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跟踪”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

作者：赵春玲

2023年5月20日，“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跟踪”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主办，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校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承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馆长、一级巡视员许先春，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牛文利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馆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主编陶永祥出席会议并作总结。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杂志等全国近30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会议。

本次研讨会主题重大、视野宏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发展趋势等五个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

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

围绕“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与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和分析工具，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及其成因、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社会政治生态与民粹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与剩余价值形成等前沿问题展开探讨，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系统性危机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也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系统性危机。朱安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鲜活的实证材料相结合，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或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性危机当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金融领域矛盾深重，社会危机加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政治危机也处于一种持续性状态，各种党争不断，政治衰败、国家治理能力急剧下滑；另一方面是文化危机，即社会主流思想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矛盾既无法解释，更无力解决，文化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可能会更深远。导致这场系统性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阻碍了西方国家急需的各种改革，顽固地坚持对自身有利的各种政策，这必将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深化。基于各种危机的叠加交织和同频共振，朱安东判断，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大变局大乱局将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识变、应变、求变，是当下摆在我们国家面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宋朝龙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资本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总资本的形态上观察总危机，围绕总资本的总危机这一逻辑展开对西方金融危机的分析，指出总资本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在各自集中的基础上互相寻求、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进而产生大货币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总资本最终的逻辑是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在科技革命、生产性积累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剥夺性积累的机制，这一积累机制非常系统并日益结构化，包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剥夺技术，把信用化为一种高利贷制度，通过货币发行权来剥夺社会。生产性积累从属于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这是总资本的逻辑。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名副其实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利维坦”。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导致的总危机还会进一步体现在社会结构上，造成工薪阶层的贫困化（相对贫困化），制造业的成本增加，寄生阶层的膨胀，以及为寄生阶层服务的新仆役阶级数量越来越多，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等级化。

第二，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社会政治生态与民粹主义的透视。孔明安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趋势，表现为与国家发展、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态势，尤为重要的是，全球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中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基于民粹主义在现代语境中的三种基本样态：网络民粹主义是互联网时代的抗议政治、文化民粹主义具有社会批判的政治意蕴、科学民粹主义带有科学场域中的反智倾向，我们可以从历史追踪、政党政治、理论策略等三个方面对民粹主义进行路径分析和理论研究。从历史渊源上讲，民粹主义始终具备人民性、空想性、反现代性和反智主义的价值意蕴；从政治现象上讲，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是当今全球政党结构的典型案例；从理论策略上讲，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逻辑，是建构政治的先决条件。宋朝龙剖析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和实质，以及在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他指出：当下西方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并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美国和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集体崛起。右翼民粹主义实质就是大金融资本对民主运动的误导、蛊惑和利用，金融寡头为阻止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表现出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的趋势，力图以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掩盖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阶级政治。右翼民粹主义不触动大金融寡头的利益，而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和种族，以民族之间的对立、文明之间的对立重新强调身份政治。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西方社会思潮中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在发生变化，变化趋向无非是一极向右翼民粹主义集中，一极向革命民主主义集中。

第三，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及其引起的劳动协作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更迭以及剩余价值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吴静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形式中普遍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劳动的从属性变得极其暧昧，由于零工经济的去组织化形式，平台企业与零工劳动者的从属关系难以在现有法律规范中被确定；二是零工劳动者对算法从属的不可逃离性，这种从属不完全表现为算法对劳动提供者的监控，更表现在通过一种社会性征服取代了前算法时代的机器役使。平台资本主义在劳动协作和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中出现的颠覆性变化，表现为网络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劳动社会化外溢，“八爪鱼”式的层级结构以作为超强中枢节点的平台核心系统凌驾于整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之上。不断收缩的系统中枢和逐渐扩张的商业覆盖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过程及其社会构型。平台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呈现新形式，“活劳动”与“死劳动”从二元对立结构向人—机双向互联结构的转变，打破了生产环节的封闭性，向公共性产品或服务的社会链接中弥散；与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外溢和“总体工人”相呼应，剩余价值的创造也出现了弥散化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状况和实践语境相结合，探讨了当下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结、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自动化生产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马克思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关系、历史唯物论和《资本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理论源起及基本性质的关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解释力。

