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丨202310-109（总第2518期）

七大王图书室 2023-11-09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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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炜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人民出版社，2005年

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宋徽宗有艺术家的气质——风流、浪漫、玄想，无政治家的素养——睿智、务实、果断。阴差阳错，他竟君临天下。宋徽宗角色错位，对北宋历史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但不能夸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迅疾覆灭，原因相当复杂。从前有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认为北宋覆灭的原因在于“朝议”不听章惇之言，误立端王赵佶即宋徽宗为帝。他们如此假设：

设建辟之时，朝议从惇，端王不帝，宋可无败乎！[1]

其实，这一角色安排不能归咎于“朝议”，宋徽宗之立自有其前因后果。下面的讨论从宋哲宗之死开始。

一、哲宗纵欲早逝

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宋哲宗生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1082）五月,^[2]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在正常情况下，宋徽宗断无继承宋哲宗皇位的可能。宋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是由于宋哲宗刚满23岁便死去。^[3]

宋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

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4]

所幸，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日记《曾公遗录》部分保存至今。从中可知，宋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理病者，除宋哲宗而外，至少还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袭击扬州，宋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矍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5]

宋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宋高宗严重得多。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6]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宋哲宗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宋哲宗“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7] 宋哲宗9岁做皇帝，其管教者既有祖母宋英宗高皇后，又有嫡母宋神宗向皇后、生母宋神宗朱德妃。其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她对宋哲宗管束颇为严厉。宋哲宗年纪渐大，依然身不由己。他对其祖母“甚衔之”，^[8]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当时人说：宋哲宗“天颜穆然，敬奉二宫，有不迩声色之意”，^[9]大体属实。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大权在握，再也不受管束。他立即反弹，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排斥旧党、废止旧法，起用新党、推行新法，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纵欲无度。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很了解宋哲宗，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他在出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时，为此专门上疏宋哲宗。奏疏引用孔子所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哲宗应注重“养生褆身之道”、“福寿康宁之术”。^[10]对于这类忠告，宋哲宗置若罔闻。加之宦官“起哲宗侈心”，^[11]于是宋哲宗变本加厉。“明艳冠后庭”的御侍刘氏“有盛宠”，^[12]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宋哲宗不顾大臣反对，断然将孟皇后废黜。刘氏取而代之，正位中宫。宋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御医秦玠、孔元、耿愚束手无策，“深以为忧”。^[13]宋哲宗一病不起，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

元符二年八月，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宋哲宗生下一皇子，即所谓邓王，但两月后便夭折。宋哲宗撒手人寰，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外界早知宋哲宗性命难保，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宋哲宗短命，并未留下遗嘱。于是峰回路转，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宋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

二、太后“圣意先定”

端王赵佶继位虽有希望，但希望相当渺茫。宋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5人之中，申王赵佖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宋哲宗的同母弟，系当时被尊奉为皇太妃的宋神宗朱德妃所生。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

至于端王赵佶，系宋神宗第十一子，宫中称他为“十大王”，是由于“神宗第十子（仪王赵）伟[14]早世”。^[15]其生母陈氏虽史称宋神宗钦慈皇后，但入宫之初，不过御侍而已，生下赵佶后，才母以子贵，先后进封才人、美人，并已于11年前死去。其钦慈皇后以及太妃、太后等头衔，均为死后多年追尊、追谥。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可能性极小。

究竟由谁继位，身为皇太后的宋神宗向皇后必须面对这道难题。她本人无皇子，态度较超脱。与宋英宗高皇后不同，宋神宗向皇后是个以不贪恋权力闻名的弱女子，素不过问朝政，决断能力极差。她犹豫不决，只得就近在宫中，与宦官商议。

向太后询问大宦官梁从政，得到的回答是：

第问章惇。

向太后“疑之”，怀疑他交结外朝，再问道：

即惇言非，奈何？

梁从政说：

惇，宰相，其言安可不从！

两人话不投机，向太后“麾之去”。史称：

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即宋神宗朱德妃）閤，阴以简王属章惇。[16]

