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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民国时期的土匪》 正文 一、山地风貌湖南西部地区景色秀丽，气候怡人。武陵山脉纵贯其中，澧水、西水、武水流贯其境，苗族、土家族、瑶族、汉族等民族杂居其间。骠悍的民风漾溢于湘西的黛山绿水之中，更给湘西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湘西与湖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势险要，地形复杂。这里有九曲十八弯的斜阳古道，也有雄伟壮观的砂岩峰林。身临其境可以看到那突变的地貌，修长的竹林，盘旋的山鹰，飘浮的白云；可以听到叮咚的山泉，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语和有节奏的蝉鸣。清朝诗人吴肇端沉醉于湘西如画的山地风貌，留下诗作《武林访美》: 人游山峡里，宛在画图中， 壁爱双屏列，天看一线通。 啼猿声处处，古木叶丛丛， 日阳归来晚，泉声两岸风。 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民国时期曾经盘踞10万以上残害人民的土匪武装。或许正是因为这里山高势陡，群山绵亘，林木茂密，洞穴相连，便于土匪藏匿。他们的山地活动经验丰富，进退灵活。在交通闭塞的武陵山中，在关系复杂的民族村寨间，游刃有余，他们既不服剿，也不服调，造成了百年以来的湘西匪患。 民族问题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湘西地区也不例外。这里的苗族和土家族人民聚寨而居，偏远的地区尚未脱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湘西是个多山地区，土地贫瘠，可耕地稀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在天灾连年，兵灾战争不断的情况下，不少人铤而走险，落草为匪。 湘西的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阶段，苗族妇女手工织造的斑布在1923年洋布侵入以后逐渐衰落。湖南的特产桐油，产量在抗战前曾居全国第二位，而湘西则占湖南产量的很大比重。1920年至1924年内，永绥（今花垣县）运销外地的桐油达数百万斤，1928年曾达1000万斤以上。桐油在当时属重要战略物资。古文县岩寨油商石齐生1935年曾拥有8000银元的资本，雇有20多个工人运油。凤凰县的麻长富在武汉还设有桐油商号，资本相当雄厚。 由于桐油和其他少数地方特产及民族工商业有限的发展，更由于湘西山多水多陆路交通不便，在澧水及武、西等湘西主要水系中也曾出现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桐油、烟叶等湘西特产在旺销时，促进了湘西地区航运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内陆的食盐及百货商品亦通过航运销往湘西腹地。于是，在商品集散地和主要运输河道上，聚集了专事截油、截盐、截布的大股截船盗匪，他们能够抢劫由一个营的正规军卫队的大型商船队。上匪的劣行使沿岸居民无法安居乐业，商人视此路为畏途。 湘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居多。对湘西地区的行政管理，宋代以前一直比较松散。南宋时开始设立土司制度，元代逐渐完备，明朝巩固发展，清朝继续延用，这是封建王朝统治西南少数民族的主要制度。湘西历史上的上高，是该地区最高军政首脑，多由苗族或土家族人担任，被称为“土皇”或“土王”。清雍正年间又实行了“政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以流官（即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地方官）代替当地土司的世袭统治。 尽管土司封疆以内，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对土民来说即是（土）民又是（土）兵。同时又按军事机构——“旗”来训练士兵。在湘西苗族聚居的部分地区“改土归流”前，由于苗族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逐步排除了封建王朝和土司土官及其土兵的压迫，形成一种“既无流官束缚，又无土司的制约”的局面，各族人民生活在这个区域内，既不纳粮当差，也不输赋供役，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生界”地区，也就是通常被认为的历史上的“匪区”。这些地区也一直是封建统治者主要攻击目标，如清嘉庆年间龙许保领导的土民起义失败后，他所在的“生界”地区百姓被杀者不计其数，永绥许多村寨“存不满百”。 “改土归流”虽然给湘西社会经济的发展造就了积极的因素，曾在乾隆年间有“三厅米谷甚贱，其他食物甚为便宜”之说，但在表象背后，湘西人民受到的却是旧土司和新流官的双重压迫。封建王朝采取的“以土制士”的政策根深蒂固，加剧了偏远地区的封闭性。新流官则带有浓重的民族歧视成分。各族人民的劳动成果因交通不便无法外运，大量被上著头人和满汉流官掠夺，同时又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压榨，有苦难诉，有冤难书，最终，纷纷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小则对剥削者“操刀相向，报复无已”；大则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杀官攻城。震动一时的“苗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改土归流”给湘西地区社会经济带来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电田”的增多。