的土山包上,向当今人们诉说着封建社会动乱时期人民的无奈。历史文化名村临封寨的红石寨墙仍旧坚固、古朴。古村落寨卜昌的村名还是文雅依旧,大片古民居仍能反映出昔日以农为本、经商致富的辉煌。 在宫廷建筑方面,河南首开先河,二里头一号、二号宫殿已在中国建筑史上明确被认可,殷墟已成世界文化遗产。汉魏、隋唐洛阳城宫殿遗址业已发掘。北宋宫殿史书多有记载,遗址也经探明。 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不绝于书。在佛教建筑方面,白马寺为中国佛教寺院之祖,少林寺名扬世界,现存古塔以嵩岳寺塔为先无人否认。 河南奠定了中国“土木”的基础,并发展成中国古建筑形式的主流—木构架体系建筑。在古建筑理论和国家建设管理方面,更有《营造法式》这一杰出成就流传百世。 二、李诫与《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一书是中国古代最为全面的营造学专著,它集制度、功限、料例等营造之大成,是中国官方颁布最早的营造法典,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著作。它问世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的北宋王朝,其作·者是供职于将作监多年的李诫。 1.《营造法式》作者李诫 李诫字明仲,北宋后期官吏。因其仕途属荫官且后期官职级别较低,故《宋史》无传。仅有宋程俱《北山小集》卷33收了他的《墓志铭》(由李诫属吏傅冲益所作),附于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本《法式》书末,从中可知李诫的概况。《墓志铭》谓:“公讳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曾祖……金紫光禄大夫。祖………秘阁校里,赠司徒。父讳南公,故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赠左正义大夫。元丰八年,哲宗登大位,正议时为河北转运副使,以公奉表致方物,恩补郊社斋郎,调曹州济阴县尉。……迁承务郎。”“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郑州市管城区)人,出生于官宦家庭,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入仕,初为济阴县尉,因工作尽职迁承务郎。 李诫荫官7年之后奉调京城,于“元祐七年(1092年)以承奉郎为将作监主簿。绍圣三年(1096年)以承事郎为将作监承。……崇宁元年(1102年)以宣德郎为将作少监。二年冬,请外以便养,以通直郎为京西转运判官。不数月,复召入将作为少监。辟雍成,迁将作监,再入将作又五年”。由此可知,李诫1092年始任将作监最低官职主簿。4年后的1096年升迁为将作监承,又6年后的1102年迁为将作少监。任少监第二年的冬天即崇宁二年冬,调出将作监改任京西转运判官。李诫于1092~1103年第一次在将作监供职,时间长达11年。在京西转运判官位上仅几个月,又奉召复回将作监继续任少监。这是李诫第二次进将作监供职,时间应为崇宁三年(1104)夏或秋。又入将作因政绩显著,升迁为将作监,第二次又在将作监供职5年。从1104年推后5年,李诫当为1109年离开将作监位改任别职。 《墓志铭》开头写道“大观四年二月丁丑,今龙图阁直学士李惠对垂拱。上问弟诫所在。龙图言,方以中散大夫知虢州。有旨趋召。后十日,龙图复奏事殿中,既以虢州不禄闻。上嗟惜久之。……公卒二月壬申也。”这里说的是大观四年二月丁丑日,皇帝召见李诫的兄长,当时的龙图阁直学士李惠,问其弟李诫现在何处。答现以中散大夫知虢州(今三门峡市),皇帝即刻下旨要召见李诫。后十日,李惠上殿奏明皇帝,弟诫已故。李诫病殁于大观四年二月壬申,即公元1110年农历2月21日。李诫自1085年荫官,至1110年卒于虢州任上,为官仅25年,享年不过46岁上下,徽宗皇帝闻才华横溢的李诫英年早逝,为之嗟惜良久,吏民怀之如久,后人也为之惋惜。 李诫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家藏书数万卷，手抄者数千卷”。他博学多艺能,长于书法又善于绘画,且功力深厚。其书法“工篆籀草隶皆为能品”。曾有书法作品“《重修朱雀门记》以小篆书丹以进,有旨勒石朱雀门下”。其绘画技艺不凡,深得多才多艺的徽宗皇帝的赏识并谕旨为其作画,诫以己所绘《五马图》呈进,得到皇帝称赞。李诫学识渊博,喜著书。在短暂的一生中除巨著《营造法式》外,还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从这些著作名中可见李诫的兴趣广泛,知识面极宽。“公资孝友、乐善赴义、喜周人之急”,又见李诫的品德之高尚。李诫德才兼备,他长于图绘书画、音乐吏事,又深于天文算法、佛法感情,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 李诫迁官悉以资劳年格、盖一心营职,他每升迁一步均有政绩所在。如“元符中建五王邸成,迁宣义郎;…辟雍成,迁将作监;……其迁奉议郎以尚书省;其迁承议郎以龙德官、棣华宅;其迁朝奉郎赐五品服以朱雀门;其迁朝奉大夫以景龙门、九成殿;其迁朝散大夫以开封府;其迁右朝议大夫赐三品服以修太庙;其迁中散大夫以钦慈太后佛寺成。”