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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4夜 文 / 若文 北京四九城里宅院房舍多，冷僻废弃的也多，横死邪门的也多。鲁迅刚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呐喊》自序）。如果非要将把发生过上吊、火灾、凶杀的地方都称为凶宅，那么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恐怕早就是遍地凶宅了。最典型的便是故宫，但这并不影响现在故宫博物院每天预约参观的一票难求。一个合格的“凶宅”要有具体位置，要有建筑实体，要有灵异故事，要有社会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被集体创作，增添细节，在流传中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清朝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对北京凶宅的故事有所记录，不过他只提到了几处分别是北京的给孤寺道南一宅（今珠市口板章路附近），粉坊琉璃街极北道西一宅（今仍有粉房琉璃街），但并没有直接提出京城“四大凶宅”的名号。在今天的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两处清朝凶宅距离纪晓岚故居，都没有超过四五百米。可想纪氏所言大概不出街坊邻居的闲谈，当时传闻是否只在小范围内的街区内流传？或是早已传遍京城，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有赖于纪晓岚的文名，京城“凶宅”打出了知名度。后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偏不信邪将给孤寺的“凶宅”买下当做自己的寓所，此事见于《老残游记续集》刘大钧的跋。 作为北京有影响力的凶宅，也是有指标名额的。中国人好以四为目，至迟在20世纪初，京城“四大凶宅”的名号就流传开来。名号本身有很强的延续性，所涉实质内容一直在变化。因为时代变迁，大拆大建，有些过去的凶宅被铲平改造，彻底退出了人们的传闻记忆。旧的凶宅跌出“四大”之外，自然就需要新的“凶宅”补入。有些“凶宅”依靠天时地利，奇迹般地延续下去，甚至见证了历史沧桑，成为了今天重要的历史保护建筑。署名“猛庵老人”的作者在《然犀录》中提到“京师有四大凶宅”，为纪晓岚笔记外又新添一处“宣武门外街西灵石会馆”。有关的灵异故事在会馆之前，这里是一处官员的住宅。两个女佣睡觉的时候，其中一人感觉到炕下有指甲抓挠的声音，两人撤开席子挖开砖，发现一只黑色干枯的手伸了出来。两人顿时吓坏，第二天干脆辞职。这个地方从此没人敢居住，只能出售成为会馆。会馆作为人员往来的地方，很容易传播流言，甚至成为凶宅故事的第一现场。这是会馆文化中很有意思的地方，类似的还有接下来要谈到的湖广会馆。  一代新宅换旧宅，凶宅也是如此。民国时期的“四大凶宅”，就不再提乾隆朝的老皇历了。较早全面提到“四大凶宅”的，有署名“快哉”的作者在1934年《金钢钻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的文章《旧京四大凶宅记》，提到的四处分别是“一为西城石坂房之汤宅；二为西单白庙胡同之大同公寓；三为南城柳树井之明湖春饭庄旧址；四为虎坊桥之湖广会馆”。 民国时期用白话在报纸上讲“都市传说”，明显语言更加生动，情节也更细致了。石板房的汤宅以前是政治人物汤化龙的房子，他在出访美国前，听到了屋子里诡异的叹息。后来在海外被人刺杀，以后这个房间就被汤家人关闭多年。大同公寓是因为卖给阎锡山，不久后阎锡山政坛失利下野，这房子后来就租给女学生们住，逐渐荒废。说实话这则“凶宅”传说的分量实在略显单薄，民国政治风云诡谲，军阀斗争、你上我下实为寻常之事，就被贴上了“凶宅”的标签，可能更多是因为该楼长时间废弃的原因。明湖春饭庄生意极好，不过只有一间屋子是凶宅，某年几个客人在此吃饭，发现顶棚上的蝎子，用竿子去打，结果只找到蝎子一半的身体。恐怕蝎子另一半掉在菜里，于是让后厨重新上菜，结果夹起一片火腿，定睛一看上面正有半只死蝎子！于是众人吓得跑掉，后来饭馆也搬到别的地方，这里也荒废了下去。在今天看来，后面两则“凶宅”故事，实在略显单薄平淡，似乎当时人讲都市传说的想象能力尚显稚嫩。 这四大凶宅里面，湖广会馆可以说是“硕果仅存”，仍然能够名列今天“四大凶宅”榜单。湖广会馆的故事也是逐渐丰满起来的，原本只说湖北湖南人士白天常常在此集会，但是到了晚上本该安静的时候，会馆内还是能听到人声嘈杂。迁都南京之后，湖广会馆很难再聚湘鄂人士，此地愈发颓败。随着好事者的加入，湖广会馆的故事开始往前追溯，1944年《新民声》报纸上再讲湖广会馆，就要联系到清末湖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掳走绝食而死的悲惨经历。还有人追溯到明代张居正的命运也与湖广会馆这块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湖广会馆在晚清民国的使用率并不低，“京官大宴会演戏必借用”（林传甲《大中华京师地理志》），甚至如黎元洪就任典礼，双十节纪念会都在这里举办，当时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晦气可怖之处。  民国故事里面，除了湖广会馆剩下三处凶宅再次逐渐为人们所淡忘。除非专门学者已经少有人提及，白庙胡同（今西单地铁站F1口附近）和柳树井作为地名都已经消失了。白庙胡同对面的石虎胡同，也是另一个版本“四大凶宅”的热门地点。《阅微草堂笔记》就记载这里曾是明代周延儒和吴三桂儿子的宅院，虽有狐怪现身，但并没有称此地为“凶宅”，毕竟狐妖在清朝小说和笔记中出现的频率太高。到了《燕京访古录》就已经认定此处为“四大凶宅”，是吴三桂的旧宅，挖出的蟋蟀罐上有“月如”两字，正是吴三桂的号（小名）。 如此说来，没有想到平日车水马龙的西单北大街两侧集中了京城“四大凶宅”中的两处。石虎胡同的这处“凶宅”，在清朝改为“右翼宗学”。作为学校沿用至民国，成为了“国立蒙藏学校”，也是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革命先驱重要革命活动场所。由此，最近两年此处重新修缮作为“首都红色文化新地标”，正式向外界免费开放。历史的变化就是如此神奇。 
本期编辑：白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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