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当下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症结。蓝江分享了翻译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食人资本主义》一书后的新观点。《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主张通过回到马克思去寻找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症结，从而超越食人资本主义的循环。蓝江认为，面对巨大的危机，当前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吞噬着自己身体和根基的衔尾蛇形象，这是由资本主义自己吞噬自己的基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在吞噬掉自己；为了避免重大危机来临，资本主义不断地改变吞噬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从形式吸纳变成实质吸纳；西方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吞噬掉其他社会的基础之上，把整个第三世界底层化，以全球性的金字塔型结构为基础，这是整个食人资本主义的逻辑。蓝江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局、大乱局的背景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认识当下社会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第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风险更是成为影响全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丁晓钦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国家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家始终想要维持这种不平衡，而挑战者则试图通过综合发展的方式挑战这种不平衡，这就形成了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动态演变的主要动能。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思想既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性，也强调了在这种不平衡环境下国家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综合发展，但大多数国家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者。在实现综合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证明综合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发展能力。

第三，时代发展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念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会者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自动化生产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随着当代资本主义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的发展以及劳动范式从物质劳动转为非物质劳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孙乐强认为，要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事实上，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对劳动二重性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不足之处在《资本论》中已得到了完整的克服，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思路，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没有受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二是对作为道德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吕梁山认为，传统上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社会思想观念，在阶级社会中，并非所有的思想观念都是意识形态，作为非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也同样存在；意识形态本身是否具有颠倒性、蒙蔽性和欺骗性从而扭曲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符合哪种阶级的利益，进一步说，取决于其是否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并非反对所有的道德观念，他所反对的只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德观，他所针对的只是那种以普遍的面目而出现，实质上却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构建的道德原则。三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张雪琴结合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究竟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争论的相关文献，指出理解两派争论的关键涉及到双方如何理解历史唯物论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她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不仅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唯物论及其所勾勒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全貌上，而且需要理解马克思如何基于历史唯物论来考察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得出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理论，并将其与关于世界历史的特殊性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重大理论问题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重大理论问题”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主题和特定问题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讨。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左翼学者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最新动态。周淼指出，在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衰退、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等复杂事件相互交织、世界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左翼学者深入分析和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对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潮的警惕与剖析；对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深化研究；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批判与对策研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与再认识；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与再探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踪研究等。宋建丽指出：以丹·席勒（Dan Schiller）、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等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鸿沟与隐形控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不同视角呈现出全球数字治理危机，揭示了技术、资本和权力整合形成的超级权力对国家间不平等的加剧，探讨了公共数据共享、网络空间安全对于全球数字治理及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意义。基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的忧虑，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观点，探索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方案，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之道，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议程和理论主题。冯旺舟以“转型资本主义”为切入点，系统呈现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动态。“政治马克思主义”围绕社会财产关系、阶级分析等概念，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发展，形成了“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冯旺舟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论；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从农业资本主义转变到工业资本主义，再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最后从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转型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螺旋式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进步”“民主”“无限战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链条。田世锭重新审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审美解放理论，重构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内在逻辑，并从中透析出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意蕴。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像马尔库塞那样认识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奴役“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症结在于其“物质丰裕”之上的“奴隶式满足”“奴役性的高生活标准”，我们便能深刻体悟马尔库塞的良苦用心。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跨个体性”概念。杨礼银认为，对现代社会的研究需要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得以辩证理解，由此需要从现代性研究范式向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转换，否则只能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静止或片面之中。基于这一认识，她从整体上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概念内涵：在生产方式上，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在政治语境中，现代化就是民主化、极权化以及二者的背反；在文化语境中，现代化就是合理化与多元化；在自然语境中，现代化就是人类化。宋一帆指出，“跨个体性”是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介入左翼学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糅合了巴里巴尔近年来关于“公民主体”“自由平等”和“暴力问题”的思考，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重新激活了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关联，并潜在地与黑格尔、弗洛伊德之间展开对话。跨个体在本体论上意味着关系优先于个体，必须敞开个体的边界，使其持久地处于动态更新之中。跨个体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暧昧的空间，社会始终处在想象与理性交叠的状态。主体要成就自身，离不开跨个体内涵的悖论状态（个体与共同体、自由与平等），正是这一立场暴露出了今日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批判理论存在的内在缺陷，并有望提出崭新的理论范式。

