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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大余文史资料》第二辑(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原作者陈梅山，郑山整理。原标题《我跟蒋经国先生当卫官的一段经历》。 为避免不必要误解，再次声明这是文史搬砖文！ 正文 今年一月中旬，当我从电视荧上得知蒋经国先生在台湾逝世的消息后，不由我思潮翻涌，遥想起四十八年前，我跟蒋经国先生当卫官的一段经历。 河口相遇1941年降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家门口——大余县黄龙乡河口村的公路边放牛，忽看见一辆天蓝色的小轿车在村口嘎然停止。当时我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受好奇心的驱使，便和其他十多个放牛娃争相围拢观赏这辆漂亮的洋式车（苏联进口）。一会，车上下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指着我亲热地问：“小鬼，你知道去丫山的路么？”我又惊又喜地慌忙点头回答说：“知道，知道。去丫山的小路就从我们村门前过。”  那人听了又问：“给我们挑行李好吗？还要找一个人。”我一边忙着答应一边悄悄擦去额头上渗出来的滴滴汗珠。问话的人矮矮胖胖，蓄平头，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圆圆的脸上有几点白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赣州专区的专员蒋经国。他们这次本是到大余视察,但途中听说离河口村不远的丫山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幽美，且有一座巍峨宏伟的灵岩古寺，忽生出闲情逸致，临时决定去那里度过别具风味的一晚。 我找了堂兄陈志祥一起去丫山，我俩挑着帆布包走在前面带路，蒋经国和他的秘书、随从副官和司机走在后边（司机叫毛宁邵，现仍在赣州）。到丫山寺时，天已快黑。蒋经国便吩咐秘书，给我俩每人三块银圆回去。我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第一次摸到圆滚滚的银圆。回到家，我把银圆交给守寡的娘，娘高兴得湿了眼圈。那时节，三块银圆可买两担稻谷哟！ 次日清晨，我还睡在破棉被里打呼噜，蒋经国一行人已从丫山下来，并在一个老人的带领下，踏进了我的家门。“小鬼醒来，醒来！”蒋经国将我喊醒，对我娘说：“我想带你儿子到县城去玩。”我娘马上点头：“可以、可以。”娘心里可能是这样想的，昨日儿子同去了一趟丫山，就赏给了三块银圆，今日去县城，兴许还会多赏给一些呢。而我听说去县城，滚身爬起，穿好衣裤，跟着上了小轿车。此时,蒋经国亲自开车缓缓离开小村。 梅山取名上午9时许，车到大余。县长孙平跑出县政府门口迎接。过了一会，又请专员一行去餐馆进早餐。蒋经国喊我坐到他身边。桌上摆满了板鸭、鱼、肉之类。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菜，也没经历过那种场面，夹菜时筷子直打抖。蒋经国见我这样紧张，便给我夹菜，把我碗里夹得满满的。孙县长感到奇怪：穿得如此破烂的人，蒋专员何以对他这样亲热呢？便以为我是蒋专员的什么亲戚，也争着给我夹菜，使我越发感到紧张和不安。 蒋经国料理完公事，下午开车驶向城南的梅岭，领着这行人登山游览一番。梅岭，又名梅山、大庾岭，位于赣粤两省交界处，是驰誉中外的一座风景名山。岭上的梅关，形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穿关而过的青石古驿道，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以至海外诸国的交通要冲。岭上还多梅，因南北气候不同，故又有“南枝花落，北枝始开”的独特自然景观。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岭上寒梅盛开，清香四溢，景色宜人。蒋经国招呼大家在半山处的茶亭喝茶休息。而他则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岭上岭下盛开的梅花，一边叫我坐到他的身旁，问我叫什么名字。小时候，我母亲只给我取过一个小名“土福徕”，因太土了，不好意思告诉他，就耍谎说：“我姓陈，却还没有取名字。”他听后，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仅有三个字的白色小纸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名片，上面的三个字，即：蒋经国），并饶有兴味地对我说：“小陈，我给你取个名，这座山叫梅山，你的名字就叫陈梅山好吗？”说毕，在名片的空自一面，写上“陈梅山”三个字后交给我。从此，我就有了这个正式名字。 从大余回赣州，又经过河口村。