这又说明,李诫在将作监供职期间,曾亲自主持修建过不少宫廷殿宇、府邸、寺庙等大型建设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建筑设计、施工及工程管理方面的经验。他既忠于职守,勤政敬业;又能深入工地与工匠仔细考究,细心观察,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所以能使营造技艺了然于心,有能力编著《营造法式》。 2.李诫《营造法式》与元祐《营造法式》的关系 北宋末期流传下来的李诫《法式》,有人认为始于熙宁中,经过多次改编于元符三年定稿,崇宁二年颁行,这种说法甚为谬误,细细推敲,两者并没有关系。 其一,《法式》卷首有李诫奏请镂板《札子》,曰“契勘:熙宁中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方成书。准绍圣四年十一月二日敕,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三省同奉圣旨,着臣重别编修。”李诫在此讲的明确,元祐《法式》始于宋熙宁年间。“北宋神宗临御之初,王安石当国,百度维新,整饬庶官,明修大法。即考工营造之事,亦在规范定制之中。故由皇帝下令,命当时的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1091年)书成。”“但此书由于缺乏用材制度,以致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各种弊端而无法使用。所以于6年之后的1097年,即宋哲宗绍圣四年十一月二日敕令,由李诫重新编修《营造法式》。 其二,李诫在《总诸作看详》中又说:“朝旨以《营造法式》旧文只是一定之法,及有营造位置尽皆不同,临时不可考据,徒为空文,难以行用。先次更不施行。”李诫视元祐《营造法式》为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施行,所以在自己编修的《营造法式》中,“各于逐项制度、功限、料例内创行修立,并不曾参用旧文。” 其三,上述已知,元祐《法式》成书于1091年。而李诫入仕将作监是1092年,可以说元祐《营造法式》的编修,李诫绝未与闻。 由上述三点足以说明,李诫《法式》是自己重别编修的,并非在元祐《法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编而成,先(元祐)后(李诫)《法式》是毫无关系的。“元祐《法式》虽已成书,实际并未镂版颁行。”也不会流传下来。 李诫撰写《法式》期间的官职是将作监丞,请求《法式》镂版及批准施行期间其官职为将作少监,官级通直郎。李诫《法式》从降旨(1097年底)编修到依奏颁行(1104初)共7年时间。 3.《营造法式》简介 李诫为官25年,其中在将作监供职先后长达16年之久,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了然于心。故其所著《法式》具有很高的科学与实用价值而流传百世。 《法式》“总释并总例共二卷,制度一十五卷,功限一十卷,料例并工作等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共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共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全书体系严谨,层次井然营造内容丰富,包举无剩。因是圣旨颁行,此书又是官方建筑设计、结构、用料和施工的国家标准。 按其内容可分为: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五个部分,具体言之如下: 首为看详和目录各一卷。看详卷说明了若干规定和数据,如指出若用“周三经一为率”,在工程中发现因精度不足“周少而经多”,则改为“圆经七其周二十有二”;还有屋顶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 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依据;总诸作看详中还有对《法式》全书撰写的概略说明。 第一、二卷为名例,即总释和总例。总例中考证了多个营造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确定了《法式》中使用的统一名称。消除了以前营造构件中一物多名,讹谬互传的混乱现象。总例则对若干营造工程通用数据及功限料例等作了统一规定。 第三卷为壕寨及石作制度。在壕寨制度中详细介绍了“取正”、“定平”的方法,所用工具仪器的大小及使用方法。其中包括“取方”时所用的景表板望筒与水池景表,“定平”时所用的水平直尺;还论述了筑基、筑城、筑墙、筑临水基的施工方法和材料配比。尤其在筑临水基中明确规定了桩基、桩距的工程技术标准。在石作制度中,详尽介绍了石料造作的工序流程,雕镌的4种工艺制度,11种基本花饰和龙凤、狮及化生之类,随其所宜分布用之。另有20种石质构件的尺寸与造作方法、构造位置。