清政府不但接管该朝卫所占有的屯田，而且以苗族聚居区为重点大肆侵夺苗民的土地。“苗民起义”后，清政府在嘉庆二年至十六年（1797-1811）再度感到“匪患日增”，其实这-段时间正是清政府大肆抢夺湘西苗土少数民族人民田地之时。乾州、凤凰、永绥、保靖、古丈、泸溪、麻阳等厅县有的“均七留三”，有的甚至“寸土归公”，其“均田”（这里指屯田）达15.2万多亩。其中4.7万亩作军屯，10余万亩作“民屯”返租给农民。这种屯田制度，把对湘西少数民族人民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剥削完全结合起来，其残暴苛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土司统治时期，流官统治时期，直至民国时期，湘西的苗族、上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这种家族间的流血斗争常常被土司和流官所利用，而械斗双方却两败俱伤，不少斗败的家族成员流为匪帮。械斗问题在湘西苗土地区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血亲复仇常常是延续数代人，涉及几个家族。械斗家族与土匪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囿于少数民族地区史料鲜见的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湘西的土匪，就是在这种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失控的条件下，不断地滋生出来的，它的发生与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人情、与湘西的特殊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匪情概况沈从文先生在散文长卷《湘西》中写道：“男子好杀人，女子会放蛊。”这是对民国时期湘西社会阴暗面的概括。据解放初期对湘西凤凰县的统计，该县成年男子中约有70%曾不同程度地当过土匪。1950年前后在湘西被剿灭的各类土匪达数十万之众。 湘西有句俗语：“乾州的城，凤凰的兵。”说明出身于湘西凤凰的士兵特别骁勇善战。多数湘西百姓当土匪绝非出于自愿，如沅陵地区，“湘西王”陈渠珍在民国初年的一次强行抓逼中，强迫大批农民上山当土匪，使沅陵几成“女儿国”。至于湘西巡防军中特械开小差逃回故里，后遇有动乱而又执械上山为匪者亦不在少数。 湘西土匪有下述几种类型。 （1）农民土匪。这类土匪多因不堪租税剥削而上山为匪，如匪首瞿伯阶的族弟翟波平，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贫寒，于1936年入伙为匪，跟随瞿伯阶当了勤务兵，不久又成为支队长，“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新10师师长，取代翟伯阶,成为民国时期湘西十几大股土匪中的一支，总人数1.9万人，枪械达1.2万余支。1950年在解放军围剿劝降下，才将队伍交出。①瞿波平的例子是个特殊情况。这一类型的土匪多数成不了大气候，只能携简单凶器拦路抢劫。 （2）政治土匪。这类土匪多为国民党收编的惯匪武装。上述瞿伯阶、瞿波平带有政治土匪的性质。他们是农民土匪出身的政治土匪，或者具有双重性。瞿伯阶和瞿波平分别于1926和1936年为匪，前者于1947年被程（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收编,任命为行辕第一纵队司令，后改任暂编第10师师长；后者则被宋希濂（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委任为新10师师长。瞿波平后来撰文自责道：“我在15年（指1936-1950年）中，由铤而走险，出家为匪，长期助纣为虐，以后发展到自搞一套，给人民遗下了深重的灾难。”①又如凤凰三江镇的匪首龙膏如，其政治土匪身份更加典型。他在国民党军中曾任师长，1947年以边疆少数民族党员身份，当选过伪国大代表。解放前夕龙膏如与其当过国民党少将师长的父亲龙云飞一同接受国民党的指使，在山区坚持游击战，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龙膏如还担任了“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总司令。人民政府曾考虑到龙云飞在苗族中有较高的地位而把他们列为统战对象，但他们终因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于1951年被政府镇压。 （3）侠盗型上匪，即社会土匪。这是因得罪官府而铤而走险为匪的另一种人。这类土匪重义气讲信用，颇似《水浒》中的绿林好汉。安二富出身于朴实的农民，湘西凤凰县齐梁乡人。他的哥哥为朋友含冤入狱，他乘夜带人去县府班房劫狱；事成之后被湖南省政府通缉。安二富被逼得走投无路而上山落草。与其他类型土匪不同的是他专杀贪官污吏，抢来物品则召集全寨人到自己家中大吃，并不时向穷苦邻里施舍粮米。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其部下又都是普通农民，因此每当他去抢劫富豪或过路客商时，常常一呼百应。 （4）明兵暗匪。主要指军阀部队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民国初年，各派系军阀在湘西都曾驻过军招过兵员。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将苗民革屯军的将土编入“国民革命新6军”的“暂5师”和“暂6师”，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在上述部队中，有少数非农民出身的兵痞。他们在驻防时鱼肉百姓，在部队开赴前线后则开小差成为散兵游勇，他们常常“明集各村白昼行劫，暮夜叩门，掳掠奸淫，无所不至……”。 