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则杰，1956年生，男，浙江永嘉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清代“千叟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大典礼，先后举行过数次，并且每次都编有“千叟宴诗”。这本来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但显然与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现在尝试从诗人集会唱和的角度，审视、考察清代的“千叟宴”与“千叟宴诗”，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复杂微妙的认识，同时一并更正大量的相关错误。
一、三次“千叟宴”的基本情况
清代的“千叟宴”，从官方典籍到野史杂记，各种文献记载很多。其中的详细程度和可靠性，自然不尽相同。相比而言，则以《清实录》最为翔实可信。以下即据此进行整理，依次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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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叟宴”前奏：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
康熙皇帝出生于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三月十八日，九岁登基。至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刚好六十“周甲”。于是在这年的三月，首次大规模赐宴臣民，具体分为两天举行。《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四记载：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戊寅朔。……壬寅，宴直隶、各省汉大臣官员、士庶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六人，于畅春园正门前。传谕众老人曰：“今日之宴，朕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颁食品。尔等与宴时，勿得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至意。”……甲辰，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十二人，于畅春园正门前，诸皇子出视颁赐食品，宗室子执爵授饮。[1]
这里“壬寅”系本月二十五日，所宴为汉民，凡四千二百四十人；又“甲辰”系本月二十七日，所宴为旗民，凡两千六百零五人。两天合计，满汉人等共为六千八百四十五人，年龄规定最低为六十五岁。但是，这次名义上还不叫“千叟宴”，也没有编纂“千叟宴诗”，因此只算是一个前奏。至于后世偶亦称之为“千叟宴”，则严格说来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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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千叟宴”：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
清代正式称作“千叟宴”的，始于康熙最末的六十一年壬寅（1722）。《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六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春，正月，丁亥朔。……戊子，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辛卯，……召汉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如前礼。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各作诗纪其盛，名曰《千叟宴诗》。[2]
这里的“戊子”、“辛卯”，依次为本年正月的初二日、初五日，分别赐宴旗民、汉民，合计为一千零二十人。所说康熙皇帝“御制七言律诗一首”，既冠于该种《千叟宴诗》亦即《御定千叟宴诗》卷首，又收入其自撰诗歌别集；前者题作《御制千叟宴诗》[3]，后者即题作《千叟宴》[4]。因此，像乾隆《钦定皇朝通志》卷四十二《礼略》“嘉礼·一”，在依次叙述前述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和六十一年壬寅（1722）两次赐宴时，唯独说后者“命名曰'千叟宴’”[5]，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又民国时期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三，于“清宣宗旻宁”亦即道光皇帝《癸未仲秋七日，幸万寿山玉澜堂，锡宴十五老臣，赓歌图绘，以彰盛事》一诗后加按语说：“康熙癸巳，宴年老臣民。壬寅再举，始名'千叟宴’。”[6]这个表达，显然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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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千叟宴”：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皇帝因登基将届五十年，一再下谕“着于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举行千叟宴盛典”[7]。具体施行，《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二记载：
乾隆五十年乙巳，春，正月，辛亥朔。……丙辰，……上御乾清宫，赐千叟宴。亲王、郡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回部，番部，朝鲜国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命以“千叟宴”联句，颁赏如意、寿杖、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有差。……御制《千叟宴，恭依皇祖元韵》诗……[8]
这里的“丙辰”，即本年正月初六日。所说“入宴”人数“三千人”，与本次所编《钦定千叟宴诗》卷首总目最末的现成统计数字“预宴三千人”一致[9]，属于确指而非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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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千叟宴”：嘉庆元年丙辰（1796）
嘉庆元年或曰乾隆六十一年丙辰（1796），皇位授受礼成，太上皇帝亦即乾隆皇帝又主持再举“千叟宴”。因为这次牵涉到两位皇帝，所以《清实录》也有两处记载：
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申朔。……辛亥，［嘉庆］皇帝奉太上皇帝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赐亲王、贝子，蒙古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大臣、官员年六十以上，兵民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贡使等宴。……并［连同］未入座五千人，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九十四[10]
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申朔。……辛亥，……上［嘉庆皇帝］侍太上皇帝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赐亲王、贝子，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年六十以上，兵民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贡使等宴。……并未入座五千人，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11]
这两处记载，只有涉及嘉庆皇帝的称谓和“大臣、官员”一语的位置稍作改动，实际内容完全相同。其中的“辛亥”，系本年正月初四日。又“赐……宴”人数“三千人”，据本次所编《千叟宴诗》卷首总目所列各卷“预宴”人数统计[12]，则具体为三千零五十六人。如果加上“未入座”而仅邀赏的“五千人”，则总数约为八千人。
关于上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为使读者更加一目了然，也为下文的订正错误提供方便，特就若干重要元素制成这样一份表格：
上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从预宴人数来看，前奏最多，第一次最少，第二次与第三次基本相同。第二次所编《钦定千叟宴诗》“卷首·二”《千叟宴联句，用柏梁体》，“大学士，公”阿桂“上逮宗支下氓编”句自注称本次“预宴……共三千人余，……视康熙年间千叟宴数逾三倍”[13]；第三次所编《千叟宴诗》卷首乾隆皇帝《圣制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一律，首句云“千叟人加两倍丰”[14]，这都是相对于第一次而言。但即使撇开前奏不论，三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也都确实以千计[15]。举行这样的大典礼，可想而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清王朝所谓“盛世”的一个表现，也是此前历代王朝所未及的。至于其中反映的“优待老人”之“至意”，则属于另外的问题。
