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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维新派思想家汤寿潜的代表作《危言》首次刻行于光绪十六年，之后多次再版，有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版本，达十多种。此外，还有一种手抄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就篇目数量而言，此本为五十二篇，而他本均为四十篇或五十篇。此抄本早为学人关注，最早关注它并进行研究的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汪林茂教授。汪先生在《汤寿潜<危言>版本及内容变迁考》一文中说：“这个版本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 此次笔者因编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汤寿潜卷》之需, 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这份手稿藏本。该书稿四卷四册, 五十二篇。前有汤氏光绪十六年撰的序, 后有汤氏撰的跋。......汤氏自己也在此手写本跋中说明了该版书稿的由来:初刻本刊行后,'中外情事, 不能无概于怀, 赓续芟并, 复得亲藩、鬻爵、国债、官号、商局、口岸、鱼课、节流、渔团、华工、洋匠、返朴十二篇, 为卷如其旧’。国图标明此书为清抄本, 笔者估计该书稿很可能是汤寿潜本人未曾刊行的手写本。” 目前为止，学界对其内容的研究很充分，而对其形成、流传的研究还很缺乏。光绪十六年六月，《危言》首次刻行，凡四十篇。十八年春，汤寿潜与吴忠怀同行进京赴会试。乘船过程中，汤的行李被偷，后寻回。抵京后汤病，得吴照料，吴得以读到汤随身携带的《危言》，并于四月作跋，略谓：“今年春仲，复以北上薢茩上海，同袝海晏轮舶，蛰仙被祛匧，大索始得之。抵京，联床于虎坊桥南越中先贤祠。会蛰仙小极，下走为料量其药水，以间匄譄芟之本读之，都凡五十篇，卷仁其旧。援陆君迾以代梓请。蛰仙以'海晏所失之匧稿即在焉，横议之咎灵氛’告余。陆君一误，子休矣。”可见，吴氏所读《危言》为稿本，凡五十篇，形成于光绪十七年。是年，汤尝主讲嵊县剡山、二戴书院。因此，此五十篇的部分内容或写于嵊县。光绪十八年，汤寿潜进一步修改《危言》。国图藏手抄本《危言》末尾的汤跋反映了相关情况：“去秋假旋，杜门却扫，中外情事不能无概于怀，赓续芟并，复得亲藩、鬻爵、国债、官号、商局、口岸、鱼课、节流、渔团、华工、洋匠、返朴十二篇，为卷如其旧。嗟乎！西亦有短，弟其长处不容没也；我亦有长，弟其短处不必讳也。师西之长而镜所短，拯我所短而尽其长。孔言损益，荀法后王，职是志欤！位卑言高，极知无状，姑假筦城，洒此热血，语多偏宕，理而董之，存𥏳同志。”由此可知，光绪十八年秋，已中进士的汤寿潜请假归乡，对《危言》作进一步修改。汪林茂先生据汤跋“光绪十有九年十月汤震更名寿潜”的落款，认为《危言》五十二篇写成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但此说有疑问。汤于当年三、四月游台湾，五月游广州，八月可能在上海，这半年时间恐怕没有时间写《危言》。因此，他应该在光绪十八年秋后几个月写成《危言》五十二篇，然后游台湾等地。十九年十月，将五十二篇编为四卷，抄写一过，每卷订为一册，并作跋文。这就是国图的手抄本。从其笔迹来看，共由四人抄写，每人抄一册，序言、目录、跋和第三册由同一人抄写。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手抄本每一册正文第一页右下角都有“山阴汤震蛰仙”的署名，而跋文落款署为“汤震更名寿潜”。吴忠怀《<危言>跋》有云：“庚寅礼部试毕，蛰仙与下走皆佹得而失。蛰仙易名'寿潜’以见志。”可知至迟于光绪十八年四月他已更名“寿潜”，为什么在手抄本中仍然要署“汤震”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汤氏考虑到“汤震”之名由于《危言》而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在新版《危言》中有必要传达以下信息：此《危言》与彼《危言》系同一书。同时又要告诉人们：“汤震”已更名“汤寿潜”。《危言》手抄本多处钤有“北京图书馆藏”印，说明它曾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第一册 “序言”首页右下角钤“翁氏”印，说明“翁氏”也是它曾经的收藏者。汤寿潜在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试中，得第十名。翁同龢是主考官之一，且是汤卷的阅卷者，他对汤卷的评语是：“茹古涵今，经策渊懿。”汤氏殿试二甲第十一名，翁氏是读卷大臣之一。《翁同龢日记》四月二十五日载：“礼部奏派殿试读卷大臣，朱笔圈出额勒和布、恩承、翁同龢、李鸿藻、启秀、薛允升、汪鸣銮、陈学棻,诣万善殿拟策题，先呈标目，圈出四道，再将题目缮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汤寿潜被任命为安徽青阳县令。赴任前夕，翁同龢召谈。翁氏日记云：“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很可能就在这一天，汤氏将《危言》手抄本赠送给翁氏，这就是它上面钤有“翁氏”印的原因所在。一个多月后，翁同龢向光绪进呈《危言》。翁氏日记三月二十三日载：“见起一刻馀，仍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寿潜《危言》进呈御览。”这一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翁氏进呈《危言》，大有深意。据江庆柏《近代江苏藏书研究》、曹培根《翁同龢藏书概论》介绍，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受“百日维新”波及，被遣返原籍,遂将其北京藏书交由侄孙翁斌孙保管。次年，翁斌孙将部分藏书移存天津，部分运回常熟。新中国成立后，经当时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赵万里介绍,翁斌孙幼子之熹将天津藏书分五批献交国家,共3779册,藏于北京图书馆。翁之熹之子开庆所撰《辑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翁捐”书目后记》云:“1950年夏,天津解放后不满半年,北京图书馆赵万里、高熙曾两先生来访,下榻我家,遴选家中所藏书籍,昼夜不息,历时半月有余。凡所选善本,父亲悉数举以献交国家。”赵万里后又在常熟翁氏故居“綵衣堂”复壁中发现藏书,其中一些亦入藏北京图书馆。自光绪二十一年与汤寿潜分别后，翁氏生前似未再与他相见。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翁氏日记云：“门人汤寿潜蛰仙自山阴来，未见。”似为有意不见，其中原因颇令人不解。四年后，翁氏去世，汤氏前往吊悼，可见仍念乃师之恩。现在，《危言》手抄本在国图网上人人可观，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翁、汤师弟缘份的唯一实物见证。 
《危言》手抄本所钤“翁氏”印 
《危言》手抄本跋语、北京图书馆藏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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