湘西土匪活动方式，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一般性指湘西地区土匪的活动方式具备整个湘鄂赣地区匪祸的共同特点，如绑票、拦路行劫、占山为王等，其活动的频率普遍较高，历史也较长；特殊性指湘西土匪活动的组织性、联络性很强，常常由一个大匪帮分为许多系、派支，活动时互相呼应，如湘西龙山的著名匪首瞿伯阶统领的匪帮，集三大股而成，其人员组织情况如下②:  其组织的严密程度和军事化程度，绝非其地区的土匪可比。这一系列特殊性，以及土匪活动的群众性，再加上土匪与国民党的勾结给湘西地区的剿匪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人民解放军前后历时两年才最终将之消灭。 三、湘西土匪的歼灭从辛亥革命后的首任湖南督军到国民政府的湖南省长；从何健到湘西王陈渠珍，历任国民党官僚政客都为湘西上匪伤透了脑筋。他们有的凭借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调集正规部队，大规模进剿：有的利用自己在原籍地方上的影响，扩大民团的人枪，进行防匪。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土匪反而越剿越多，有十几大股，人枪10万众以上。湘西人民不能依靠政府，只有依附或参朋上匪才能保住一条活路。换句话说，当上朋才能不遭上匪抢劫，也不受军队的骚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招抚和改编，如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收编了湘西最大的土匪头目之…瞿伯阶，并委以直属第一纵队司令的头衔。不久又委以暂编第10师师长，号称8000多人，4000条枪。宋希濂则将122军部署于湘西境内的大庸、溪口一线。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还特别训令：“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收编十几万土匪武装,编成三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湘西的大股土匪武装几乎全部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番号。人民解放军在湘西消灭的国民党建制武装，多半为此种类型的土匪部队。 1949年7-8月间，人民解放军12兵团47军解放沙市、宜昌后，渡江南下，进入湘西，在常德、慈利一-带集结待命，遵照中央指示，以扫平湘西大股土匪为主要战略目标。 当时，近10万土匪盘踞在溆浦、沅陵、辰溪、泸溪、风凰、花垣、古文、永顺、龙山、大庸、慈利等地，这些土匪武装在宋希濂集团122军组织下，骚扰交通，散布谣言，拉丁派款,抢劫财物，无恶不作。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驻沅陵军部发布命令： 139师担任正面进攻，从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攻占溪口后向大庸推进。 141师阻击鄂西宋希濂主力；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前进。 140师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碧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道路。 各部队于10月16日达成合围。生俘敌122军军长张绍勋，217师师长谢淑周，345师师长黄鼎勋，共毙、俘敌军长以下5000余人，消灭了国民党驻湘西的主力部队。同时极大地震慑了以土匪武装为主的暂编军，保证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计划的顺利实现。 这次人民解放军在湘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得匪暂1军长注援华，永顺专员周海棠，永保总指挥鹏升等匪首主动投诚，在我军强大军事政治攻势下，共有39股，1.2万人缴械投降。就连“湘西王”陈渠珍也单枪匹马来降，声明拥护共产党。此次成役拉开了平定百年匪患，彻底解放湘西的序幕。 随着47军主力奉命配合二野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湘西部队分散在沅陵至芷江间长达700公里的交通线上。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划下，各地土匪再次蠢蠢欲动。他们化整为零，劫商旅袭车船，伏击解放军执勤部队，杀害地方干部，包围县、镇驻地。永顺大匪首陈子贤部罗文杰，庞贡庭、师兴周、瞿波平等，在龙山八面山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川黔湘边区民众自卫委员会”，妄图依靠有利地形东山再起。人民解放军需要再次针锋相对，组织更深更广泛的围剿打击。 1950年1月，人民解放军主力入川配合二野攻克重庆后。马不停蹄回师湘西，对盘踞在这里的顽匪开始了春季围剿。这是湘西剿匪的第二阶段。 当时湘西各地土匪部队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春季围剿首先在湘西北展开，人民解放军主要攻击地区是：永顺、古文、龙山、桑植、大庸、保靖等县。龙山县境内的八面山，东西长 45公里，南北宽二公里，只有四条山径直通山顶,沿途尽峭壁悬崖。这里主要盘踞着宋希濂收编的土匪陈子贤（暂1军军长）属下的暂12师，总计千余匪众。“匪在名岩路口和岩梯上设有闸门、碉堡，堆集大量滚木擂石，易守难攻。半山腰的东侧岩壁间有燕子洞，洞口可容数千人，贮粮数万斤”①。匪师长师兴周扬言八面山是“湘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解放军难以攻克的小台湾。 