梁从政早已暗中勾结宰相章惇，试图拥立简王。另一大宦官郝随，“本陈太妃（即宋徽宗生母）閤中旧人”。^[17]郝随与端王的关系，和梁从政与简王的关系完全相同。向太后是否事先咨询过他？郝随是否建议立端王？向太后是否采纳其建议？史籍虽无记载，但极有可能。下面两点即是其佐证。

一是郝随素来干预宫廷事务乃至朝政。当年仅位居婕妤的刘皇后不甘屈居于孟皇后之下，郝随边劝慰边建议：

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18]

这一主意最终果然奏效。刘皇后为斗倒孟皇后，“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 ^[19]刘皇后一伙诬陷孟皇后厌魅，^[20]侍御史董敦逸负责录问此案。他明知这是一桩屈打成招的冤案，“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21]于是孟皇后被废。郝随实属刘皇后争宠获胜的一大“功臣”，其主意与能量都在梁从政之上。向太后岂有仅询问梁从政，不咨询郝随之理？即便向太后不问，一向不甘寂寞的郝随势必主动进谏。以其三寸不烂之舌，自会说动向太后。

二是宋徽宗后来百般庇护郝随。郝随不仅是孟皇后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而且是个特大贪污犯。他负责宫中修缮，既浪费：

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雠用民力。

又贪赃：

不经有司，擅自支费，因缘为奸，乾没无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并无归着。[22]

宋徽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席旦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宋徽宗大事化小，称：“彼自乞宫观。”^[23]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以平众怒。史称：

内侍郝随娇横，（席）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24]

这一处分实在太轻，给事中龚原又上疏“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 ^[25]然而郝随与宋徽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知情者“或揣上意且起用”。^[26]果不其然，郝随不久复官，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席旦、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而遭贬。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动辄告御状，“泣诉于上”。而宋徽宗总是“慰勉之”。^[27]大观三年（1109）十月，郝随死，“谥荣恪”，^[28] “赠开府仪同三司”。^[29]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郝随以何功何德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这更让人怀疑郝随实乃宋徽宗的幕后拥立者。

诚然也有反证，即郝随党同章惇。史称：

章惇专政，结内侍郝随，以固权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30]

确实，宋哲宗后期，章惇拜相，“结宦官郝为助”。宋哲宗的动向由郝随“觇知”，再“密语（章）惇”。^[31]然而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官员翻云覆雨，利益集团不断重组。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批变色龙中，以杨畏最负臭“名”，人称“杨三变”。^[32]宋徽宗即位后，章惇、郝随处境迥然不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

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深感事态之严重。她唯恐发生变故，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已成竹在胸，即所谓“圣意先定，牢不可移”。^[33]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顿时颇有决断，固然是形势所逼，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

三、“朝议” 流于形式

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元符遗制》。北宋前七帝的《遗制》至今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卷7和《宋会要辑稿·礼》29之中。其中，宋太祖《开宝遗制》为宋太宗伪造，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宋哲宗《元符遗制》系冒名之作，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元符遗制》称：“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这并非宋哲宗的临终遗言，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朝议”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实则向太后之意。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宋代的“朝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最高统治者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往往召集大臣商议，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虚心倾听并加以吸取，以便作出正确决策。“朝议”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尽管其范围极狭小、程度很有限。然而这次非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参加者仅宰执大臣，旁听者只限于宦官，而且完全流于形式。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9中记载较详尽。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

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

宰相章惇首先发言，他傲视向太后，“厉声云”：

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章惇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

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

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

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其理由仅仅是宋哲宗生前曾对她说：

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34]

且口说无凭，死无对证，谁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为章惇所始料不及。他仍不服气，公然顶撞向太后：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35]

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

章惇，听太后处分。[36]

赓即表白：

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

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连忙表态：

在皇太后圣旨。

中书侍郎许将“亦唯唯”，章惇“色沮”。^[37]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

可见，这次御前会议堪称古代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下所谓“民主”的典型。向太后视宰执为玩具，将“朝议”当儿戏。立端王为皇帝，事前早已定案，召集御前会议，走走过场而已。史称：