四、当代资本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与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性别政治经济学、资本内在趋势的实现及其物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启发。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反思、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论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解读。鲁绍臣通过考察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转向，指出资本主义挟国家权力以令全球，在金融垄断中进行全球劳动套利和剥夺性积累。新自由主义表现为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发展的新帝国主义，当全球产生越来越多的“失败者”时，新自由主义逐渐转移成为与帝国的“霸凌”不同的仇恨逻辑，形成一种包括但不限于种族仇恨的新法西斯主义，并在全球蔓延开来。他还批判性地分析了当代左翼提出的以“博爱”的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替代逻辑，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认为以革命为前提的人民共和的共同体逻辑是唯一能从根本上解决新自由资本主义问题的路径。王元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放任资本掠夺，减少政府的公共责任，扩大了阶级分化，还将新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用身份政治来弱化阶级政治，用文化诉求替代经济再分配诉求，用表演式政治来架空平等与解放。以上多方面的特征形成了“进步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此种模式误导了新社会运动，分化了无产阶级，转移了对阶级压迫的关注，但无法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反而加剧了美国的极化政治与社会撕裂。刘皓琰批判性地分析了“数字—金融”复合体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影响，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入融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这种新生的资本形态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工具提升了货币资本的规模与流动效率，另一方面又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进一步加剧了垄断。李乾坤批判性分析了美国左翼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提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一概念，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尽管是非生产劳动，但因为被纳入雇佣关系中，所以依然可以获得经济价值，并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些工作因而也是维护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暴力和社会再生产的必要补充。“毫无意义的工作”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块赘瘤，它阻碍着人类自由的实现。覃诗雅批判性地解读了国外学者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探讨，分析了“延续论”“断裂论”“超越论”等不同观点，指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析，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对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争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下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内在趋势的实现及其物化以及性别政治经济学的关联。吴猛评析了法国左翼思想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研究的三种主要思路：一是直接关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本身，试图从这一理论自身的脉络中摸索出一种恰当的当代形式；二是直接关注当下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强调从剥削现象的变化中重新理解何为剥削；三是上述两种思路的结合，试图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中找到某个要素，能够直接与当下资本主义剥削现象关联起来，以获得理论上的更新。户晓坤认为，在现实资本运动中，竞争作为资本同资本支撑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强制以及资本家给予工人的强制，迫使单个资本从属于资本一般的内在本性，竞争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及其外在强制。竞争的自由表象无非意味着劳动的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通过竞争强制按照私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分割剩余价值。其结论是：只有使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取代以竞争为前提的社会联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真正表现为许多的个人劳动力的提高，即表现为通过个人的普遍交往与相互联系获得自由的现实力量。戴雪红探讨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联，通过对性别政治经济学三重范式内在逻辑的梳理，解读性别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认为当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如弗雷泽与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等人推动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成为重要前沿理论，这是对性别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五、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及发展趋势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进程，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与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结合本轮数字化浪潮的实践语境，从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创造新议题、劳动用工新模式、数字平台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矛盾、数字平台企业的利润率之迷、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动向和内在本质等角度展开深入探讨。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创造新议题与劳动用工新模式。黄再胜考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技术存在物，数字劳动的对象化是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人类生产工具新变革，将持续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工业革命”。秦臻分析了在本轮数字化浪潮中兴起、以数字平台作为关键技术基础的新型分散化组织方式的“众包”模式，指出“众包”模式重塑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灵活雇佣的演进，再次引起劳资关系的深刻变迁，金融资本主义之下的相应劳资矛盾治理面临更为深刻的内在困境。“众包”模式内含着促进劳动社会化发展、提高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自主性等积极因素。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动能及其发展趋向、数字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和内在本质。陈文旭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具有社会的新动能即数字技术，劳动的新形式即数字劳动，资本的新形态即数字资本，以及压迫的新表现。从发展趋势看，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垄断趋势、数字霸权的扩张态势以及赛博无产阶级的潜在力量等新趋向。研判资本主义数字化趋向不仅有助于厘清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而且有益于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数字化界域。伴随数字化生产的不断集中，数字资本主义进入到平台垄断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徐宏潇认为，数字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带来的绝非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与人的自由解放，其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先发优势以及垄断地位，依托超强国家实力在全球所开展的数字化掠夺与资本奴役。温旭从合谋数字帝国主义、替代数字帝国主义、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帝国的特殊性和内在本质。

第三，数字平台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矛盾，以及数字平台企业的利润率之迷。凭借对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掌握，平台经济采取了区别于传统企业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律，重塑了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万焕指出，平台经济运行规律主要体现在精确性、全局性、有组织性和垄断性上，它们在平台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强化和嵌套，使平台经济成为一个无限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高效市场，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平台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在于，平台模式的精确性不能消除竞争，仍然存在生产过剩；平台巨头分割了绝大部分利润，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平台企业的组织和计划固化了支配与依赖的关系；平台企业的垄断和无序扩张激化了基本矛盾。齐昊分析了数字平台企业的技术、制度和组织优势没有转化为平台企业的高利润率的原因：从生产方式看，平台技术优势的非对称性限制了平台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能力；从竞争模式看，平台经济的竞争模式限制了平台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能力。他从中得出了数字平台企业的政策启示，包括从商业模式创新到硬核科技创新、从嫁接零工经济到创造高质量工作、从交换环节进行供求匹配到生产环节实现智能化生产。

［作者：赵春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