蒋经国停车去到我家,对我母亲和蔼地说：“老大娘，我想把你的儿子带到赣州去，可以么？”我母亲早已声闻眼前这位就是蒋专员，连忙点头称谢说：“好，好。”其时已近年尾，蒋经国要秘书找来纸笔，为我家写了一幅春联，并嘱咐我母亲过年时一定要贴上（可惜年载久了，我已记不清对联的内容）。刹时间,我家门口被众亲邻围得水泄不通，都争相问长问短。自我跟蒋经国去到赣州后，村里人都说我家祖坟风水好，使我遇到了贵人，交上了红运。这年过年，孙县长还专门派人来家送了年礼，使全村人都感到沾了光。 其实，蒋经国把我带走并不奇怪。当时他从苏联回国还不久，思想明显受到苏联影响，对穷苦的孩子是很同情很怜爱的。他到赣州后，先后办起了广慈博爱教养院、义童教养院、儿童新村和童子军中队，收养了大批贫苦的孩子。每当灾荒年月，还办粥厂施粥。 童军训练到赣州后，蒋经国送我到保安警察总队一大队童子军中队受训（中队长彭超）。在童子军中队除军政训练外，还派到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维持秩序。那时，国民党军官兵看白戏的很多，有时还要寻衅闹事。自童子军中队派去后,秩序大有好转。一夜，我们派到赣州电影院查票对座，一童子军向一军官举手敬礼毕，说：“请长官拿出票来对一下。”这一军官不但没有票，反而一巴掌打过去，说：“老子看戏，还要什么票！”约摸十分钟后，保警队就派人来包围了电影院，毫不客气地将这逞凶的军官捆绑而去。训练期间，蒋经国常戴草帽，脚穿草鞋来训练场地检查督导训练工作。有时还搞突然袭击，深更半夜发起“旅次行军”演习。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也跟随着全副武装队伍在田埂小路上行进。行军不准说话，不准照明，不准有武器装备的撞击声，真像是上前线去杀敌似的。每当演习结束，还要进行讲评，对集合队伍快，到达目的地早，又没有“掉队”的连队给以表扬和鼓励。 童军训练一年后，我的身体日见健壮，并练就了一些武功和一手枪法。这时，蒋经国将身边的一名姓张的卫士送去中央军校学习，就把我调来他的办公室当贴身卫士。 乍任卫士我上任的头天，蒋经国的副官将我喊去，向我交待了担任侍卫应该遵循的各项细则，诸如，有人来办公室求见专员时应如何如何，发现可疑人时应如何如何，在专员上下班时应如何如何……一一进行吩咐。然后，将一支美国马牌手枪和专员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 我自知本人出身低微，使我能有今日，全凭蒋经国先生的提携与裁培。因此，对待专员办公室的侍卫工作自然是尽心尽意，但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蒋经国对用在身边的人不能不非常谨慎。一次，蒋经国下班走后，我去清理办公室,看到地上有好几块银圆，便一一检起放在专员办公桌上；又一次，蒋经国自称没带办公室的钥匙来，便对我说：“小陈，想办法给我打开办公桌的锁。”说完就走了。我思索了很久，没办法打开。蒋经国再来时，我便说：“我打不开办公桌的锁。”于是，蒋经国笑了一笑。事后，副官悄悄告诉我，银圆是专员有意扔在地上的；开办公桌的锁，也是专员存心试验我。经过几次考验后，蒋经国便放心使用我了，有时还把我带到他的官邸去。 公仆作风蒋经国不吸烟，也不大喝酒，生活朴素，很注意锻炼身体。他在专署的办公室虽是一座平房，却布置得简朴大方。四周窗户宽敞明亮，地上铺有黑色地毯，靠北墙处摆着一张淡黄色的办公桌，两边摆的是木沙发。办公桌后竖挂着一幅蒋介石身挎佩剑的全副戎装像。右边沙发旁摆着书架，上面摆着书籍和一架收音机。 上班时，找他的官员络绎不绝。他与人谈话从不啰嗦，三言两语就告完毕。待阅的文件很多。他批文喜用红蓝两色铅笔，批后署上“经国”两字。当时他提出了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作。还印发了《新赣南家训》要人人背诵。他要求干部和公务人员要当民众的“公仆”，时时处处“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要为老百姓谋求幸福”。同时，下令严厉禁烟（鸦片）、禁赌、禁娼。他禁赌有个绝招，就是抓到的赌徙，不论任何身份，都要押去闹市中心——赣州公园戴高帽和下跪示众。有一次，抓到吉泰警备区司令赖伟英少将的一位太太，毫不例外地押去公园门口戴高帽，弄得那位司令太太颜脸扫地，狼狈不堪。此外，他还规定自己每周星期四为接见民众日，帮助解决民众提出的间题。 身为专区专员，并兼任保安司令和赣县县长的蒋经国，难得有空闲的时候。稍一有闲，他就叫我给他磨好墨汁，坐下来练毛笔字。练完字，他用清水洗好笔头，揩干，再将它插进笔筒里去。我曾问他：“毛笔为什么要洗？”他说：“洗干净，毛笔使用得更久些。”他上下班总爱骑摩托车或自行车，说这样不但方便，还可以锻炼身体。他有时晚上也到各办公室去转转，如发现办公室无人而亮着电灯，则找科室负责人追查质问。到食堂如发现餐桌上尚剩下饭屑，也要追查是谁浪费粮食。更难得的是，他还经常深入民间，微服私访。至今，还流传着他化装卖清汤的去抓赌的故事。 官邸所见蒋经国的官邸位于小西门。外面围有垣墙，设有岗哨。里面地盘很宽，住所全是平房。院里养有奶牛、奶羊，还种了菜。