上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的预宴者，前奏和第一次都分作汉民、旗民两大类，第二次和第三次则都不分。这从表面上来看，未尝不能反映从满汉分离到满汉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但是，仔细观察，这里面只有前奏，汉民人数多于旗民；而第一次，汉民刚好只到旗民的二分之一；特别是第二次、第三次，从《钦定千叟宴诗》、《千叟宴诗》内部所收作者也就是预宴者的名单，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是旗民，汉民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即如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八十六《典礼志·九》“八旗乡饮酒礼（养老附）”最末，曾叙及“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赐千叟宴于乾清宫，凡宗室王以下、兵丁以上八旗共二千四百三十二人，皆与焉”[16]；假如这个统计数字确切不误，那么该次旗民在预宴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乃超过百分之八十。这就是说，至少在“千叟宴”的人员构成上，还是严重地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狭隘的民族意识。当然，这对于“千叟宴”的总体规模，并不存在影响。
上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举行的时间，从月份、日期来看，只有前奏是在皇帝诞辰的三月，并且在下旬；而所有“千叟宴”，无一例外都在正月，并且都在“初吉”。特别是从第二次起，原先分作两天的都并作一天，预宴人数都取三千左右。这样几方面综合起来，说明“千叟宴”很大程度上在逐渐趋于程式化。
上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间隔的年数，本来看不出有什么规律。但到了第三次，《千叟宴诗》“卷首·一”嘉庆皇帝《御制恭和圣制初御皇极殿开千叟宴用乙巳年恭依皇祖元韵》一律，首联“开祺淑景喜清妍，千叟三番继祖筵”自注说：
圣祖仁皇帝肇举千叟宴，太上皇父乾隆五十年乙巳重举盛典。阅今十一年，寿宇延洪，敷天同庆，特命叟筵三开。自此每十年一举，递增亿万，申锡无疆。[17]
这就提出了此后“每十年一举”的设想。又如卷三“工部左侍郎”吴省钦“玖言诗”，末尾两句“手扶赐杖齐效嵩岳呼，每逢丙岁敕宴翔紫衢”[18]，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假如这成为现实，那么清代的“千叟宴”不但综合起来更加有规律，而且总的次数也必将更多。
然而，伴随着清朝社会的日趋没落，即使是嘉庆皇帝的圣旨，最终也变成了空言。自那以后，清代再没有举行过“千叟宴”。上文提到道光皇帝《癸未仲秋七日，幸万寿山玉澜堂，锡宴十五老臣，赓歌图绘，以彰盛事》一诗，所写为道光三年（1823）“锡宴十五老臣”。这种规模的君臣宴集，在过去的清代比比皆是，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此时却已经很当一回“盛事”，以致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在按语中也要特别强调它[19]。对于“千叟宴”来说，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小小的余响。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清代现有的三次“千叟宴”及前奏，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假如作为诗人的集会唱和活动来看，那么至少它们的规模也是空前并且很可能绝后的。
二、三种“千叟宴诗”的编纂与创作特点
诗人集会唱和，最理想的是事后编出相应的唱和类诗歌总集，既作当事人的纪念，也为后世留下第一手的资料。清代的三次“千叟宴”，恰好都编有一种“千叟宴诗”。只是与一般的唱和类诗歌总集相比，它们却有着不少的特异之处。
这三种“千叟宴诗”，本身足以构成一个系列，但书名并没有按照次序使用“初集”、“二集”、“三集”之类的字样。其中第一种、第二种，在同时入收《四库全书》的时候，分别冠以“御定”、“钦定”二词，勉强算是有了区别。而第三种，与第二种一样仍然属于乾隆皇帝敕编，却不再或者不便添加类似的冠词，只称《千叟宴诗》。通同考虑，最好的办法是根据它们的成书时间，统一在书名外面再分别加上各自的年号——这也刚好与三次“千叟宴”的举行相对应。
现在先简单介绍三种“千叟宴诗”的结构模式与其他若干外部情况。
1
康熙《御定千叟宴诗》
此集凡四卷。卷首有前述康熙皇帝《御制千叟宴诗》一首，及大臣王掞等十三人“恭和”诗各一首[20]，体裁均为七言律诗，同用“妍”字韵。正文卷一“计诗七十首”，作者均有署名，每人一首；卷二、卷三、卷四各“计诗三百二十首”，不署作者，仅标序号。正文所有诗歌，体裁均为七言绝句，同韵不拘。其中不署作者的后三卷凡九百六十首，如果按一人一首计算，那么加上卷一的七十人，预宴总人数比实际的一千零二十人多出十人。而正因为不署作者，所以这个问题可以不予考虑，或者理解作其中有十人一人二首亦可。
2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
此集凡三十六卷。卷首有乾隆皇帝《谕旨》三道[21]，及《钦定千叟宴诗总目》[22]。主体部分，包含“卷首”二卷、正文三十四卷。“卷首”第一卷为前及乾隆皇帝“御制诗”《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一首[23]，及所附大臣阿桂等二十三人“恭和诗”各一首[24]，体裁、用韵同康熙《御定千叟宴诗》卷首；第二卷为前及君臣“联句诗”《千叟宴联句，用柏梁体》一首[25]，用下平声“一先”韵。正文即总目最末所说的“预宴三千人”“诗三千四百二十九首”[26]，体裁、用韵均不拘。此外，正文之后还附有一篇允祁等合撰谢表[27]。
以上两集，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首都另有馆臣纪昀等人合撰的《提要》[28]。
3
嘉庆《千叟宴诗》
此集结构模式与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基本相同，也是三十六卷。唯笔者所见为浙江图书馆藏本，卷首有些内容残缺，现存乾隆皇帝《谕旨》一道（残）[29]，又“南书房翰林”所撰《千叟宴诗提要》（残）[30]、前及乾隆皇帝《圣制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31]，及《千叟宴诗总目》[32]。主体部分，则同样包含“卷首”二卷、正文三十四卷。“卷首”第一卷为乾隆皇帝“圣制诗”《圣制初御皇极殿，开千叟宴，用乙巳年恭依皇祖元韵》一首[33]、前及嘉庆皇帝“御制诗”《御制恭和圣制初御皇极殿开千叟宴用乙巳年恭依皇祖元韵》一首[34]，及所附大臣阿桂等二十六人“恭和诗”各一首[35]，体裁、用韵同康熙《御定千叟宴诗》卷首；第二卷为君臣“联句诗”《举千叟宴于皇极殿，礼成联句，用柏梁体》一首[36]，与乾隆《钦定千叟宴诗》一样用下平声“一先”韵。正文则为“预宴”三千零五十六人诗，据总目所列各卷具体首数统计共三千四百八十七首，体裁、用韵均不拘。此外，正文末卷还附有一篇永恩等合撰谢表[37]。
此集卷首的乾隆皇帝《圣制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一诗，也见其自撰《御制诗余集》卷十三[38]，题作《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编年为嘉庆二年“丁巳”（1797）。因此，此集的刊刻时间，严格说来不会早于本年。不过按照一般的版本著录法，仍不妨称之为嘉庆元年丙辰（1798）刻本。乾隆《钦定千叟宴诗》一般视为五十年乙巳（1785）刻本，也是这个道理。
上述三种“千叟宴诗”，从第二种到第三种，其编纂显然也在走向程式化。作为唱和类诗歌总集，如果专门从作者人数来看，那么正如“千叟宴”本身一样，三种“千叟宴诗”的规模都堪称空前之大。
这三种“千叟宴诗”，就其创作方式而言，普遍存在代作的现象。最明显的自然是第一种康熙《御定千叟宴诗》，其正文四卷内的后三卷，所有作品都不署作者，这就分明属于内廷翰林代作。而其他乾隆、嘉庆两种，虽然表面上所有作品都署有作者，但实际上也基本出自内廷翰林之手。上及乾隆皇帝为嘉庆《千叟宴诗》而题的《圣制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一律，首句“千叟人加两倍丰”之后接下去即云：“例教内翰捉刀充。”并且自注明确说：
昨岁丙辰，纪元周甲，御皇极殿，重举千叟宴，入宴者凡三千余人。照乙巳《千叟宴诗》之例，令内廷翰林代作，合之得三千余首，兹汇辑呈览。
这就表明，不但眼前的嘉庆《千叟宴诗》系皇帝“令内廷翰林代作”，而且前面的乾隆《钦定千叟宴诗》也正属此“例”。从诗歌总集编纂的角度来看，三种“千叟宴诗”如此大面积的代作现象，的确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种由内廷翰林实施的大面积代作现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显然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按照一般的原则，对待那些无法具体确定代作者的作品，我们也只能将其著作权归属于当前的署名者。例如这些作品将来编入《全清诗》，除了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正文后三卷的九百六十首作者署为“无名氏”以外，其他凡有署名的肯定都只能依其署名来收录。如此则三种“千叟宴诗”，根据前面的介绍，正文作者总共即可得六千一百二十六人（包括重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八旗作者。笔者门下2010级博士研究生李杨同学拟专门研究八旗诗歌，撰写《八旗诗歌史》，但在本文写作之际，据说还只收罗到两千左右的八旗诗人。而如前所述，三种“千叟宴诗”中，有署名的八旗作者就至少已达四千人以上。即使是统计（预测）有清一代所有诗人的总数，对三种“千叟宴诗”的作者也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
