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之战是比较惨痛的胜利，虽然重创美军陆战1师和第7师，但没能完成预定的全歼，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为何明明在很多方面都占据优势，却不能打出像解放战争时期那样的辉煌战果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勤、尤其是火力。从结果来看，第九兵团因战斗受伤者为14062人，阵亡7304人，冻伤28954人，冻死4000余人，非战斗减员竟然超过了战场之上的伤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第九兵团老战士后来回忆此战，都惋惜物资不够、火力不足。比如说围歼北极熊团，对方只是一个团级战斗单位，却有大量坦克和重武器，每天美军还能派出飞机支援轰炸。负责进攻的27军既无防空装备，又没有机械化工具，各种炮加起来都不到30门，且战斗打响时都因运输问题没能到达第一线。志愿军开始只能依靠精湛的战术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来抵抗对方的坦克大炮，虽然最后是歼灭了北极熊团，但我们的伤亡也特别大。痛定思痛，志愿军司令部对这些现象极为重视，彭老总不希望再次出现此类情况，心里特别焦急。1951年2月，彭老总奉命回北京参加军委会议，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了毛主席。那天正是中午，毛主席的作息习惯与别人不同，他喜欢晚上办公，中午睡觉，由于他的睡眠质量很差，经常需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眠，所以中午一般不允许别人打扰。彭老总知道主席的这个习惯，但情况紧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推开守门的警卫员后大声地将毛主席唤醒了。主席一睁眼看到的就是彭老总急切的面庞，立马也坐了起来询问有什么事。彭老总连忙将前线的情报逐一汇报，说到后勤问题时特别激动：“好多战士被冻死，饭也吃不饱，这样下去战还怎么打？”说着说着，一个铁打的汉子落下了泪。毛主席听后眉头紧缩，他知道前线情况困难，但没想到这么困难，于是就对彭老总说：快去通知恩来，你跟他一起去军委开会，务必全力解决后勤上的麻烦！看到彭老总满脸沧桑，毛主席宽慰道：老彭啊，这段日子你很辛苦，战争如果能速胜自然是最好，倘若不能，就不要急于求成，可图谋缓胜。主席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一些高层被接连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提出让志愿军迅速消灭美军，此类说法给彭老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席也是在为他宽心、站台。三天后，彭老总和周总理一起主持了军委会议，将前线的情况说明后，彭总希望国内能够加紧配合，保障前线的后勤供应。但是与会人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委婉地表示：彭总，不是我们不想，而是太难了，国家才刚刚成立，经济生产都没有恢复。后勤保障的资金和生产线，我们也没办法保证啊。彭老总性格比较火爆，听后当即拍了桌子：“你们说困难、困难，前线的战士就不困难吗你们有他们难吗？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啊，你们说困难的就跟我一起去前线看看他们吃的啥穿的啥！朝鲜战场的艰苦程度比当年我们长征还要难，难道志愿军战士的命不是命吗？他们是为了谁牺牲？补给都被敌人给炸完了，战士们好多冻死的饿死的，你们在国内再难也不可能有他们难！”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是啊，后方再难也不可能有前线难啊，前线那是不断在流血牺牲的。周总理给了大家一定的思考时间，随后就出来打了圆场：老彭，现在国家已经把百分之6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投到了抗美援朝上，我知道，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但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解决这个困难。转过头周总理给大家解释了彭老总发火的原因，长津湖之战时，美军拥有完整的后勤体系和火力支援，他们平均下来是13个人养一个前线士兵，因此即便被围，依靠空投仍然能每天吃到新鲜的食物、补充损耗的弹药。反观志愿军，连一件单薄的秋衣都没能全员配齐，许多战士在埋伏的过程中不幸被冻死冻伤，这样的惨状谁都不愿意看到。还有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明明占尽主动，可就因为后勤线的问题不敢深入追击；第四次战役时敌人将打击重点放在了志愿军补给线，导致我方特别难受，一些战士受伤因为没有药品，牺牲在了治疗过程中。如果再持续这种局面，志愿军恐怕会不战而败。总理说完深深鞠了一躬：大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障前线战士们的物资供应。大众人已被前线的残酷触动，见周总理如此，更是满腔热情地做出回应。彭老总这时语气也缓和了：我代表全体志愿军战士谢谢你们。战事紧急，彭老总开完会后，于3月返回朝鲜战场。之后国内就全心全意支持抗美援朝，军委抽调了大量生力军、补充了大量弹药，社会各界知道前线的困难后，也自发进行了捐赠，从城市到乡村，各级组织、各大群体有钱捐钱，没钱就捐物。另外，国家还想尽办法从苏联搞到了一批武器，前线的情况总算得到好转。19兵团入朝时已经得到了紧急补充，有不少苏制武器，并且携带的子弹多达496万发。此数字是一个好转的信号，最早入朝的6个军，兵力比19兵团多出一倍不止，但子弹只有431万发子弹。这就是很直观的证明。此后的战争过程，志愿军很少再出现伤亡2万以上的情况，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是武器装备水平提高了，才改变了战局。事实真是如此吗？诚然，火力增强是一方面原因，但绝不是全部原因，我方减少了伤亡，更重要的因素是及时调整了战斗方式。与时俱进、在战斗中学习，这是我军能由弱变强、拿下那么多胜利的根本原因，一开始志愿军对阵美军，是按照对付国民党美械部队的方式打的，心态上没有转变过来，所以预估不足、伤亡很大。而几次接触后，我方开始重新调整战术，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方法，也不再追求一味的进攻，局势慢慢就平稳了下来。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的情况很不妙，论机动性我方是无法跟美军相比的，以己之短对敌之长，这样下去，天平就会彻底向敌人倾斜。陈赓入朝后，通过与大家的群策群力，决定用坑道战来化解敌人的优势。随后陈赓申请将我军工兵兵种领头人陈耀南调过来，开始修建坑道“网”。王耀南鉴于时间太紧，便请求获得空压机来协助，中央通过物品交换的方式从苏联弄到了上百台空压机，庞大的工程开始建设。以往志愿军的工事大多只是普通的战壕，经不起美军的无差别轰炸、地毯式覆盖，但是陈耀南建立起的可就不一般了，那是一张蜂窝式的火力互补坑道网。每条坑道各有许多交汇点，在敌人轰炸时尽快地躲入其他区域，免受伤害。同时也能确保即便敌人暂时攻占了阵地，我军也能从其他方向夺回来。除军事用途外，王耀南挖出的坑道都比较宽、比较深，如此就可囤积大量的物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补给难的问题。就像上甘岭战役，其实敌人动用的火力是远超长津湖之战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共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上甘岭的主峰都被削低2米，炮火密度超过了二战水平。可最终的结果是我军伤亡1.1万人，敌军总伤亡2.5万人，如此程度的激战我军也没有伤亡超过两万，且敌人付出的代价还比我们大得多，王耀南设计出的坑道网帮了大忙。当美军进行轰炸时，志愿军战士就寻找合适的隐蔽地点躲藏，等敌人发起冲锋后，志愿军又继续出现战斗。且我军当时还实行了三三制战术，三分之一坚守坑道，阻击敌人；三分之一在坑道外，伺机反攻；三分之一则作为机动。这种有效措施，保障了我们后续的反击能力。这些都是我军与时俱进、在战斗中学习的直接表现，如果按照纯武器论，那美军早早就把我们打败了，怎么会被逼回38线呢？所以，武器并非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是人！苏联的武器的确给予了一些帮助，但若不是志愿军骁勇善战、灵活能打，战也不一定能打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