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纹样探微与墓主推测 ——由长辛店618厂明墓引发的思考 长辛店618厂明墓出土织物二十余件，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已属珍贵。本文以其丝绸衣物为中心，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探讨了与纹样有关的问题。考订双鹿纹方补图案的含义，推敲团鸟纹方补上禽鸟的命名，缕述折枝团花纹和四季花卉纹在明代织物上的表现，说明格纹、卍字、西番莲、凤穿花等纹样的使用。最后对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试作推定，认为墓主很可能是英国公张懋之母吴氏，入葬在弘治八年。 关键词： 明墓 丝绸 纹样 墓主 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丰台区长辛店618厂明墓地位重要。它发掘于1976年4月，出土了近20件衣衾，且不乏精品，墓葬年代推断在明中期[1]。或许受出土时代等种种因素制约，对这批织物，当时未见简报，至今也少有刊布。实物信息不丰，加之墓葬年代相对模糊，使得研究捉襟见肘，成果寥若晨星。不过，几件丝绸衣物已见资料发表，墓主身份也有线索可寻，围绕它们，还能做一些具体的讨论。本文即利用已经披露的618厂明墓资料，结合明代工艺美术的其他出土物及传世品，辅以可靠文献记载，探讨几种纹样所关联的问题，并尝试推论墓主身份与入葬年代。 一、两种补子图案 （一）双鹿纹方补 长辛店618厂明墓所出的衣物中，两件补服织造精美，保存良好，补子图案尤其引人瞩目。对它们，以往研究曾经引用，但未能详细讨论，尚存探求空间，颇有剩义可言。 补服中一件是“驼色暗花缎织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2]（图1），面料为正反五枚褐色暗花缎，满布四合如意云纹，前胸和后背各有一方织金补子，其图案相同：在波浪翻滚的海边，两头梅花鹿缓步徐行，前方的一头口衔灵芝，回首望向身后的伙伴；稍远处山石峙立，其间长有“岁寒三友”——松、竹、梅；天空祥云缭绕，一位仙人衣带飘举，手捧供品，正在降临人间（图2）。
图1 驼色暗花缎织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8图版17
图2 织金鹿纹方补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9图版19 明代，勋贵职官的常服要搭配或织或绣的补子，受此规制的带动，当时的补服蔚为大观。特别到中后期，其拥有者可以不是官身，纹样还常常逾越禁限。而618厂明墓这件补服上的鹿纹，既非官补题材，又非禁约纹样。能稍加说明的，大概还是它的意义。其实，只要粗知中国古代文化，对鹿纹就该有格外的敏感。在吉祥图案发展、繁荣的时期，它被用来象征长寿、指代厚禄，实例不胜枚举。而在文献里，还保留着与之相关的难得的“巧合”。由元入明的陈谟有诗咏《寿星图》：“云根一丈人，长眉如柳青。调笑赤松子，出入紫薇庭。文鹿衔芝草，金童把玉经。武帝何由识，空瞻南极星。”[3]诗歌大半内容应是在叙说画面，其中，“文鹿衔芝草”一句，竟与这件补子表现的情景有高度吻合，说明这种图形可能由来已久、甚至俨然程式。 松、竹、梅象征傲霜耐寒、品质高洁，是它们被文人歌颂、为图案选择的主要原因，但这三者的寓意实际不止于此、还有引申。在明代，有人以松竹组成《双清图》，庆祝亲友花甲之寿，这是因为“凡植物之难老者，盖莫如松竹”[4]；还有人咏《梅竹寿意图》，最后说“愿梅结子竹生孙，长作山中岁寒友。”[5]松、竹、梅的形象，也被赋予了长寿的意义。除去寓意，关于这种纹样组合，另有两点值得一提。南京玄武区板仓村正德十二年（1517）魏国公徐俌墓出土袍服的补子上，也带松、竹、梅形象，此外，纹样中更主要的是“天鹿”，点缀的有祥云、有杂宝[6]（图3）。瑞兽和松、竹、梅，以及云纹等元素的并用，与618厂明墓这面补子，颇有可比之处，那时，这般装饰或是风尚？在明代前中期，声气相通的“三友”与山石形象，又见于瓷器，这样的青花盘新近还在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麓出土了，时代约为中期的正统至天顺间[7]（图4）。这里揭示的，起码有一定时期内某种装饰可能演为典型、不同工艺品类在纹饰上存在借鉴。
图3 徐俌墓补服“天鹿”补子 采自《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页233
图4 青花松竹梅图盘 采自《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页148图版90 补子顶端，仙人手上所捧的“供品”形象朦胧，但仔细分辨尚能看出，那应为盆中的珊瑚（图5）。在工艺美术装饰中，珊瑚还能与珠、钱、磬、书、画、祥云、方胜、犀角、灵芝、元宝、金锭、银锭等，组成杂宝纹，因题材本身含义吉祥，到元代，以其中8种凑成的八宝，在织物上已经十分流行[8]。今人指出，珊瑚可能象征高贵、发达[9]。而在明人那里，也借它来祝愿长寿。明早中期的姚夔作诗为同僚之母庆九十初度，有“彩衣载拜称寿觞，珊瑚玉佩鸣琳琅”[10]之句，珊瑚即与拜寿情景相联系。嘉万之间的王世贞贺“喻处州父太翁”八十寿辰，诗里写道“寿翁珊瑚未肯顾”[11]，以珊瑚作礼不一定是真，但珊瑚可表庆寿之意，却很清楚。而明末蔡道宪说得还要明白，“宪也手持海上珊瑚枝，以寿明公太母之六十”[12]。虽然后两例年代较晚，但珊瑚与寿意的对应，形成相信要早。形象的含义可能包括多层，补子上的珊瑚图案或许同时寄予着时人关于高贵、发达、长寿以至更丰富的祝福和愿景，只是与鹿、芝乃至松、竹、梅等形象结合，令庆寿的意义尤为突显。明代类书《山堂肆考》中说，珊瑚树属于瑶草，仙人用它们来合丹药[13]。丹药又易让人想到长生，故珊瑚与益寿延年建立关联，就顺理成章。它要由仙人捧出，原因或也在此，另外，还能赞美服用者，并衬托其身份的非比寻常。
图5 仙人手捧供品形象 截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69图版19 在明代的补子图案里，用于标识官员身份、品级的那些是当然的主流。另外，也有一些为节令而设计，刘若愚《酌中志》里就有内臣宫眷服用它们的记载[14]。因刘氏曾任职司礼监，亲历宫廷事，故其说应当可信。上文考证显示，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双鹿纹补子“寿”意满满，若再考虑到明代时令补子的存在，则不禁联想，它有无可能是为庆寿这样的活动而特意设计、织造的呢？惜目前仍证据欠丰，未敢贸然论断，只能暂备此说。 （二）团鸟纹方补 618厂明墓出土的另一件补服为驼色暗花缎织金方补女上衣（图6），前后补子纹样为四合如意云纹，中间两只禽鸟盘旋相戏[15]（图7）。如今，涉及它们的地方都将图案称为“团凤”。不过，若与明代其他织物参看，则不免怀疑：补子上表现的当真是凤吗？它们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簇冠羽弯曲上翘、多支尾羽紧窄修长，与南昌弘治十七年（1504）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表现的禽鸟（图8）大显亲缘，应为同类。霞帔关乎礼制，见诸文献记载，吴氏身份明确，可与文献对证，因此，要推敲这对禽鸟的种类，还可从这件著名的霞帔入手。
图6 驼色暗花缎织金方补女上衣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2
图7 织金团鸟纹方补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3