三种“千叟宴诗”的作品，除了内廷翰林因公代作以外，有些则可能系预宴者的友人私下捉刀。例如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一“大学士，公”阿桂名下的一首五言排律“健行绵景祚”云云[39]，也见于纪昀的《纪晓岚文集·诗》卷八[40]，题作《千叟宴一百韵》，并且题下注有一个“代”字，可知实际出自纪昀之手，严格说来应该算是纪昀的作品。尽管纪昀的身份与内廷翰林不无关系，但这里恐怕更多的还是由于两人的私交。此外如顾宗泰代胡季堂作所谓“千叟宴五言排律百韵”[41]，虽然该诗最终没有收入对应的嘉庆《千叟宴诗》，但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然，像这种友人之间的代作，在一般的诗歌总集中也时或可见，倒算不上稀奇。
需要指出的是，三种“千叟宴诗”的作品，确实系预宴者自作的自然也有。在各集预宴者的名单中，可以见到不少熟悉的名字，其中不乏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参加“千叟宴”，即席赋诗，显然没必要托人代劳。即使是一般的文化人，生活在清代，写诗也同样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关于“千叟宴诗”的代作问题，像吴省钦《白华后稿》卷十三《蒋圣木七十寿序》说“人赋一诗，不能者内翰林代赋”[42]，这样的提法应该是最符合实际的。
不过，正如一般的诗歌总集一样，当预宴者自作的诗歌进入三种“千叟宴诗”之际，必然也会同时存在原样保留或部分“润色”这两种可能。前者如前及纪昀《纪晓岚文集·诗》卷八，其中《嘉庆丙辰正月再预千叟宴，恭纪四首》[43]，核之嘉庆《千叟宴诗》卷一所收“礼部尚书”纪昀之作[44]，文字全同。后者则如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二《宁寿宫侍千叟宴，恭纪》一题凡六首[45]，该《千叟宴诗》收在卷三“原任刑部侍郎”王昶处[46]，但一是删去了其四、其五两首，二是其他四首的文字也多有出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二尾联，《春融堂集》作“何期解组归田后，重见尧阶庆典频”，《千叟宴诗》作“耆年屡睹升平瑞，松牖茆阶拜舞频”[47]。这里“解组归田”云云，明显是作者口吻，但过于局限在一己之经历；而“耆年屡睹”云云，则更加具有广泛性，也更加显得雍容高雅，因此很可能即属于内廷翰林的改笔。而三种“千叟宴诗”，虽然也杂有乾隆皇帝认为不够“雅正”的作品[48]，但其基本风格正是雍容高雅，这一点可想而知。
三种“千叟宴诗”与作者本集存在的作品出入、文字异同，也不能排除作者本人在事后进行过修改。因此，撇开内廷翰林可能有的“润色”不论，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三种“千叟宴诗”中的此类作品，也正如一般的诗歌总集一样具有校勘的意义。至于某些预宴者以及未预宴者所写关于“千叟宴”的诗歌，仅见于作者本集等处而三种“千叟宴诗”全然不予或未予收录（非部分删改），则另当别论。
三种“千叟宴诗”，从其表面来看，预宴者人人有诗，这就属于典型的唱和类诗歌总集。与之相应，三次“千叟宴”，也就可以视为大型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尽管其本身正如其他许多诗人集会唱和活动一样，不以创作诗歌作为活动的唯一内容和直接缘起。但是，从三种“千叟宴诗”编纂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大面积由朝廷组织施行的代作现象，说明预宴者中多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进而三次“千叟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因此，三种“千叟宴诗”作为唱和类诗歌总集，以及三次“千叟宴”作为诗人的集会唱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虚假的成分。而这与总体规模一样，恰恰也是它们的突出特点之一。
三种“千叟宴诗”还有一项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为考察有关人物的年龄以及官职或身份提供大量的参考。特别是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和嘉庆《千叟宴诗》，正文各预宴者名下都注有当时的年龄，可用于推算其生年以及享年的上限。如此则两书相加，所涉清代人物超过六千人，相当于目前最为专门的江庆柏先生所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的四分之一左右[49]；即使去除重复，也当得一部一定分量的工具书。另外一种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正文预宴者虽仅卷一的七十人有署名并且未注年龄，但从该次“千叟宴”人选的年龄起点[50]，也能大致推得他们的生活时期。至于三种“千叟宴诗”所有有署名的预宴者，其名上均冠有官职或身份，这同样具有史料的作用。将来如果编纂《全清诗》，这批作者即使别无其他任何参考资料，其小传也能够写出一个大概，并且绝大多数可以排出准确的次序。后来如道光年间杭州“东轩吟社”的社诗总集《清尊集》，卷首所列社员名单都详注其生年月日，不知是否受到过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和嘉庆《千叟宴诗》的影响[5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和嘉庆《千叟宴诗》所注各预宴者当时的年龄，总体来说固然正确，但也有一部分并不可靠。经笔者抽查，例如“敕封儒林郎”“诰封四品”罗绍麟，先后参与两次“千叟宴”，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二十一注为“年六十六”[52]，嘉庆《千叟宴诗》卷十三注为“年七十六”[53]；这里两次“千叟宴”相隔十一年，而年龄却只相隔十年，可知其中必有一误。又如“内阁侍读学士”翁方纲，嘉庆《千叟宴诗》卷四注为“年六十六”[54]；而根据翁方纲自撰《翁氏家事略记》，可知其实际生于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55]，至嘉庆元年丙辰（1796）应当是六十四岁。此外，乾嘉时期周广业《过夏杂录》卷五“李翁”条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兴有李翁者，老而黠。有三子，皆充誊录，期满需选。会国庆，举千叟宴，年自六十五以上者皆得与宴领赏，八十以上者加优。李年实七十八，增其四，遂膺上赏。未几，湖南陆中丞奏准“官员父母年逾八十者，虽有次丁，亦勒终养”，三子因俱停选。李乃悔恨祈死。使非虚加年甲，则封君矣。天惠之不可滥邀如此。[56]
此事具体是否真实可置不论，但它至少说明，预宴者的年龄还存在造假虚报的可能性。因此，对待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和嘉庆《千叟宴诗》中所注的人物年龄，必须持审慎的态度。
三种“千叟宴诗”，无论从文学还是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显然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假如能够将它们汇编到一起，标点排印，同时添加一个作者索引，那么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如下文所涉各种相关错误，如果有这样的点校本可以使用，订正起来无疑也要方便得多。
三、涉及“千叟宴”与“千叟宴诗”的若干错误
清代的“千叟宴”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大典礼，又编有一系列“千叟宴诗”，因而在各种文献中经常会被叙及。但在叙述的过程中，相应地也存在大量的错误。这些错误，广泛涉及各次“千叟宴”及前奏举行的年份、月份、日期，预宴者的人数、年龄，与所对应的“千叟宴诗”成书时间等，并且不乏多项并存，或者前后沿袭。现在即在上文考察的基础上，专门对所见若干文献中的相关错误予以订正，以解决更多的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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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千叟宴”前奏
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艺文·三》“常熟县·国朝”著录蒋拱辰《吹剑集》时，称作者曾“与康熙五十年千叟宴，进柏梁体诗一章”[57]。这里所谓的“康熙五十年千叟宴”，实际应是“千叟宴”的前奏，时间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又根据王掞等人纂修的《万寿盛典初集》卷一百二十《歌颂·六十》“直省耆庶”，“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耆民臣蒋拱辰”所进《万寿纪恩诗》，乃“七言截句二首”[58]，而并非所谓的“柏梁体诗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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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千叟宴”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二《大内》，在介绍乾清门内乾清宫时，有按语说：
康熙五十年，特恩开千叟宴，自王大臣以至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预。是日于乾清宫丹墀设幕，与宴凡若干人。诸皇子、皇孙周行视膳，以致优渥。宴毕，各颁赉有差。[59]