菜地里的西红柿很大一个，据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种籽。官邸有理发师、面包师、卫官，还有两个专门为专员夫人蒋方良服务的中年妇女。我在专员办公室值班时，常常接到蒋方良打来的电话。蒋经国的这位俄罗斯夫人对文夫关怀备至，每次过了下班时间丈夫还没有回来，她便要打电话来办公室催。有时干脆骑自行车来办公室。蒋夫人原名芬娜，蒋方良是她的中国名字。她身材苗条，金发蓝睛，个子要比丈夫高，特喜欢跳舞和吃羊肉稀饭。1944年9月以后，大批盟军空军来到赣州。将经国和夫人曾多次在官邸举办舞会宴请盟军军官和在遂川修建飞机场的美国专家。蒋经国的大儿子艾伦（蒋孝文）和女儿爱理（将孝璋）也常来专署找我玩。艾伦喜欢玩枪，有时还对着墙壁开枪，十分顽皮。爱理长着一头金发，却比哥哥文静多了。 飞往重庆1945年初，日寇妄图打通所谓大陆运输线，以挽救其垂危的失败命运，遂加紧了对赣西南的侵犯。1月19日，日寇窜入赣西莲花，进犯永新，并继续南犯。赣州城内人心惶惶。1月21日，蒋经国召开全城各机关干部紧急会议，说明当前局势，布置疏散事宜，并一再向全城民众表示“要与赣州城池共存亡”。1月29日，日寇侵入距赣州仅有90公里的遂川县。2月1日，少数日寇先行部队已沿遂赣公路侵入赣县境内。在这危急紧张局势下，重庆来电要蒋经国速去重庆，并派来专机飞抵赣州黄金机场迎接。在离赣前两小时，蒋经国传来了保安司令部胡副司令和林参谋长，除布置了应变事宜外，并交待在飞机起飞后，立即炸毁黄金机场和西河大桥。是时，我正忙着给蒋经国收拾行装，并趁便问他说：“专员带我去吗？”他点头示意说：“去，仍然跟我当卫士。”晚上12点，飞机起飞了。蒋经国透过机窗，默默望着危在旦夕的赣州城，望着城里那稀疏的灯火，放声大哭。坐在他身边的副官、秘书和我等人，也随之痛哭流泪（在此之前，蒋方良夫人和艾伦、爱理已先行飞渝）。 到重庆后，蒋经国住九龙坡公馆，改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兼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训练团政工人员训练班主任。随之，我也由卫士逐步提升为中尉卫官。 上海诀别日寇投降后，蒋经国于1946年飞往南京，新任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中将第一副处长，并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三处长。是时，我也随之同往南京。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全面发生内战。蒋介石为了加强剿共力量和为蒋经国培植势力，便命蒋经国先后组建“乱建国训练班”和“乱建建国总队”，并委任黄埔复兴社骨干、蒋氏父子的心腹胡轨（江西人）先后担任“戡建班”的主任和“裁建总队”的中将总队长。“戴建总队”成立后，每人发一个桃子形状的臂章，上面印有“3731B”字样，这是表示“建总队”是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同时，每人还发给了一支加拿大手枪。 1948年6月，由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蒋经国又以经济督察员身份，杀率“建总队”前往上海开展“暴力限价”工作，时称“打虎”运动。因此，“戡建总队”也被称为“上海打虎队”。是时，我已二十五六岁了，为了回乡完婚，遂向蒋经国告了假。我跟随蒋经国先生长达八年之久，谁知这次上海诀别竞成了永别。 我回大余完婚后，由于时局动荡，我又投身其他国民党部队。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8月，我随国民党军溃退湖南衡阳并准备南窜海南岛时，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衡阳。随之，我也逃离了国民党部队，留在衡阳自行谋生，后来参加了商业工作。解放三十多年来，我虽由于历史问题，经历过一番坎坷，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政策，对我的历史问题已撤消原判，予以纠正，并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对因我而受株连下放农村的子女，也经迁回衡阳吃商品粮，还给予妥善安排，使我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幸福。追忆往事，不胜感概；展望末来，前途似锦。我决心在我有生之年，遵循蒋经国先生生前所说“只有一个中国”的遗训，致力于促进祖国的统一事业，并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郑文整理） 资料来源: 《大余文史资料》第二辑(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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