这充分反映了北宋时期石材的应用与高超的雕镌技艺水平。 第四、五卷为大木作制度,凡屋宇的结构均属于大木作制度部分。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期发展演进,到北宋时期,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建筑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标准化设计与施工是必然的结果。《法式》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明文规定了“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的“材份制”的基本制度,亦即当今的“模数制”。它所规定的八个等级的材的截面尺寸是与房屋的规模大小相适应的。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各依其材之广分为十五,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用材之分为制度焉。”显而易见,“材”是一个标准的矩形截面,其高为15份、宽为10份,则高宽比为3:2。屋宇规模的大小与各部分的比例;各个构件的长短,截面大小;屋顶坡度、举折等各种外观尺度,都要用“材”的“份”数为基本“模数”,以一定的倍率推算出来。这种以“材份”为“模数制”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科学技术史上的巨大进步。这种设计方法易于估工备料,便于各工种构件的分工制作和总体装配,大大简化了设计程序,提高了施工效率,对后世的斗口模数制和倍斗模数制都有直接影响。当今的“优化设计”思想与方法中,“模数制”的标准化设计也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斗栱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特有的构造系统,其构件复杂且繁多,组合起来《法式》中谓之“铺作”。大木作制度中用了较大篇幅记述了铺作系统各构件的形状和尺寸大小及安放位置,从四铺作到八铺作。早期的建筑仅有柱头铺作,到了宋代,铺作进一步完善。除柱头铺作外,《法式》中就明确规定了安装补间铺作,并又规定当心间两杂,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杂。这样就形成了铺作层,使之成为一个受力整体,使结构的整体性更加合理,使古建筑的结构技术又前进了一步。大木作制度还对房屋构件的梁、柱、檩、椽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式样,出檐、举折的尺寸与营造方法均作了详细的记述。 第六至十一卷为小木作制度,凡门窗栏槛、装饰器用均属小木作。小木作制度篇幅较长,内容丰富,从门窗、拱眼壁板、垂鱼惹草的规格尺寸,到佛道帐、壁板,甚至水槽等的小件器物应有尽有,资料十分珍贵。 第十二卷为雕作、旋作、锯作、竹作制度。该卷旋作制度中说明,可旋制各种木制明件。虽未明示旋制工具,但是可以肯定,其设备就是现在简单的车削机床。这是宋代生产工具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发达的旁证。 第十三和十五卷为瓦作、泥作、砖作、窑作制度。凡陶制砖瓦、鸱尾、兽头、琉璃制品等的建筑材料的加工制作方法、种类与规格大小、功能用途、使用方法,详尽无遗。其中,琉璃制品的釉配方,沿用至今也无大的变化。 第十四卷为彩画作制度。我国古建筑彩画到宋代有了很大发展,其水平之高,前代无可比拟。彩画作制度中记述的就有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棱间装、解绿装、丹粉刷饰等五种基本彩画,另可衍生出一些新的彩画式样。这些彩画配色精确,工艺严格细腻。花饰素材多种多样,有花草、飞仙、走兽、云纹等,任人组合成丰富多彩的彩画图案。标志着中国古建筑彩画工艺技术的成熟。 第十六至二十五卷为诸作功限,二十六至二十八卷为诸作料例。李诫不惜笔墨,用长达13卷的篇幅规定功限、料例制度,一是为国理财节用,二也是反映了北宋营造管理水平之高超。功限、料例换言之,乃当今现代管理学中的“工时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李诫“考阅旧章,稽参众智。功分三等,第为精粗之差;役辨四时,用度短长之晷; 以至木议刚柔,而理无不顺;土评远迩,而力易以供”。作者在制订工时定额时考虑到了工匠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季节变化带来时间长短的差别;木材质地的软硬,构件制作的难易程度;运输距离的远近,直至漕运的顺水与逆水行舟;还有劳动者的体力强弱等的诸多因素。科学合理,便于利用。细细推论,这里还包含着“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现代管理科学的指导思想也不过如此。 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卷为诸作图样。