乾隆《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六《乐考·二》“乐制·二”，在叙述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第二次“千叟宴”乐章之后，也有按语说：
康熙六十年，圣祖仁皇帝肇举千叟宴。我皇上久道化成，时熙物阜。乃以元辰复行庆典，寿祺普锡，遐迩攸同。圣祖神孙，后先同揆，重熙累洽，洵非蓼萧湛露之休所能比拟于万一也。[60]
以上两处关于第一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康熙五十年”、“康熙六十年”均应作“康熙六十一年”。另外《宸垣识略》所说预宴者的年龄起点“年六十以上”，则应作“年六十五以上”。
又，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三《沈梅孙方伯七十寿序》，曾叙及三次“千叟宴”：
本朝康熙癸巳、乾隆乙巳、嘉庆丙辰，曾三举千叟宴。黄发鲐背，麕集殿廷，拜舞于松牖云栋间，洵千载一时之盛。[61]
这里关于第一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应作“壬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又，前及乾隆《钦定皇朝通志》卷四十二《礼略》“嘉礼·一”，在详细叙述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前奏之后，接下去简单写到：
［康熙］六十年，……三月，万寿节。……赐宴王公以下文武各官年六十以上者于乾清宫，合千余人，分颁赏赉，命名曰千叟宴。[62]
这里关于第一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月份，康熙“六十年”应作“六十一年”，“三月”应作“正月”，并且不是“万寿节”。另外其所说预宴者的年龄起点“年六十以上”，也应作“年六十五以上”。
又，刘埥《片刻余闲集》卷一曾说：
大宗伯吴文简公襄……于［康熙］壬寅春二月，京官自大学士以下、部郎以上，凡年逾花甲，俱赐宴于午门内，公与焉，谢恩诗有“六旬今列千官宴，两榜原登万寿科”之句。[63]
李调元《淡墨录》卷八“千叟宴诗”条也说：
吴文简公襄……康熙壬寅，襄年六十，春二月，恭逢千叟宴，襄与焉，谢恩诗有“六旬今列千官宴，两榜原登万寿科”之句。见《片刻余闲录［集］》。[64]
余金《熙朝新语》卷七又说：
吴文简公襄……康熙壬寅二月恭与千叟宴，纪恩诗云：“六旬今列千官宴，两榜原登万寿科。”[65]
以上三处关于第一次“千叟宴”，预宴者身份及年龄起点毋论，举行的月份“二月”均应作“正月”。另外《淡墨录》该处据《片刻余闲集》“年逾花甲”臆定本年吴襄“年六十”，而实际上吴襄生于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66]，至本年已经六十二岁。所说吴襄该诗，则原见康熙《御定千叟宴诗》卷一[67]。
又，鄂尔泰、张廷玉等编《国朝宫史》卷二十四《书籍·三》“御制”，著录所谓“御制《千叟宴诗》一部”亦即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时说：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圣祖仁皇帝七旬万寿。先期，正月一日戊子至四日辛卯，锡宴乾清宫。自满、汉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休、老民凡六十五岁以上者咸预。命诸王、贝勒以下及宗室授爵劝饮，颁赐食品。[68]
这里关于第一次“千叟宴”举行的日期，正月“一日”、“四日”分别应作“二日”、“五日”。
又，前及乾隆《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六《学校考·十四》“视学养老”，在详细叙述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前奏之后，接下去简单写到：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赐千叟宴。召满、汉大臣、文武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子、贝勒、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如前礼。[69]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四也说：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宴满、汉文武大臣及致仕斥退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于乾清宫前。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者各作诗纪盛，名曰《千叟宴诗》。[70]
前及余金《熙朝新语》卷五又说：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宴满、汉文武大臣及斥退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于乾清宫前，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者各作诗纪盛，名曰《千叟宴诗》，宴毕各颁赉有差。[71]
以上三处关于第一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所谓“三百四十人”都只是其中汉民的数字，而漏掉了旗民六百八十人。
又，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康熙勤政》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春，正月，召满、汉文武诸臣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以上六百八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名“千叟宴”。[72]
这里关于第一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所谓“六百八十人”则只是其中旗民的数字，而漏掉了汉民三百四十人。
又，乾隆皇帝自撰《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恭跋皇祖圣祖仁皇帝千叟宴诗》曾说：
康熙六十一年春，皇祖于乾清宫开千叟之宴，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预。惟时在位之臣，自大学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职及致仕之员、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赋诗，和乐寿恺。[73]
前及嘉庆《千叟宴诗》“卷首·二”《举千叟宴于皇极殿，礼成联句，用柏梁体》，其中“鸿胪寺卿”刘湄“至再至三千复千”句，自注也说：
康熙壬寅春，圣祖于乾清宫肇举千叟宴，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预。其时大学士以下，至御史、翰林，凡七十人；庶司百职及致仕人员、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74]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五，也叙及“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宴满、蒙、汉军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黜人员年六十岁以上者于乾清宫前”等，并有按语说：
康熙千叟宴，大学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职及致仕者与近畿耆民六百六十人。[75]
以上三处关于第一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凡七十人”加“六百六十人”仅得七百三十人，与实际一千零二十人相去很远。猜想这两个数字都缘于康熙《御定千叟宴诗》的正文，“凡七十人”等于卷一的诗歌首数，人各一首；“六百六十人”则是误将后三卷的每卷“计诗三百二十首”当成了“计诗二百二十首”，而又以之完全等同于预宴者的人数。另外所说预宴者的年龄起点“年六十（岁）以上”，则均应作“年六十五（岁）以上”[76]。
又，前及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首·一”所附诸臣“恭和诗”，其中“户部右侍郎”曹文埴第五句“三千数较前恩倍”，自注说：
康熙年间预千叟宴者千三十人，今乃至三千之多，寿世延禧，益征祥洽。[77]
这里关于第一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千三十人”应作“千二十人”；其所以作“千三”，大概是为了与下文的“三千”构成字面回互。
3
关于第二次“千叟宴”
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六十一“叶赫那拉·国朝”常钧传说：
常钧，姓叶赫那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恩赏云骑尉世职。……乾隆丙午正月，赐与千叟宴。己酉卒，年八旬外。（《墨香居画识》、《耕砚田斋笔记》）[78]
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三十四所录汪新《壬辰春，校士兴郡。郭生钟岳年九十二，应童子试。余拔取之，并口占一绝以赠》，自注则说：
生［郭钟岳］后年过百龄，迭荷殊恩，授国子司业。庚戌，与千叟宴。[79]
以上两处关于第二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庚戌”（五十五年，1790）均应作“乙巳”（五十年，1785）。另外前一处叙及常钧卒于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据《钦定千叟宴诗》卷十四“云骑尉”常钧“年八十四”[80]，可以推知其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享年为八十八岁。郭钟岳详后。