皇太后决策立端王。[38]

记述准确无误。如果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那么责任不在“朝议”，而在一时皇权在握的向太后。章惇所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虽然被历史所证实，但他本人后来为这句大实话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这次御前会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

四、徽宗故作姿态

立端王赵佶为帝的决议形成后，向太后召端王入宫，他当天居然“请假”，一再宣召，许久未至。端王终于入宫，他一再谦让：

申王，兄也。

向太后再三开导：

申王有疾，王次当立，王不须辞。

宰执大臣好言相劝：

天命所属，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不当辞。

年届18岁的端王才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他再三恳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先拒绝：

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

后勉从其请。宋徽宗吩咐宰执：

遗制未下，可添入。

宰执盛赞宋徽宗：

陛下圣德，谦挹如此。[39]

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据此撰就所谓宋哲宗《元符遗制》。难道宋徽宗做皇帝果真出于迫不得已吗？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看，他“心独自负”，^[40]并无自知之明，对于皇位觊觎已久，谦让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

事前，宋徽宗大造舆论，其主要佐证有三：一是宋哲宗在其皇子即邓王夭折后，派宦官前往泰州（江苏今市）天庆观，求嗣于有“神翁”之称的道士徐守真（一作徐守信）。徐守真说：“上天已降嗣矣。”宋哲宗不解其意，“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41]宋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二是开肆于开封相国寺的算命先生陈彦号称“谈禄命如神”，宋徽宗急于得知自己的命运，“令人持生平密问之”。陈彦断言此“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 所谓“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42]三是宋徽宗“为端王，尝退朝”，方技之士郭天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43]此外，如当时每逢朝会，负责巡视队列的官员总是高呼：“端笏立”；^[44]宫中建一堂，宋哲宗取名为“迎端”。所有这些“端”字统统与端王挂钩，被解释为“迎事端而治之”。^[45]当时人说：

（端王）时多征兆，心独自负。[46]

这些所谓“征兆”，有的固然是宋徽宗即位后人们的附会，有的则是宋徽宗通过其左右、亲近人等为其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于是宋哲宗晚年，宋徽宗理当继位的呼声颇高。

事后，宋徽宗论功行赏。徐守真因书“吉人”二字，被“召至都下”，宋徽宗“用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绦褐，即便殿，以宾礼接之。”^[47]徐守真不久死去，宋徽宗“赐大中大夫，给葬用四品礼”。^[48]陈彦因算命有功，宋徽宗“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 ^[49]所谓“节钺”，即节度使。郭天信因曾预言“王当有天下”而“得亲昵，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祐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其子中复为閤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50]曾布更是“以定策功”，^[51]于当年十月拜相，并在制词中备受褒奖：

肆朕纂临之始，大嘉翼戴之劳。[52]

而梁从政则被贬职，其罪名是：

某受国厚恩，弗图忠报。方哲宗升遐之始，皇太后深念大计，召尔询焉。尔乃佐佑章惇，请听其语。向非圣意先定，牢不可移，则惇之所以异意者，将尔而售也。[53]

章惇所说实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更是被宋徽宗视为“奸言”，一直怀恨在心。章惇于当年九月被罢相，此后一贬再贬，并死于贬所。其主要罪状之一便是：

方先帝奄弃天下，中外震惊。乃复于定策之际，阴怀异志，独倡奸言。赖母后圣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归。[54]

章惇与其当年的同党郝随，这时的处境实有天壤之别。宋徽宗奖惩如此分明，更是其推辞皇位并非真情实意的明证。

五、一对风流才子

宋徽宗战胜简王而君临天下，固然仰仗于向太后，也由于他本人早已声名远播。宋徽宗的名气并非出自所谓“仁孝”，而是由于才华。而其名气与才华得益于其姑父王诜之处颇多。王诜对青少年时代的宋徽宗影响极大，他们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

有关宋徽宗才华出众的记载俯拾即是，其中不乏吹捧之词。如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曰：

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即宋徽宗）在藩邸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