《法式》全书,图样就占约五分之二的篇幅。古代科学技术书籍,多重文而少图。而《法式》一书则不然,一改常规,既重文又重图。“凡诸作名件内,或有须于画图可见规矩者,皆制定图样,以明制度。”《法式》开创了古代书籍图文并茂的一代新风。这些图样,绘制精确,数量众多。按其内容有:总例图、测量工具图、石作雕镌图、大木作、小木作、雕木和彩画作图样。这些图样中有房屋的平面图、剖面图,还有构件详图和名件系统图;有雕饰和彩画的平面构成图案,又有花纹素材详图。按现代图学理论分,有轴测图、正投影图和透视图。尤其是平面构成图样的变化多样,有狮子、天马、仙鹿、真人、化生等画稿的栩栩如生。足见李诫美术功底之深厚。这些图样,充分反映了北宋时期高度发达的工程图学和工艺美术学的水平,李诫的博学多艺,在此也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法式》全书共357篇,3555条,其中有308篇3272条来自工匠相传,是经久可以利用之法。有李诫搜集到的各种技术处理方法的条文,如柱侧脚、柱升起、举折、铺作设置位置等;更有书中许许多多精确、肯定的“数据”令后人叫绝。这些数据有结构中的“份”值,具体的尺寸长度;又有砖瓦、石料的规格尺寸;甚至到颜料配比中各原料的具体重量,粘结木材缝长度与耗胶几两几钱,对应的准确数字,凡此种种数据,必须来自生产第一线,才能这么详细具体,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由上述可知《营造法式》一书的科学性、理论性和实用性。它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确是人类建筑文化遗产中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 三、河南古建筑现状 (一)历史文化名城 河南是我国现有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最多的省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河南现有8座国家级历史文名城、3座历史文化名镇、一个历史文化名村;3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含名镇、名村)。这46座名城(镇、村)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1.历史悠久 这是河南历史文化名城的突出特点,古都洛阳素有“河山控戴,形胜天下”之誉,自夏商在其附近建都,迄今已有4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开封、安阳、郑州等古都均有很长的城市城市建设史。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新郑市,早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在这里定居生息,春秋战国时的郑国、韩国在此建都500年之久,遗留下丰富的历史文遗产。 2.建城历史早 古代的中原城邑林立,现河南境内有史前城址就10多座,其中以郑州西山古城为最早,说明郑州的城建历史已有5300多年。安阳自殷都起也有3200年的城市史,洛阳自周公建洛邑起也有3000年之久,开封自魏迁都大梁(公元前356年)足足在2300年以上。商丘、许昌、南阳建城时间也都很早。 3.都城多 夏都全在河南,其中阳城(登封告成)、阳翟(禹州)、斟郛(偃师二里头)已经考古证实。商初都亳(今商丘),后都西亳(一说偃师尸乡沟商城,另一说郑州商城),又都殷(安阳),自盘庚迁殷到商灭亡,光在安阳为都就273年。西周东都之成周(洛阳),东周都城的王城(洛阳)和同期的诸侯国城诸如陈国(淮阳)、宋国(商丘)郑(新郑)、虢国、共国、蔡国、卫国……河南就有数十座。东周之后至金的十多个王朝都城或陪都都在河南这块热土上。 4.文物古迹多 河南现存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产3万多处馆藏各类可移动文物140多万件。46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聚集着大量文化遗产,其中以洛阳为最。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登封,现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18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65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000多处,为我国县级市文物拥有量之首。著名的洛阳龙门、安阳殷墟、登封历史建筑群为世界文化遗产。 5.地理位置重要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把中原的地理看得无比重要。“九朝古都洛阳”,自古有“天下之中”、“九州腹地”、“河山控戴”、“形胜天下”之称,为历代帝王建都的理想之地。