又，前及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二《宁寿宫侍千叟宴，恭纪》六首，其一尾联“久钦巨典超千古，又合乔椿重引年”自注说：“乾隆五十五年已举千叟宴。”这里关于第二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乾隆五十五年”应作“乾隆五十年”。前及嘉庆《千叟宴诗》卷三收录此诗，尾联作“久征亿万无疆颂，重举隆仪示引年”[81]，而该自注予以删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又，《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列传·一百十九》第一人曾官闽浙总督富勒浑本传，称其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入京，与千叟宴”[82]。这里涉及第二次“千叟宴”举行的月份，“三月”应作“正月”。
又，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外集》卷七《赠儒林郞翰林院待诏厚斋项君曁姚安人合葬墓志铭》曾说：
君讳庭模，字启东，号厚斋。……恭逢乾隆五十年正月四日皇上举行千叟宴礼，君年逾花甲，应诏赴都。当是日也……[83]
黄掌纶等纂修《长芦盐法志》卷五《盛典》又说：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八日，恩宴千叟于乾清宫。长芦商人徐永鉴、杨伯埙、张长庚，皆蒙恩入宴。[84]
以上两处关于第二次“千叟宴”举行的日期，“四日”、“初八日”均应作“初六日”。另外关于前一处所说项庭模，当即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二十四“原任翰林院待诏”“项廷谟”[85]。该墓志铭仅稍后提及“委化之年，才六十有八”，而据《钦定千叟宴诗》所注“年六十六”，可以推知其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卒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又，关于上文提到的郭钟岳，是第二次“千叟宴”预宴者中最年长的人物。据前引汪新诗歌标题，郭钟岳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入泮，时“年九十二”，可知其生于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计至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参加本次“千叟宴”，乃是一百零五岁。《钦定千叟宴诗》卷四所录“恩赏司业衔”郭钟岳诗，名下即注为“年百有五”，并有句云：“微臣百五庆逢辰，初生积岁前辛酉。”[86]又“卷首·二”《千叟宴联句，用柏梁体》倒数第二句“恩赐国子监司业衔”郭钟岳诗，自云“百有五岁积筹骈”，自注也说：“臣今百有五岁。”[87]如此可以反复证明其是。而前及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三十八所录汪新侄子汪绳祖《山阴刘方振年八十四，县试第二入泮，为邑侯金啸竹作》一诗叙及郭钟岳，自注说：
芍陂叔父岁试莆田县童生，拔郭钟岳入泮，时年九十一岁。恭遇南巡，赐甲科，授司业。今年一百有六，入千叟宴。[88]
这里关于郭钟岳的两处年龄，“九十一岁”、“一百有六”分别应作“九十二岁”、“一百有五”。此外如前及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五，又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九，将郭钟岳写成“邓钟岳”[89]，亦误。
4
关于第三次“千叟宴”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九《诰授中宪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罗府君行略》，叙及罗修源之父亦即前述罗绍麟时，说：
乾隆乙巳、甲寅，两与千叟宴于乾清宫，蒙御赐诗章、几杖及内府诸珍物有差。[90]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九《人物志·二十》“国朝·五”“长沙府·湘潭县”罗绍麟本传也说：
罗绍麟，……子……修源迎养都中。乾隆乙巳、甲寅，两与千叟宴，赐诗篇、几杖及内府珍物，洵异数云。（旧志）[91]
郭尚先《郭大理遗稿》卷八《陈拥书先生墓志铭（代）》，则记陈箴：
君讳箴，字景四；嗜书，故号拥书。……授兵部车驾司主事。……乙卯，预千叟宴，恩加一级。……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四。[92]
以上三处关于第三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两处“甲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处“乙卯”（六十年，1795）均应作“丙辰”（嘉庆元年，1796）。另外，本次“千叟宴”的地点在宁寿宫皇极殿，而并非罗汝怀所说的与上一次一样在乾清宫。郭尚先所记的“主事”陈箴，则嘉庆《千叟宴诗》卷十九录其诗，名下注为“年六十一”[93]，可以推知其生于乾隆元年丙辰（1736），卒于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
又，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十》“国朝·章邱”马名捷本传说：
马名捷，字连三，章邱人。候选守备。乾隆六十年，恭与千叟宴，颁御制诗一轴，鸠杖、如意、荷包各件。[94]
这里关于第三次“千叟宴”举行的年份，“乾隆六十年”应作“嘉庆元年”（或“乾隆六十一年”）。嘉庆《千叟宴诗》卷二十七录有“候选千总”马名捷诗[95]，当即此人。
又，胡季堂《培荫轩文集》卷二《临褚河南书圣教序、述圣记二帖毕，书后》说：
嘉庆元年正月五日，入千叟宴。退归，阅王兰泉少司寇所赠贻褚本《圣教序》及《述圣记》二帖。……因取是日赐砚磨墨临之，时作时止……[96]
这里关于第三次“千叟宴”举行的日期，“五日”应作“四日”。此外前及《清史稿》卷十六《本纪·十六》仁宗本纪称“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庚戌……宁寿宫举行千叟宴”[97]，这里的“庚戌”（初三日）应作“辛亥”（初四日），则台湾学者《清史稿校注》已经予以指出[98]。
又，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十三《赐砚记》说：
嘉庆元年正月四日，太上皇帝举千叟宴于宁寿宫之皇极殿。……凡入宴者五千人，予假光禄寺卿伊公朝栋与焉。[99]
这里关于第三次“千叟宴”的预宴人数，“五千人”应作“三千人”。所谓“五千人”，乃是未预宴而仅邀赏的人数。
又，前及浙江图书馆藏本嘉庆《千叟宴诗》，卷首残缺的乾隆皇帝该道《谕旨》，以“乾隆六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内阁奉敕旨”引起，然后是正文“本日举行千叟宴”云云。经比对，这篇正文，就是乾隆皇帝自撰《御制文余集》卷一的《重举千叟宴加恩百岁寿民等谕》[100]。其中所谓“百岁寿民”，具体为：“熊国沛年一百六岁、邱承龙年一百岁，尤属升平人瑞，俱着加恩赏给六品顶戴。”但据该《千叟宴诗》卷三十三两人名下所注年龄，本年熊国沛“年百七岁”、邱承龙“年百一岁”[101]。由此看来，该道《谕旨》实际拟于上一年亦即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而“本日”这个提法则显然与之相抵牾。
又，前及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六《前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吴君墓志铭》说：
君小余五岁。……名省钦，号白华，冲之其字，松江南汇人。……今上登极，举行千叟宴典礼。君年止六十有九，未合例。已，奉特旨令入宴，赐如意、寿杖等凡十六种。……生于雍正七年某月某日，卒于嘉庆八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五岁。[102]
这里关于吴省钦，称嘉庆元年丙辰（1796）“六十有九”岁，既与其上下文所记“君小余五岁”、“生于雍正七年”己酉（1729）自相矛盾，也与前述嘉庆《千叟宴诗》卷三吴省钦名下所注“年六十八”以及诗歌正文“臣……今六十八”云云不合[103]，显系错误。另外，无论六十八还是六十九岁，按照本次“千叟宴”、“大臣、官员年六十以上”的标准，也都不存在“未合例”的问题。
又，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补遗》卷三选录谢廷燮《乾隆六十一年与千叟宴恭纪（时年七十有五）》一诗，作者名下所附按语说：
嘉庆七年，梁山舟学士诸公呈举府、仁、钱三学洒扫职，先生名亦与焉，计其时年八十有二矣。[104]
这里的谢廷燮诗以及标题所注年龄，明显采自嘉庆《千叟宴诗》卷二十九[105]。但从“乾隆六十一年”亦即嘉庆元年丙辰（1796）下数至“嘉庆七年”壬戌（1802），谢廷燮的年龄应该是八十有一而并非“八十有二”。
此外，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一“千叟宴”条说：
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106]
这里综合叙述三次“千叟宴”及前奏，而错误很多。首先是关于第一次“千叟宴”与前奏，两者明显混淆在了一起——举行年份和皇帝年龄属于前奏，地点却属于第一次“千叟宴”；预宴者人数，则似乎是指第一次“千叟宴”但又相差很大，与前奏也不符合。其次是第二次、第三次“千叟宴”的预宴者人数，以及第三次内部“百岁老民”的人数，也都不符合实际。其他如“各赐鸠杖”、“皆赐酒联句”，以及“圣寿跻登九旬”、“百余年间”之类的提法，同样并不准确，似是而非。
昭梿系清朝宗室，前述嘉庆《千叟宴诗》所附谢表领衔撰写人永恩之子，袭爵礼亲王，又生活在嘉庆前后，《啸亭杂录》一书素以掌故丰富著称，然而其记载已是如此。光绪年间许起《珊瑚舌雕谈初笔》卷八第一条“千叟宴”[107]，有关叙述更是直接抄自昭梿本条。而如光绪《顺天府志》卷二《京师志·二》“宫禁·上”介绍乾清宫时引录昭梿本条，将“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亦即即位五十年，改写作“乾隆乙巳，纯庙五旬”[108]，这就又增加了一处关于乾隆皇帝年龄的错误。