图8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压金彩绣霞帔局部 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78 吴氏墓简报发表时，称“压金彩绣云霞凤纹霞帔”[16]，但此后的研究者却易“凤”为“翟”[17]，如此修正不为无据。有力的支持首先来自霞帔之间直观的对比。江西南城万历间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也出土过一件霞帔（图9），简报及后来的报告集中称其装饰为“云凤纹”[18]，这里的命名相信准确，孙氏为亲王妃，按明代冠服制度，她的霞帔合用“云霞凤纹”[19]。这件霞帔上的凤鸟头部有多簇冠羽翘起，细长的颈下还有多束羽毛飘扬，尾部或呈锯齿形，或作翻卷状[20]。而吴氏墓霞帔的禽鸟形象与此多有不同。吴氏只封夫人，级别次于亲王妃，本就不该使用凤纹霞帔。且霞帔属礼服部分，悬于大衫之外，轻易也不敢逾制。故吴氏墓霞帔应符合主人身份，上面表现的，恐并非凤纹。亲王夫人霞帔为何等规制，明代典籍中不见明言。不过，对亲王妃之下的郡王妃，明确记载霞帔和金坠子要用云霞翟纹，郡主亦与之相同[21]。据此，江西南昌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出土的霞帔坠子[22]（图10），钑刻的该为翟纹，而它的形象与吴氏墓霞帔所见也几乎一致。所以，吴氏墓霞帔上，还有618厂明墓补子上的禽鸟，大概同样是翟。
图9 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霞帔局部 采自《玉叶金枝：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展》页18
图10 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霞帔坠子 采自《江西明代藩王墓》彩版一六：2 倘若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由形象、制度分析，已知出土和传世的明代工艺作品中，纹样或造型取自翟鸟的另可辨别出若干，它们主要是金银的帔坠和发簪。除菊潭郡主墓所见，帔坠还发现在安徽歙县黄山仪表厂墓葬[23]（图11）、甘肃兰州上西园明墓[24]、江西新建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合葬墓[25]，北京艺术博物馆又有永乐间银作局的制品收藏[26]（图12）。发簪有时成对，见于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27]（图13）、江苏南京徐俌夫妇墓[28]、江西南昌石城辅国将军朱拱禄墓[29]，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银作局弘治年铭的传世作品[30]（图14）。明初，随着舆服制度的确立，翟鸟成为后妃、命妇冠服的重要装饰题材，适用的品级、可施的技法、附丽的材料载在典章、班班可考，今见的这些实物遗存就大多与此有关。翟纹以外，另一种禽鸟题材的帔坠、发簪也知多例，其形象与翟纹判然有别，每作钩喙、花冠、火焰状尾羽（图15），它们应是凤鸟，按照制度，等级更高。
图11 安徽歙县黄山仪表厂墓葬帔坠 采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页91图版一九二
图12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帔坠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76图版45
图13 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发簪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74图版42
图14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发簪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12图版108
图15 江西南城益端王夫妇墓金凤簪 采自《玉叶金枝：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展》页136 就织绣而言，在迄今刊布的明代资料中，可以指实的装饰翟鸟纹的还有一件，即上海松江岳山家族墓M1女性的圆领缎裙。由发表的图片观察，它以金线在胸前和襟缘做出复杂精细的翟鸟、花卉及海水江牙，比618厂明墓的这件上衣更加华美[31]（图16）。但有些遗憾，墓中未能提供有关墓主、年代的确切信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明制当中，有命妇霞帔褙子“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32]的内容。这不禁令人推想，墓主或许就是一位品级很高的命妇。当然，一个前提是她没有僭越规制。
图16 上海松江岳山家族墓圆领缎裙 采自《上海明墓》彩版二一：4 近于拖沓的缕析只为说明，对长辛店618厂明墓这面补子，以及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的禽鸟形象，若概指为凤，则失之含混。在今见的著述、图录中，这样的疏忽恐怕并不罕见。因为关乎礼制，在以后作征引、论述时，审慎的分辨仍然必要。 除了618厂明墓的这件，形神逼肖的团鸟纹补再难觅踪影。北京南苑苇子坑正德十年夏儒夫妇墓随葬的一件缠枝莲暗花缎袍，据说配的是“云凤补”[33]，但因简报粗略，对其详情尚不甚了了。尽管出土的补子鲜见，但有着团鸟图案的其他服饰还有遗存。也是在夏儒夫妇墓，伴出了“吉祥团凤暗花纱裙”“云纹团凤缎裙”[34]。情况更明晰的一件是八宝团凤云膝襕裙（图17），它出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35]。
图17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八宝团凤云膝襕裙图案局部 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1 二、两种花卉纹样 （一）折枝团花纹 长辛店618厂明墓里发现一件“杂宝花卉纹缎半臂”[36]（图18），形制为方领、对襟、出肩袖，以纹纬与奇数的经丝交织起花，纬线与经线同色，图案为花卉之间填充方胜、银锭、铜钱、犀角等杂宝，布局满密，效果热烈。花卉中有五瓣梅花状者，它们形体较小，掩映在杂宝之中，更为醒目的还是折枝花。后者所见花卉种类有二：一种花头严谨规整，花蕊、内瓣、外瓣界限清晰，花瓣细窄紧密，颇像菊花；另一种花头自由张扬，有些可见三层界限，花瓣数少、宽大，仿佛牡丹。两种折枝花图案，皆为单个花头居中，外围环绕一周叶片，大致构成团形（图19）。
图18 杂宝花卉纹缎半臂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4
图19 杂宝花卉纹缎半臂局部纹样 截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4 装饰着相仿折枝团花的明代丝绸出土已多，若不考虑花卉种类，只根据外在形式，可将这些纹样分作两种类型。第一类，花头周围叶片形状较统一，向心弯曲幅度较小，距离均衡，观感疏朗，发现实例颇丰（表1，图20-28）；第二类，叶片形状富于变化，向心弯曲幅度更大，互相连接紧密，围合成更加规矩的团形，见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等[37]（图29）。 表1 明代折枝团花纹（第一类）丝绸的考古发现
图20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杂宝细花纹暗花缎局部 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2
图21 戴缙墓出土夹袍纹样 采自《戴缙夫妇墓清理简报》图版伍：3
图22 徐俌墓短袖长袍局部纹样 截取自《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第4卷《历代服饰（下）》页227图三九-34