“七朝古都”开封,乃古代天下水陆之要冲,“通江达海”、“八方通衢”、“万国咸通”、“汴京富丽甲天下”、“夷门自古帝王州”等美誉多多。安阳、商丘、许昌、南阳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各有地利,“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古话含义起码有四:一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养君、养臣、养军队。二是天下之中,交通之枢,便于掌控八方。三是历代帝王在此建都时间最长,人民忠君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便于统治。四是民风淳朴,与人友善、不排外、易交往。有这些基本的人文地理之便,才能成就长期的辉煌。 6.名城特色突出 河南历史文名城多为帝都或府、州、县行政治所。在传统城市规划方面,既遵从严格的礼制规范要求,又有因地制宜的个性特点。北宋东京城的主要干道与城门配合紧密,相互通达,这一突出特点有别于前代都城,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 明清南阳城池因地而建,俯瞰形如梅花。明清归德府(商丘)城为防水患,城内陆面形同龟背,并在南门两侧开辟水门,通向城湖。明清彰德府(安阳)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中轴线略偏,街道呈棋盘式布局,形成9府、18巷、72胡同。这些城市人文特色亦有差异,此不详述。 (二)历史建筑 河南现存古建筑按其使用功能分类如同本书目录所列,除宫廷建筑因年代久远未流传下来,其他种类则基本齐全。有的建筑为河南所独有,如登封的汉三阙。有的建筑国内罕见,如登封告成观星台。有的建筑群规模大,历史纯真度高,如济源济渎庙、武陟嘉应观(黄河河神庙),特别是嘉应观,建成后基本没大修过;又如南阳府衙和内乡县衙,主院建筑仍为明清原物,保存较好;再如嵩阳书院、开封山陕甘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周口关帝庙、关林等建筑群的历史纯真度都很高。河南古建筑不仅种类多,而且价值高,以嵩山为代表的历史建筑群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就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国古建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并不多,也只有北京故宫、福建土楼和嵩山历史建筑群。前两者一是宫廷建筑,一是土楼民居,而嵩山历史建筑群则包含多种类型建筑。 河南以人文历史为主的殷墟、龙门石窟、嵩山历史建筑群这三大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足以说明河南古建筑在世界上的地位之高。然而,河南古建筑在当今中国建筑史中却无应有的知名度,正如当下所流行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说,掩盖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庆柱先生曾经指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已清楚地说明,'多元一体’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加法集合,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历史发展,都不是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共同体’的'半斤’与'八两’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至少在中古时代以前,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地区,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这里又是“华夏文明”、“华夏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侯幼斌先生在其《中国建筑美学》中说:“源自穴居发展序列的建筑,主要展现于黄土地带的中原大地,这里恰恰是华夏文明中心夏、商、周三代活动的核心地域。因此,穴居发展序列所积累的土木混合构筑方式就成为跨入文明门槛的夏商之际直系延承的建筑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地成了木结构建筑生成的主要技术渊源。”这是最客观公允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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