另外如前及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八十六《典礼志·九》“八旗乡饮酒礼（养老附）”，关于成书之前的第一次、第二次“千叟宴”及前奏，仅仅叙述前奏和第二次[109]，而对第一次“千叟宴”只字不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漏。今人所撰《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第三题《帝王对宗室文学的推进》，叙述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至嘉庆元年丙辰（1796）之间的宫廷重要集会唱和[110]，而于三次“千叟宴”及前奏则又唯独缺漏第二次。至如今人所撰《中华尊老文化探究》，虽然第三章《历代尊老礼制》第九节专门设为《千古盛宴“千叟宴”——清代之二》[111]，但有关内容多属臆测，错误连连，那就更加不应该了。
上述涉及三次“千叟宴”及前奏的错误，可以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而涉及三种“千叟宴诗”的错误，则基本集中在成书的年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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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熙《御定千叟宴诗》
前及乾隆《钦定皇朝通志》卷九十八《艺文略·二》“礼类·第二”、“仪注·朝庙礼仪”处著录：“《千叟宴诗》四卷（康熙五十二年奉敕编）。”[112]这里所谓《千叟宴诗》指康熙《御定千叟宴诗》，其成书时间“康熙五十二年”应作“康熙六十一年”。
又，乾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集部总集类著录“《御定千叟宴诗》四卷”，称“康熙六十年奉敕编”[113]，这里“康熙六十年”也应作“康熙六十一年”。
6
关于乾隆《钦定千叟宴诗》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二《经籍考·二十六》“集（总集、文史）”第一条著录：“《御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114]这里“御定”二字毋论（下同），其成书时间“乾隆五十五年”则应作“乾隆五十年”。
又，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史部·十八》“目录类·一”“经籍”所属“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湖州沈氏刊本）”条，附列“湖本有而杭本无者”书目，内有：
《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年奉敕编。
《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115]
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九集部总集类也有：
《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年奉敕编，殿刊本。
……
《御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殿刊本。[116]
以上两处所列各两种“千叟宴诗”，成书时间也都误同前述。
上述各处关于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成书时间的错误，清一色都作“乾隆五十五年”，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年皇帝曾举行“八旬万寿盛典”，所以混淆在了一起。而此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集部总集类著录此集，开头就称“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则应该是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117]。
又，前及乾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集部总集类著录“《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卷”[118]，这里的空字应作“六”。另外其下文有关赞颂，“桐至茂豫”一句中的“至”字，应作“生”；“一时预宴献诗者殆四千人”云云，这个提法也过于夸大。
又，阿桂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三十二《盛事·八》“千叟宴·三”，在叙及“编刻”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分赐群臣”时，列有这样一份清单：
［一］预宴王大臣郡王品级贝勒允祁以下八十九人，诗一百四十六首；
［二］预宴官员封武功大夫嵩山以下一千八百七十八人，诗二千一百五首；
［三］预宴按察司衔商人程谦德以下举贡生监及在官人等二百五人，诗二百三十四首；
［四］预宴马甲爱新等七百三十五人，诗八百三十九首；
［五］预宴老民李恒荣等九十一人，诗一百二首；
［六］预宴朝鲜陪臣李徽之等二人，诗二首。
预宴共三千人，诗三千四百十七首。[119]
这里的六项，可以看作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首总目所列正文卷一至卷三十四“预宴××人，诗××首”的一个合并版。最末一行的统计数字，“预宴共三千人”与六项合计吻合；但“诗”，六项合计却应该是三千四百二十八首而非“三千四百十七首”。三千四百二十八首这个数字，则与我们据总目所列正文各卷具体首数统计的结果刚好吻合。
7
关于嘉庆《千叟宴诗》
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七《己未仲夏，敬谒至圣林庙，恭纪一百韵》，其中“颁诗开寿域”句自注说：“赐《千叟宴诗》三十卷。”[120]这里“己未”为嘉庆四年（1799），所说《千叟宴诗》即指“今上”亦即嘉庆《千叟宴诗》，但卷数“三十卷”应作“三十六卷”。
又，前及《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八《志·一百二十三》“艺文·四”集部总集类，在“《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敕编”之后接下去著录：
《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敕编。
《重举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五十五年敕编。[121]
这里两集，自然依次指的是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嘉庆《千叟宴诗》。所说两个卷数“三十四卷”，显然省去了“卷首”二卷，不过在这里可以视为著录的一种习惯。而关于两集的成书时间，则“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分别应作“乾隆五十年”、“嘉庆元年”。
又，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内府刊钦定诸书”条，也同时叙及三种“千叟宴诗”，而于后二种说：
乾隆五十五年《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嘉庆元年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四卷……[122]
这里关于《钦定千叟宴诗》的成书时间，“乾隆五十五年”应作“乾隆五十年”。另外该集卷数既称“三十六卷”，则嘉庆《千叟宴诗》的卷数“三十四卷”也应作“三十六卷”，两者保持统一。
附带关于清钞本元人吕彦贞《沧浪轩诗集》，卷五“丙辰”年诗有《正月四日皇帝内禅恭纪》五言排律一首，第七联叙及：“正开千叟宴，还奉两宫觞。”[123]据卷首“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顾仲瑛跋”所述，吕彦贞卒于泰定五年（1328）“戊辰岁，年五十”[124]，则该“丙辰”为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而延祐共有七年之久，“丙辰”年并不存在“皇帝内禅”之事[125]。因此，此诗不知是否系清人关于嘉庆“千叟宴”的作品[126]，而被误钞为元人诗。
综上所述，目前所见涉及“千叟宴”（包括前奏）与“千叟宴诗”的错误，至少已经超过五十处。由此类推，其他文献中存在的相关错误势必还有很多。这正从反面说明，理清“千叟宴”与“千叟宴诗”的具体情形，为订正相关错误提供参照，的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 《清实录》总第6册（《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9~514页。
[2]《清实录》总第6册（《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9页。
[3] 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2页。
[4] 王志民，王则远：《康熙诗词集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5] 乾隆《钦定皇朝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第510页。本篇引文中出现的“千叟宴”，除此类情况之外，一般不加引号。
[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53页。《清史稿》或称之为“千秋宴”，似欠妥，可见卷八十八《志·六十三》“礼·七”、“嘉礼·一”所属“大宴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册第2628页）。