图23 张懋夫妇合葬墓浅黄色梅花纹锦缎长袍纹样 采自《张懋夫妇合葬墓》图版一六：2
图24 杨钊墓缎裙纹样 采自《盐池冯记圈明墓》页64图三二
图25 刘湘夫妇合葬墓花缎围裙纹样 采自《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墓清理简报》图版陆：4
图26 森森庄明墓缎袍纹样 采自《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3
图27 盛氏墓折裥单裙纹样 采自《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82图二〇八
图28 徐氏墓花缎棉裤纹样 采自《天孙机杼——常州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85图二〇五
图29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衣物折枝团花纹样 采自阙碧芬《明代宫廷丝绸设计与图案演变》，《故宫学刊》2012年，页130图十一：a 折枝团花纹在当年的流行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服用阶层之众，由以上罗列可见一斑。仅就这些考古资料来看，前后半个多世纪、自西北到东南、从平民处士到亲王夫人，折枝团花都大受喜爱，几成时代装饰经典。阙碧芬曾留意到折枝团花在明中期墓葬文物里的反复出现，织物以外，还举出了成化青花瓷上的实例。因其构图近乎团花，或谓轮形，所以她认为，《明史·舆服志》中，永乐三年（1405）所定皇后、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上装饰的“小轮花”，应即这种样式[49]。推断有理，然尚有讨论余地。《舆服志》的记载应是承袭自《万历大明会典》等明代政书，而若检核《明太宗实录》，则永乐三年有过服制更张之说，就显得大为可疑，以上规定更有可能成于洪武后期[50]。至于“小轮花”样式究竟如何，以当时织物比对观察已不可行，但还有洪武至永乐间景德镇瓷器的纹样可资参照。其上相似折枝花的存在（图30-32），为阙氏的观点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而且还隐约提示着，“小轮花”或许更接近上文分出的第一种类型。等到万历时期，无论第一还是第二种类型的折枝团花，在织物上都已基本绝迹，而在御窑瓷器上，相近的纹样从嘉靖开始即有消却之势。出现这一时间差的原因，或是御窑瓷器装饰更易为帝王权要影响，变化可以很快，而民间服饰图案经受干扰较少，如果没有更受欢迎的新时样，多能长久流行。
图30 明洪武青花缠枝莲纹莲子浅碗 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90
图31 明永乐青花缠枝菊纹碗 采自《青花釉里红（上）》页66
图32 明永乐青花缠枝灵芝纹碗 采自《青花釉里红（上）》页70 在今见的明代织物上，折枝团花纹还有一种。山东邹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一件云龙纹暗花缎地平绣折枝四季杂花棉被，其缎地上刺绣的折枝花均作团形，中间皆有相对的两个绽开的花朵，上方还可见一个待放的花蕾，外围叶少枝多，在花纹轮廓范围内卷曲伸展。虽也是折枝团花，但整体形式与上文诸例迥异[51]（图33）。明前期，这种花纹或曾重要，用它装饰的织物可能很多，然而到今天，朱檀墓这件棉被却几乎成了孑遗。
图33 鲁荒王墓云龙纹暗花缎地平绣折枝四季杂花棉被花卉纹样举例 采自《鲁荒王墓》（上）页58图三七 关于折枝团花，另有一点疑问需要提出。洪武五年，颁布命妇礼服之制，要求八品、九品的褙子上绣“摘枝团花”[52]，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以后，规定依然如此。想来“摘枝”即同折枝，“摘枝团花”应即折枝团花。当年，它是何样式？是泛称，还是有特定类型可指？按目前的知识，还不能完满解答。 与618厂明墓的这件半臂一样，前引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暗花缎，戴缙墓、徐俌墓、刘湘夫妇墓、盛氏和徐氏墓的衣物，也不仅织出了花卉，而且填充着杂宝。在明代高等级的宫廷丝绸上，还用杂宝，以及从杂宝脱胎的八宝，搭配团凤、团龙、团狮，这样的实物已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53]和定陵[54]（图34）出土了。点缀杂宝或八宝纹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如此多见，反映的自然还是这种装饰意匠在那时的持久风行，风行的原因，则依旧是它们寓意吉祥。
图34 定陵织金妆花双狮纹纱匹料纹样 采自《定陵》（上）页60图七八 （二）四季花卉纹 在618厂明墓，还随葬了数条缎裙，其中一件褐色的装饰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卉种类为牡丹、莲、菊、梅[55]（图35）。像这样，选取一年中不同时令开放的花朵共同组成图案的做法，能够追溯到北宋靖康时出现的“一年景”[56]，故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沿用这个名称。这种最初被宋人视为“服妖”的纹样，随着岁月迁移、改朝换代，竟获得大发展，它在元代的流行已为学者指出[57]。
图35 褐色缠枝四季花卉纹暗花缎裙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30 入明，四季花卉纹还与礼制建立了关联。按仪仗制度的规定，大驾卤簿、皇后卤簿及东宫等皇室仪仗中的扇，都有一些要装饰或绣或画的四季花[58]。能为礼制采纳，则纹样想必还在流行。于此，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在给予支持。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了两件绣有四季杂花的绵被，一件上花作折枝，上文已引，另一件上花为缠枝。所见花卉有萱花、牡丹、山茶、蜀葵、石榴、莲花、牵牛花、菊花、梅花等多种[59]，若与后世的四季花装饰比较，则搭配的过于自由让它们显得不够典型。正统四年（1439）正月，瓦剌来使将回，朝廷慷慨颁赏，赐给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织金胸背麒麟并四宝四季花褡护比甲各一”[60]，这也多少透露着四季花卉纹饰在那时织物上的行用，不过，对花卉的种类难悉其详。 对时代稍晚的明朝四季花卉纹织物，如今认识较多。与朱檀墓所见相比，花卉种类缩减，单件上每为四种。在泰州刘鉴夫妇墓，四季花卉纹的丝绸收获很多，包括长衫、扎带、铭旌、寝单、袄、巾等数件，所见花纹种类都是牡丹、莲花、菊花、梅花。覆盖刘妻田氏的寝单有清晰的图像发表[61]，上面的四季花作缠枝形式，构图满密，然花朵形象小巧雅致。苏州虎丘明中晚期墓葬里，出土一件“真丝右衽交领短袖单衫”，简报称它的装饰纹样是缠枝四季花，但具体是哪几种花没有交代[62]。泰州刘湘夫妇墓随葬的一条花缎帕，装饰着缠枝的牡丹、莲花、菊花、梅花[63]。常州王昶继配徐氏墓内发现的棉裙，在梅花、莲花、菊花、芙蓉的缠枝组合之中，还串联着如意、飞舞着蜜蜂，相信象征四季丰收，布局为三排一个循环，似菊花自成一排，另两排花型交错[64]（图36）。嘉兴万历年间李家坟明墓M1出土了织金绸裙，面貌竟与之酷似[65]。徐氏约入葬在嘉靖至万历间，两墓时间逼近、相距不远，这似乎说明，在嘉万时期的江南，尤其是今天长江三角洲一带，这样的组合曾经风行。以上实物相信已可说明四季花卉纹在明代中晚期民间的风行，比起它们，文献尽管乏弱，但仍有线索，如《金瓶梅》中就写过，潘金莲的绣鞋有大红四季花缎的[66]。