蔡鞗《北狩行录》云：

（上皇）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

所谓“好学，经传无不究览”，肯定是假话。如孔子《春秋》一书，宋徽宗是在被金军俘虏北上后，穷极无聊，才“试取一观之”。他读后感叹道：

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55]

亲王未曾读《春秋》，这在传统时代实属奇闻。仅由此也可见，当时普遍认为有益于治道的经史非宋徽宗所好，他早年无非是个“多嗜富贵”的花花太岁而已。其爱好在于当时被视为“雕虫小技”的艺术，其才华主要表现在书画方面。汤垕《画鉴》称：

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历代帝王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

这类记载大体属实，并为人所熟知。

宋徽宗的画艺乃至于名气，都与王诜、赵令穰等人颇有关联。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曰：

（祐陵）初与王晋卿诜、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

其《国史后补》又云：

（祐陵）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56]

当时任端王府内知客的吴元瑜同王、赵两人一样，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画家。吴“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57]其实是受吴元瑜影响。

在王、赵、吴三人当中，以王诜与宋徽宗关系最密切，宋徽宗受其影响亦最大。此人字晋卿，系北宋初年大将王全斌之后、北宋中期将领王凯之孙，娶宋英宗第二女、宋神宗之妹蜀国公主为妻。^[58]他出身富贵之家，贵公子气十足，视官职如草芥，戏弄一切，风流蕴藉，能文会诗，喜文士，好交游，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米芾、李公麟等名流均很有交情。论年龄，王诜比徽宗大30多岁；讲辈份，他是宋徽宗的姑父。王诜与宋徽宗过从甚密，宋徽宗后来的亲信高俅便是当年从王诜处要来的。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8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王诜赠端王篦刀，派高俅奉上，“值王在园中蹴鞠”，于是两人“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端王派人传语王诜：“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仅由此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画家韩拙则由王诜主动向徽宗推荐。据当时人张怀记述：绍圣年间，韩拙“至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卿所惬，荐于今圣国邸。继而上登宝座，授翰林书艺局祗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59]

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王诜所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无不造妙，皆为词人墨客难状之景。二是豪侈。王诜作为驸马，他的宅第系神宗所赐，有园林之胜，宅内专建一堂名“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苏辙在《王诜都尉宝绘堂词》中描述道：

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

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饱万事忘。

……

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

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

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

手披横素风飞扬，长林巨石插雕梁。

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

鸷禽猛兽舌腭张，腾踏騕褭联骕骦。

……[60]

从中不难看出，王诜生活十分豪华，并爱好奇花异石、珍禽怪兽。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8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他在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因“携妾出城”^[61]而受处分。此后仍不检点，其妻号称“性不妒忌”，^[62]但内心十分痛楚，年仅30岁即抑郁而死。王诜因此在次年七月被贬往外地，宋神宗亲笔写下手诏，斥责王诜：

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63]

所谓“朋淫”，即群聚作荒淫玩乐之事。宋神宗死后，王诜还朝，依旧“朋淫”。元符二年闰九月，又因“隐匿妇人刘氏”^[64]而被罚铜30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们不难发现，宋徽宗酷似王诜。不仅“所好者古器、山石”，而且“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65]与王诜惟妙惟肖。宋徽宗当年一小青年而已，但与王诜一样，姬妾成群，其中一名姓彭。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4载：

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门而进者。

宋徽宗当时是否是王诜“朋淫”即淫秽团伙中的一员，亦未可知。赵佶受其姑父王诜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宋徽宗与王诜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的角色安排不同，人们的角色期待不同，因而两人的历史命运也不同。王诜这位浪荡驸马虽曾任职，但多属虚衔，并未从政，“白日一饱万事忘”，潜心于绘画。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无非是个画家而已，生活豪侈之类属于“细行”。王诜在美术史上留下的是美名，《文物》杂志1961年在其925岁诞辰时，推出专辑以示纪念。^[66]宋徽宗则由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他豪侈放荡的禀性与最高统治权力相结合而恶性发展，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67]等坏事蠢事，坑害民众，危害社会。历史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亡国昏君。一定意义上，似可如是说，宋徽宗“成也王诜，败也王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