[7] 部分可见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卷首《谕旨》（引文见三道之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1页。
[8] 《清实录》总第24册（《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389页。
[9] 见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6页。
[10] 《清实录》总第27册（《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8~993页。
[11] 《清实录》总第28册（《仁宗睿皇帝实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75页。
[12] 见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4a页。最末无现成统计数字。
[13]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13页。
[14]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
[15] 其中有个别实际未预宴而“千叟宴诗”正文中却有作品，计入“预宴”人数者。
[16] 乾隆《钦定八旗通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册第1440页。
[17]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b页。
[18]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b~2a页。此诗吴省钦《白华后稿》卷三十六题作《正月四日千叟宴恭纪》，末句“每逢”作“每见”，可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48册，第692页。
[19] 另可参见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十五老臣”条，总第691则，《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第306~307页。
[20] 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3~5页。
[21]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1~2页。
[22]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4~6页。
[23]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6页。
[24]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6~12页。
[25]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12~23页。
[26] 此项如据总目所列各卷具体首数统计，则为三千四百二十八首。另参下文。
[27]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786~789页。
[28] 分别见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1~2页；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2~3页。
[29]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
[30]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5a页。
[31]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
[32]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4a页。
[33]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
[34]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b~2a页。
[35]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2a~13a页。
[36]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21a页。
[37]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31a~35a页。
[38] 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册第200页。
[39]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28~30页。
[40] 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464~465页。
[41] 胡季堂《培荫轩诗集》卷四《奉酬星桥老友寄怀元韵四首》之二第五句“清新雅韵邀天鉴”自注曾说：“星桥代余撰千叟宴五言排律百韵，蒙上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333~334页。所说该诗，胡季堂本集依例未收。顾宗泰（星桥其号）《月满楼诗集》内，则仅“卷首·二”《进御集》有一首相关之作《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纪》，题下明确注为“七言排律一百韵”，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9册，第184~189页。不知是否胡季堂所谓“五言”乃系“七言”之讹，抑或原诗确已遗佚。
[42] 吴省钦：《白华后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48册，第581页。
[43] 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468页。按：排印本印刷错误忽略不计。
[44]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21a~22a页。
[45] 王昶《春融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584页。
[46]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3a~4a页。
[47]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3b页。
[48] 参见前及乾隆皇帝《圣制南书房翰林集千叟宴诗成呈览，［命］作提要，示志》颈联“那取新奇斯足喜？要提雅正以为崇”，以及首联自注：“其中别体甚多，颇见新意。然六义究应归雅正，因题是什，申诗教云尔。”
[49] 参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卷首《凡例》第一款：“全书计收人物二万五千人左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50] 个别可能年龄未到而破例预宴者，另当别论。
[51] 参见拙著《清诗考证》第二辑之七《清诗总集误作别集举隅》第十一条“清尊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上册第480~482页。该条写作时，嘉庆《千叟宴诗》尚未寓目。
[52]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490页。
[53]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
[54]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3b页。
[55] 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乾嘉名儒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册第25~26页。
[56] 周广业：《过夏杂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54册，第565页。
[57] 同治《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0册，第542页。
[58] 王掞等：《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4册，第804页。
[59] 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页。
[60] 乾隆《钦定皇朝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5册，第472页。
[61] 俞樾：《春在堂杂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551册，第246页。
[62] 乾隆《钦定皇朝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第509~510页。
[63] 刘埥：《片刻余闲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339页。
[64] 李调元：《淡墨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65] 余金：《熙朝新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66] 参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67] 康熙《御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12页。