图36 徐氏墓折裥棉裙纹样 采自《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页172图一八六 官府的产品更为精致，它们主要得自定陵。孝靖后棺内出有四匹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其中三匹上花卉种类是牡丹、莲花、菊花、芙蓉（图37），另一匹不见芙蓉，而选用了茶花。布局为每排一个花型，四排一个循环，花头硕大，形象写实[67]。在故宫博物院等地，还保留着明代宫廷中四季花卉纹织物的传世品，时代应多属明晚期，有的能确认为万历。它们或织金、或妆花，色彩能极其丰富，又常常对比鲜明，花卉若作缠枝形式，则排列紧密，有繁缛之感[68]。联系出土和传世两类实例的题材看，发展到晚明，四季花卉的组合中，时令清晰的牡丹、莲花、菊花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
图37 孝靖后棺内东端南侧绿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纹样 采自《定陵》（上）页76图九五 缠枝构图自属典型，此外，四季花卉也可作折枝表现。上述王洛家族墓中盛氏、徐氏衣物上的折枝团花，大概就采用了四季花的意匠。在定陵，还得到过形象更写实、布局更严整的实例[69]。 据以上缕述，基本能够了解，明代织物上的四季花卉纹，往往由牡丹、莲花、菊花、芙蓉、梅花选搭组成，花卉的种类较为固定，明代皇室卤簿、仪仗上的“四季花”恐怕也脱不出这个范围；构图上翻转盘绕的缠枝代表着时代主流，花头硕大、写实，即令取侧面，形象也颇饱满。花卉种类的有限、构图形式的相似，并未引出织物装饰面貌的单调。因为，织造技术发展在推动着纹彩的变化，此外还有布局可以创新，还有辅纹可以增加。一些辅纹还饶有意义，如上述徐氏墓与李家坟明墓两例所见的如意、蜜蜂，反映的就有吉祥图案发展的大潮流。 学者早在强调，古代，统治集团引领社会风气[70]，只要制度许可，帝王以至社会上层的衣着服用会被天下蜂然景从[71]。小巧的折枝花，清新优雅，散漫的杂宝纹，寓意吉祥，婉转的缠枝四季花，丰满秀美。对它们，皇室贵族乐于取用，还将小轮花、四季花纳入了仪典。这样，有了上层的榜样，又不见等级的限定，接踵而至的就会是中下层百姓的追捧。对此，墓葬中连续的发现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三、其他纹样 在618厂明墓出土的衣物里，除了前文涉及的四件，另有一件夹袄、三条缎裙已见资料发表。尽管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就纹样还是能挖掘一点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稍加叙说。 “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72]（图38），纹样简洁严整，称方格固然可以，称菱格或许更好（图39）。单就纹样而言，夏儒夫妇墓出土的那条“方棋纹锦夹被”[73]，与这件夹袄的相信大同小异。只用格纹装饰的明代织物，在此之外已经罕见。这样的面料织造应不繁难，但遗存的稀缺隐约透露着制作的不盛，原因或是图案过于简单，上层不太爱重。在丝绸上，格纹更多还是作地，格中、格上每每要再安排其他复杂纹样。
图38 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0~71图版20
图39 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局部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1图版21 当年，会较多以纯粹格纹装饰的，大概是棉布。元末文献记录松江棉布的图案，就说到有“棋局”[74]，想来与夏儒夫妇墓夹被上的“方棋纹”一样，都是格纹。明代花格布在江苏泰州胡玉墓还有出土，蓝白相间，年代应属弘治[75]。棉布价廉适用，元代以后，中下层民众的衣衾面料已往往是它，花纹可以织出，但印染更加便利，若只印染格纹，又该尤其便利。综合史料、实物和这些条件考虑，格纹棉布在元明时代的盛行，应不会是臆想。 “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76]（图40），图案典型，却未免单一。它所提示的，是云纹在明代织物上不曾消歇的风靡。对那时的各种云纹，学界现在研究已多[77]。
图40 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29 “卍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78]（图41）、“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79]（图42）的纹样，又在诉说明代织物装饰中，花卉题材占着压倒性优势。明代，西番莲纹曾见于服用的禁令，那是在天顺二年（1458），英宗皇帝下诏，“禁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及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绿等衣服”[80]。“大西番莲”的“大”应指花纹规模，故要禁的并非所有西番莲纹，较小的相信还能使用。但对大与小的界定，如今已不明了。故这件缎裙上的纹样是否符合规矩，难以判断。卍字用为地纹，元代流行，明代更甚，这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墓葬中已数次出土，如夏儒夫妇墓里配有“吉祥纹”的暗花罗袍[81]。在故宫等处，卍字与缠枝莲、蝴蝶纹、扇子纹等共同作装饰的传世品也有保存[82]。
图41 卍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6图版28
图42 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5 明代织物上，缠枝莲纹所在多有，只夏儒夫妇墓，以之装饰的衣衾就有六件[83]。在618厂明墓这件驼色缎裙上，莲纹与常见明代中晚期的实例，形象不殊（图43）。更值得注意的是“凤襕”这一图案单元。由现有图像观察，襕内纹样实际应是凤穿花（图44）。织有相似膝襕的衣服，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中也发现了，即上文引到的那件八宝团凤纹膝襕裙[84]（图45）。而夏儒夫妇墓中，还出土了以凤穿花装饰的暗花纱女上衣、带凤穿牡丹纹样的妆花缎褥[85]。
图43 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之缠枝莲纹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6
图44 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之凤襕 采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页75图版27