面对八面山天险，剿匪部队发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不失时机地于2月 19日突然发起进攻，47军141师以四个尖刀连从不同方向，以绳索吊杆，飞行于悬崖陡壁，攀树扯藤奋勇登顶，于拂晓时分出其不意地消灭了踞守路口的土匪。其余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发起强攻，仅在燕子洞就生俘土匪30余人。是役重创陈子贤及师兴周匪部，共歼匪800余人。 在古丈县，为祸湘西多年的匪首张平，气焰极其嚣张，他曾杀害过3000多无辜百姓。当时在匪患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解放军针对这种情况，充分发动群众，札寨为营，在巨大军事压力下进行政治瓦解，继而分兵出击，合力围歼，消灭了张平股匪3000余众。后经14岁的古丈农民张学诗定计报信，击毙了土皇帝张平，清除了该地匪患。 此后，人民解放军在大庸、桑植边界作战，击溃了匪暂5师曹振亚、暂2师陈策熊部。在沅陵地区击垮匪暂2军军长张玉琳部；在会同地区歼灭匪首杨永林属下“忠义救国军”等49股士匪。 春季围剿中，我军解放了凤凰、麻阳、乾城、古丈等县城,歼敌多为大股或建制的土匪，使湘西中心地区百人以上的大股士匪基本被消灭，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人民解放军达到了驱逐大股作歹股匪的战略目的，积累了战斗经验，发动了当地群众，为彻底肃清匪患奠定了基础。 1950年3月，解放军47军党委召开了第一届党代会，总结了1949年9月至1950年3月间的湘西剿匪经验，提出了“重点进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及“孤立匪首，分化内部，降匪不杀，捉到的惯匪、匪首坚决镇压”等政策。同年4月开始了中心区的重点进剿。在永顺地区，匪暂4师副师长兼旅长李兰初被部队主力和永顺民兵击溃后，逃入云岩山五连洞。该地区高山突兀，云雾缭绕，五个天然洞穴并排于山腰悬崖之间，洞下是万丈深渊。李兰初率残部80人逃入后，筑堡屯粮，吹嘘：“要破五连洞，除非搬来齐天大圣！”②我军及时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永顺民兵侦察员彭飞依一条两巴掌宽的崎岖小路，摸清了土匪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部队随后巧夺云岩天吊云梯，从空中爆破五连洞，全歼该股残匪并活捉了李兰初，粉碎了土匪“天险不可破”的神话。 从4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中，解放军各部队坚决贯彻了党委的决议。共歼匪1.3万余人。基本肃清了永顺、大庸、保靖以南，芷江、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乾城以东地区的股匪，俘获大小股首千余名，镇压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沉重打击了湘西土匪的嚣张气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重点进剿后，针对湘西地理环境的特点，进入了驻剿清剿阶段。 鉴于百人以上的大股土匪已被消灭或打散、大量散匪藏匿于民间的情况，剿匪部队组建工作队深入民间，一方面以连排为单位搜查散匪，一方面广泛开展政治攻势，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剿匪积极性普遍高涨。 在地方上，刚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县长与清剿部队的团营首长组成领导核心，建立了“清匪治安委员会”。以全地区包干的形式，逐地逐人地实施清匪工作，并以捉顽匪首兵、收净枪枝、建立民兵等三条作为肃清匪患的工作标准。 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解放军严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严格区分少数民族自卫武装、绿林上匪及危害少数民族兄弟的惯匪恶匪，对后者坚决消灭。同时,还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千百年来，苗汉对立的情况冰释了，少数民族群众帮助剿匪，检举匿匪，使历届军政当局为难的苗族地区错综复杂的剿匪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剿是从东向西，由北向南逐次推进的。在湘西 14县中，永顺、大庸、桑植以南，芷江、黔阳以北，凤凰、乾城以西的中心地区，自1950年7月至9月再次剿灭股匪、散匪4.6万人，缴获各种枪械5.4万余枝。股匪活动的规模已被压制在10人以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躲避中心区剿匪而残存于边缘山区的股匪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在台湾空投特务的空头委任状的煽动下，在军事上再度统一番号和指挥，勾结当地的地主恶霸、反动帮会头子，在其控制区内建立土匪政权。人民解放军及时抓住这一集中歼灭湘西残存土匪武装的大好时机，于1950年10月中旬，成立南北两个进剿指挥部，对桑植、龙山、保清、绥宁、靖县和习峰山地区等历史上惯匪嚣聚的边缘县进行会剿。至12月初，战况如下：  截至1951年1月，我军南北两路会剿部队共歼匪2.3万余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匪首1000余名，胜利结束了边缘地区的会剿战役。 资料来源: 《民国时期的土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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