[68] 鄂尔泰、张廷玉等：《国朝宫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册第522页。
[69] 乾隆《钦定皇朝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第807页。
[70] 蒋良骐：《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7页。
[71] 余金：《熙朝新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72]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续修四库全书》第390册，第179页。
[73] 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册第117页。
[74]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20a页。
[75]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198页。
[76] 又刘湄该自注下文叙及“乾隆乙巳”第二次“千叟宴”，于预宴者年龄起点区分为“大臣官员六十以上、无职者六十五以上”，与《清实录》等处记载不同，似亦不足取信。
[77]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9页。
[78] 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084册，第206页。
[79] 阮元：《两浙輶轩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4册，第318页。
[80]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336页。
[81]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3b页。
[82]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册第10957页。乾隆《钦定千叟宴诗》内富勒浑同名者很多，此“闽浙总督”见卷二，第51~52页。
[83]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05~2107页。
[84] 黄掌纶等：《长芦盐法志》，《续修四库全书》第840册，第96页。
[85]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541页。
[86]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112页。唯其下文忆及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皇帝第五次南巡时，本来他是刚好一百岁，却云：“东南天临五度时，春秋臣正九十九。”这是出于押韵需要，可置不论。见第113页。
[87] 乾隆《钦定千叟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23页。
[88] 阮元：《两浙輶轩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4册，第419页。汪新号芍陂。
[89]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0页；杨钟羲：《雪桥诗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2页。
[90]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第134页。
[91] 光绪《湖南通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65册，第508页。
[92] 郭尚先：《郭大理遗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第525~526页。
[93]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1b页。
[94] 道光《济南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册，第12页。
[95]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22a页。
[96] 胡季堂：《培荫轩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365页。
[97]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册第567页。
[98] 见“国史馆”《清史稿校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册第543页注［四］。
[99]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469册，第26页。
[100] 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册第998页。
[101]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22a页、第22b页。
[102] 王昶：《春融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第232页。
[103]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1a页、第1b页。另外关于吴省钦及王昶生卒年，可参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318页、第26页。
[104]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7册，第220页。
[105] 嘉庆《千叟宴诗》，嘉庆元年丙辰（1796）武英殿刻本，第5a页。
[106]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5~386页。
[107] 许起：《珊瑚舌雕谈初笔》，《续修四库全书》第1263册，第596页。
[108] 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23页。乾隆皇帝实际生于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至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乃为七十五岁。
[109] 见乾隆《钦定八旗通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册第1431~1440页。
[110] 张佳生：《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18页。其中“嘉庆元年”误作“嘉庆六年”。
[111] 高成鸢：《中华尊老文化探究》，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73~181页。
[112] 乾隆《钦定皇朝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5册，第374页。
[113]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册，第374~375页。
[114]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第819册，第386页。
[115]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24册，第370页。
[116] 丁仁：《八千卷楼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第374页。
[117] 关于该处，拙著《清诗考证》第二辑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若干清诗总集提要补正》第一条已经予以订正，见上册第258~259页。
[118]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册，第375页。
[119] 阿桂：《八旬万寿盛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0册，第379~380页。
[120] 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59册，第78页。
[121]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册第4405页。另单行本《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280页。
[122]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123] 吕彦贞：《沧浪轩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510页。
[124] 吕彦贞：《沧浪轩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475页。
[125] 此外该“顾仲瑛跋”内，错误可疑之处还有很多。例如所谓“国朝至正中，江阴吕彦贞”、“至正壬戌，以文学录用”云云，两个“至正”均误，盖至正之前吕彦贞久已谢世，至正年间亦无“壬戌”，后一个“至正”明确应作“至治”（二年，1322）。
[126] 唯严格说来，嘉庆元年丙辰（1796）“正月四日”系本次“千叟宴”举行的日期，而“皇帝内禅”则在正月初一日。
本文发表于《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