图45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八宝团凤云膝襕裙之凤襕 采自《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页191 四、关于墓主身份及墓葬年代的推测 发掘以后数十年来，长辛店618厂明墓的下葬年代未明，墓主身份未清。在提到它的地方，其时代多标注为明中期，墓主则鲜有道及。既然墓中的发现珍贵非常，那么这样的模棱就不免遗憾。若考订出年代及墓主的信息，或给出它们的可能，对未来的研究相信多少有些助益。 在已有的论文、著作及网站资料中，似乎仅《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所收赵秀珍《北京地区织绣艺术》（以下简称“赵文”）说到了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墓主，称之为“英国公吴氏”[86]。然而，翻检《明史》就会了解，有明一代授英国公爵者实为张氏，第一代张辅，二代为其子懋，谱系延续至明末[87]。尽管文章说法有误，但它指出的“英国公”仍为索解提供了方向。 长辛店618厂，如今已改为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厂址位于张家坟之东、连山岗之南。在本文讨论的这座明墓发掘的年代，618厂占地与现在或许有所不同，但大体来说应无太大差距。而厂址毗邻的张家坟附近，恰是英国公张辅家族墓的所在，其中，张辅、张懋父子墓地据说原来规模宏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因占用建厂而被毁[88]。与张辅家族墓在方位上的高度接近，提示着618厂明墓大概就处于张氏茔地范围之内，其墓主很可能就是英国公家族成员。 赵文所说的“吴氏”或有所据，但所据为何，不得而知。甚为巧合的是，在文献中留下痕迹的英国公家族成员里，确有一位吴氏，身份还不同寻常，她是张辅的夫人、张懋的母亲。程敏政的《篁墩文集》和徐溥的《谦斋文录》，分别收有这位吴氏的行状[89]和墓志铭[90]（详见附录）。文中记载，吴氏于天顺七年（1463）诰封英国太夫人，弘治八年（1495）五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皇帝命礼部谕祭、工部治丧，土木堡之变张辅战死后，其衣冠葬在“卢沟桥西连三冈之原”，同年八月十日，吴氏祔葬（合葬）于此。因而，吴氏墓址应即张辅墓址，正处在618厂相近区域。 如再结合618厂明墓中织物的情形来观察，则明代史籍对吴氏之子张懋的评述，也变得耐人寻味。《明武宗实录》说：“当弘治时，四方鲜有兵革，孝宗颇优礼懋，每扈从车驾，止令佩刀，不衣重甲。而懋乃日事淫佚，侍妾百余人，服饰奢僭，至侵削军士以充其欲，累为言官所劾。”[91]王世贞《弇州续稿》又说：“懋为公者六十六年，为太师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经筵、监修国史，十主恩荣宴，郊祀宗庙多遣代行，富侈为东第冠，后庭数百人，皆曳罗绮。”[92]张懋所受礼遇一度优隆，这反倒使他恣意放纵，以致生活侈靡、行为不检。生活侈靡突出表现在服饰，由两则文献可知，张懋府中拥有的服饰不仅等级高贵，且数量一定庞大。至其母去世时，他已袭公爵四十五年，在颇受优礼的孝宗朝也历八年，想必此前即已富侈，奉母亦该格外殷厚。长辛店618厂明墓里的收获丰富精丽，与张懋当年的豪奢，竟有了一些遥相呼应的意味。 前文论述的618厂明墓织物纹饰，包括双鹿（搭配松竹梅、仙人等）、团鸟、凤穿花这三种动物纹，杂宝折枝花、四季花、西番莲、缠枝莲这四种花卉纹，方格、卍字这两种几何纹，以及四合连云纹。缘于明代花卉纹的持续繁荣，其附丽的出土及传世的织物，如果品种类同，则即使年代相距很久，也容易找到纹样的相似之处，而方格纹形象简单，卍字只是地纹，四合连云演为了程式，故它们于对比断代的意义都不很大。与之相比，包含上述三种动物的纹样，对年代推定更为有利。如前所述，祥云、瑞兽与松竹梅的组合，也见于正德间魏国公徐俌墓的补子；团鸟（凤）纹、凤穿花，又见于弘治间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正德间庆阳伯夏儒夫妇墓的的裙服。它们与618厂明墓织物，都装饰了这些实例无多的纹样，或说明墓葬的时代相差不远，且主人属于相近阶层。由此，618厂明墓的年代，在明中期的基础上似可再限定为弘治、正德前后。那么，墓主为张懋之母吴氏，就显得更有可能。不过，考古发现毕竟有其偶然性，对入葬时间的这一推断，现在还只能是勉强的猜测。 综上所述，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墓主，当是英国公张氏家族的成员，而前言的信息、墓址的吻合、文献的呼应、纹样的共通，又在提示着为弘治八年入葬的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然而，因赵文中“英国公吴氏”的出处语焉不详，这一推想终究难以坐实。确凿结论的求取，仍有俟于资料的继续刊布和研究。 结语 以上简单分析了长辛店618厂明墓丝绸所见纹样的有关问题，并推测了墓主身份和入葬时间，主要认识可归纳如下： （1）双鹿纹方补图案满含“寿”意，它和它所在的袍服，或许是为了向生前的墓主庆寿而设计、织造。团鸟纹方补，以及今见明代帔坠、发簪上的相似禽鸟，恐并非一般认为的凤，极有可能是翟，联系制度、比对纹样，相信能减少定名的失误。 （2）半臂、褐色缎裙的纹样，代表着明代织物上典型的花卉图案造型与组合。前者所见单朵花头居中、周围枝叶环绕的团形折枝花，在明代中晚期曾广为流行，其间还常常填充寓意吉祥的杂宝。后者所见的四季花卉纹，终明代长盛不衰，花型上牡丹、莲花、菊花与芙蓉、梅花选择搭配，构图上缠枝居于主流。这两种花卉纹样在民间的风行，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皇室贵族服用和冠服仪仗制度的带动。 （3）夹袄及另几件缎裙的装饰题材，多简洁、或常见。格纹、卍字、云纹，形象单纯，近乎程式，更多用作地纹或辅纹。西番莲、缠枝莲反映的仍是明代花卉纹样的优势地位。膝襕内形似凤穿花的图案更有意义，它又在提示墓主身份应该高贵。 （4）长辛店618厂明墓墓主当为英国公张氏家族成员，存在是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她入葬在弘治八年，亦符合之前对墓葬时代所作明中期的推定。 （5）舆服制度以至官府工艺美术，对时代装饰艺术的影响向来巨大，上文讨论的翟鸟、折枝团花、四季花卉纹样对此又给予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在明清时代这些看似题无剩义的装饰题材上，可能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附录 《篁墩文集》卷四一《英国太夫人吴氏行状》 太夫人讳悟成，姓吴氏，太原阳曲人。其先世号多积善，至处士讳珍者尤伈伈谨饬，有士人之风，娶沈氏，生太夫人，容德具备，两夫妇恒相语曰，是女不凡，异日必当显吾家者。稍长，里人多以委禽至处士，一弗之许也。故太师定兴张忠烈王之元配李夫人多疾，内政无所归，一子勋尉忠，亦生而不慧，忠烈忧之，乃礼致太夫人于吴氏。太夫人来归，实忠烈以旧勋位台辅、议军国，夙夜在公，不得顾其私，凡一切家务皆太夫人综之无斁，事无违礼，太夫人不逮事其舅河间忠武王，事其姑河间王夫人，手自烹饪，奉养备至，务得其欢心，岁时相祀，率诸妇洁豆登，无敢肆。忠烈与其弟文安忠禧侯、裕国勇襄公极友爱，而太夫人处其娣姒，亦雍睦无间言。李夫人三女，仁庙册其仲为贵妃，其孟适黔国公沐斌，其季适清平伯吴英，太夫人每辅以善道，劝之女红，而谨礼之誉闻中外。忠烈死正统己巳之难，太夫人一子懋方九龄，朝廷褒忠，命嗣公爵。太夫人既择师训之，又恒以先世忠贞谕之，以是嗣公德器骏发，克底于成。天顺癸未冬，赐诰封英国太夫人，有淑善之积、益隆寿祉之褒。太夫人性仁厚，有远识，念勋尉忠无子，命以庶长孙为之后，虽处勋戚极盛之地，喜谦约，乐施予，旁逮群族，下抚臧获，恩义有加，不事侈大，勋戚家率相语以为可法。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忽一疾不起，享年八十有二，距生永乐甲午九月十日。讣闻，上遣中贵人赐宝镪二万贯为赙，命礼部谕祭，工部治葬事，别给斋粮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寻复令礼部加祭五坛，皆前此未有者，盖特恩云。太夫人子一人，即懋，今太师兼太子太师嗣英国公，掌中军都督府事，总五军兵营，监修国史，知经筵事。女一人，适太师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永。孙子七人，曰钦，勋尉，曰镃，曰铭，锦衣卫百户，曰锐，曰钢，曰镇，曰铉。孙女三人，长适永顺伯薛勋，次适安昌伯钱承宗，次早世。曾孙子五人，曰岳，曰峤，曰端，曰崇，曰岩。曾孙女一人，尚幼。惟太夫人以和淑真懿之德，享耄耋康裕之福，而有嗣公为之子，历事三朝，淳愿忠勤，入赞庙谟，出典师旅，岿然世臣之冠，而太夫人荣养褒恤两极其至，是亦可以无憾矣。抑又闻弘治癸丑，太夫人寿跻八十初度之辰，倾朝缙绅举酒相庆，即席之际有鹤盘空而下，跃入前席，饮啄自如，咸惊叹，以为太夫人寿征，而嗣公孝诚之所感也。暨太夫人捐馆之明日，是鹤亦悲鸣不食而毙，异哉！古传记所称羽化蜕骨之事，殆近之欤！嗣公以太夫人卒之年某月某日，奉窆卢沟桥西南连三冈之原，祔于忠烈王之兆。将请铭于当代巨公，而以状为托，顾予不肖，于经帷史局皆获从嗣公之后，于太夫人寿筵燕喜之作屡尝执笔而况，考德述行之举将恃之以备采择，而可以不文辞哉？是用掇拾如右，以复于嗣公，谨状。 《谦斋文录》卷三《英国太夫人吴氏墓志铭》 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张公懋之母太夫人吴氏，太原阳曲人讳珍之女也。公之考太师定兴忠烈王封国于英，已娶李氏，封夫人，蚤多疾，无以属内政。一子忠，为勋卫，生亦不慧，乃礼于吴，而太夫人归焉。忠烈之考河间忠武王肇树勋业，为巨家，太夫人弗逮事其舅事其姑，河间王夫人王氏躬执烹饪，备极奉养，岁时有事于家庙，必虔以相祀，忠烈出奉朝谒、议军国，弗复内顾，凡壸以内出纳赏罚之政，太夫人理之，咸中节度，忠烈称之曰能。忠烈之弟，忠僖侯輗为文安伯，裕国勇襄公軏为太平侯，一门三爵，家益盛大，而昆弟雍睦，太夫人处姊姒间，亦怡然无间言。李夫人有女子三，其仲事仁庙为敬妃，孟适黔国公沐斌，季适清平伯吴英，并为夫人，太夫人尤善处接，或时以善言相劝导，故外内族党皆称之贤。正统己巳，忠烈扈从北狩，不得归，今公懋甫九岁，朝廷念死事功，特命嗣爵。太夫人择傅以教，间举先世忠贞谕之，故公材器克就，历事英皇、宪庙，以及今上，累荷知遇承倚，任掌中军都督府，总五军营兵，监修国史，知经筵事，以敦谨著勋，卓然为世臣之首，而太夫人实飨其成。天顺癸未，赐诰封英国太夫人，其词有曰，淑善之积，益隆寿祉，观者荣之。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太夫人以寿终，距其生永乐甲午九月十日，春秋八十有二。上命礼部谕祭，工部治塟事，皆如制，别赐宝镪，以贯计者二万，斋粮以石计、麻布以疋计者各五十，寻复加祭，以坛计者五，皆异数云。太夫人慈厚谦约，念勋卫忠无嗣，以庶长孙为之后，施及诸族，恩及群下，皆贵富家所罕见者，可谓贤矣。癸丑九月，太夫人初度，缙绅往贺，有鹤盘空而下，跃入席前，驯不复去，既属纩之明日，悲鸣而毙。噫！是亦可谓异矣。太夫人惟懋一子，女一，适太师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永，孙七，曰钦，勋卫，曰镃，曰铭，锦衣卫百户，曰锐，曰钢，曰镇，曰铉，女孙三，长适永顺侯薛勋，次适安昌伯钱承宗，次早世，曾孙五，曰岳，曰嵩，曰端，曰崇，曰岩，曾孙女一。初公葬忠烈衣冠于卢沟桥西连三冈之原，卜是年八月十日，以太夫人祔。奉程学士克勤所著状请予铭，监修时予实以总裁国史事，又同朝久，故为叙其事行而系以铭，铭曰： 卢矢彤弓，世受国封。惟夫之忠，有相之功。桓圭绣裳，载跻庙堂。惟子之良，有教之方。曷其飨之，钟粟鼎肉。曷其饰之，冠翟佩玉。康宁富贵，余八十年。人得其偏，母得其全。讣闻在朝，有祭有赙。赙侈其物，祭加其数。生既极荣，没亦孔辉。匪惟今兹，在古亦稀。堂封是祔，忠烈之墓。勒铭奠幽，永保无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赵秀珍：《北京地区织绣艺术》，收入《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0页。《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68-77页。 [2]身长85.5厘米，通袖长206厘米，胸围94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68-69页图版17-19，图版说明第3页。 [3]（明）陈谟：《海桑集》卷一《寿星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32册，第541页。 [4]（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三《双清图寿汪君克敬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2册，第411-412页。 [5]（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四《梅竹寿意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3册，第653页。 [6]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 [7]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8]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9]华强、罗群、周璞：《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88页。 [10]（明）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二《送夏大理归省》，明弘治姚玺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11]（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一《寿喻处州父太翁八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82册，第140页。 [12]（明）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之《寿高督学太母六十》，清道光十六年邓显鹤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13]（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五〇《瑶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977册，第79页；卷二〇二《合丹》大意相同，第978册，第155页。 [14]（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7-183页。 [15]身长71厘米，通袖长213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2-73页图版22-23、图版说明第3页。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17]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第178-179页。 [18]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编：《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三章《益藩王系墓》（五）《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19]（明）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亲王妃冠服·礼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226页。 [20]若据《三才图会》，尾部的这种不同，说明两者还有种类的差异，呈锯齿形的或是鸾，作翻卷状的或是凤。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之《鸟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55-2156页。而今见明代工艺美术装饰上，近于所谓鸾者更多。在明代，或许并不特别注重区别鸾、凤，两种造型可能常常泛指为凤。 [21]《万历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郡王妃冠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230-231页。 [22]《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十一）《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第27-28页。 [23]方晖：《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名作“金帔坠”；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91页图版一九二、图版说明64页，名作“金镂空香薰”；另见《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二）》，第345页，名称改为“凤纹金霞帔坠”。 [24]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名作“金香囊”；《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第127页图版二三八、图版说明第80页，名作“金凤纹镂空香囊”。 [25]《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五）《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合葬墓》，第18-22页、彩版一三：2。 [26]《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图版45、图版说明第5页，名作“镂空云凤纹金香薰”。 [27]《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第74-75页图版42-44、图版说明第5页，名作“凤形金簪”。 [28]《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三）》，第85页图版一七一、图版说明第57页，名作“金凤凰形饰”；南京市博物馆编：《故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名作“凤凰形金插饰”。 [29]《江西明代藩王墓》第一章《宁藩王系墓》（二十六）《辅国将军朱拱禄墓》，第43-45页，彩版一七：1。 [30]《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第112页图版108、图版说明第11页。 [31]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3-45页、彩版二一：4。 [32]《万历大明会典》卷六一《冠服二·命妇冠服》，《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247页。 [3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 [3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 [35]《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0-191页。 [36]身长86厘米，肩宽59.5厘米，胸围52.5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4页图版24、图版说明第4页。 [37]《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80、181、185、189页。 [38]《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2页；《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第31页。 [39]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40]常沙娜主编：《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第四卷《历代服饰卷（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4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善才主编：《张懋夫妇合葬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图版一六。 [42]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4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盐池县博物馆：《盐池冯记圈明墓》，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5页。 [44]《盐池冯记圈明墓》，第11-37页。 [45]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46]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1期。 [47]《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第72-73、77-78、82-84、184-186页。 [48]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明代薛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1期。 [49]阙碧芬：《明代宫廷丝绸设计与风格演变》，《故宫学刊》总第八辑，2012年，第123-131页。 [50]《明太宗实录》卷四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724-725页）：“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由此看，当时似并未修改洪武所立冠服之制。按《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对冠服制度进行了最后一次较大范围的更定，涉及皇帝、皇太子、亲王冕服，世子冠服，文武官朝服、公服、祭服，命妇冠服，不见皇后、皇太子妃等冠服作何修改（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3110-3119页）。洪武二十六年内府刊印的《诸司职掌》（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8-464页）中，对皇后、皇太子妃等皇室女性的冠服规制则全无收载，皆大有脱漏之嫌。皇后、皇太子妃等女性冠服，在洪武二十四年极有可能还是作了调整。《万历大明会典》诸政书所记“永乐三年”的更张，实际可能发生在洪武后期，之所以记作“永乐三年”，或是因为这年十月的再度颁行。 [51]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鲁荒王墓》（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2-58页。 [52]《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己亥》，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1343-1347页。 [53]《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1页。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6、116-117页。 [55]裙长95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30、图版说明第4页。 [5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中华书局，1979年，第27页。 [57]《元代工艺美术史》，第122-123页。 [58]《万历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卷一八二《大驾卤簿》，第208页；卷一八三《皇后卤簿》，第221页，太皇太后卤簿、皇太后卤簿俱同，第224页；卷一八四《东宫仪仗》，第231页；卷一八五《亲王仪仗》，第239页，世子仪仗同，第241页；卷一八五《郡王仪仗》，第244页；卷一八六《皇妃仪仗》，第247页；卷一八六《亲王妃仪仗》，第251页，公主仪仗、世子妃仪仗俱同，第252页；卷一八六《郡王妃仪仗》，第253页；卷一八六《郡主仪仗》，第254页。 [59]《鲁荒王墓（上）》，第52-58页。 [60]《明英宗实录》卷五〇《正统四年正月癸卯》，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968-970页。 [61]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6期。 [62]苏州博物馆：《苏州虎丘明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63]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64]《天孙机杼——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研究》，第78-80、172页。 [65]吴海红：《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 [66]（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28回《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西门庆怒打铁棍儿》，日本东京都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1963年，第189页。 [67]《定陵》（上），第71、76页，附表一《丝织匹料、袍料登记表》第246页。 [68]宗凤英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织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71、75、90页。 [69]《定陵》（上），第80页图一〇三、第112页图一八四。 [70]尚刚：《朝霞初起，春花竞发——唐代工艺美术色彩刍议》，收入《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5页。 [71]尚刚：《中国工艺美术的史料和史学》，收入《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04-305页。 [72]身长75厘米，通袖长217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0-71页图版20-21、图版说明第3页。 [7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 [7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页。 [75]泰州市博物馆黄炳煜：《江苏泰州西郊明胡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第8期。 [76]裙长96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29，图版说明第4页。 [77]薛雁：《明代丝绸中的四合如意云纹》，《丝绸》2001年第6期，第44-46页；范金民、阙碧芬：《明代宫廷织绣史》，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60-266页；等等。 [78]裙长94厘米，腰围120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6页图版28，图版说明第4页。 [79]裙长94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75页图版25-27，图版说明第4页。 [80]《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天顺二年二月庚戌》，第6156页。 [8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 [82]宗凤英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织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37、48、106页。 [83]前揭《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84]《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190-191页。 [85]前揭《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86]《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第20页。 [8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〇六《功臣世表二·英国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31-3132页。同书卷一五四《张辅》，第4219-4224页。 [88]李永强：《北京考古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89]（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一《英国太夫人吴氏行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53册，第31-32页。 [90]（明）徐溥：《谦斋文录》卷三《英国太夫人吴氏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248册，第613-614页。 [91]《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二《正德十年三月丙戌》，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第2461-2462页。 [92]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八三《定兴宣平二王世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283册，第216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