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极其重要的政治场所，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有何关系？

在河北省承德城内的武烈河边，有一座恢弘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它就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山庄”，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

作为清王朝时期“帝苑”的大型建筑代表之作，避暑山庄可不仅仅是一座避暑胜地，同时也是清廷的“次要”政治中心。

康熙和木兰围场

说起避暑山庄，自然少不了一人，那就是少年皇帝康熙，这个少年皇帝一生充满了神话，十六岁便有着远超年龄的魄力和勇气，推翻鳌拜，执掌朝政。

此后，康熙用了八年时间，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并将台湾一统，使南方诸省局面趋于平稳，而此时蒙古则是风声鹤唳。

康熙帝在此大环境下，既发兵武力镇压，又亲赴北方巡视，并于二次巡视北方时，设立了“木兰围场”。

康熙帝还颁布法令，清帝每年秋季都要率领自己的皇子、孙子、贵族到木兰围场狩猎，也就是所谓的“木兰秋狝之制”。

在中国古代，有些皇帝有巡山打猎的传统，清朝进入关内后，继续沿用满族的骑马、射箭、游牧等生活方式，并将“巡狩习武”视为他们的一项主要政治任务。

而康熙建造木兰围场的目的可不仅仅只是满足自己打猎的爱好，木兰围场创设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康熙最近几年征战四方，却发现八旗军队的战力已经大不如前，以至于在三藩之乱中被吴三桂打得节节败退。

因此，康熙便下决心设立皇家猎场，操练将士，使八旗军队重新获得强大的战力，康熙也曾经几次表明：“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

二是在清朝时期，北京紫禁城的气候极为炎热，所谓：“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褥暑难堪。”

于是，康熙便建立了木兰围场，同时还在一路上修建了行宫，这样外国使节便可在围猎期间前来拜会。

三是每到秋季，清朝皇帝都会率领皇族和扈从军，前往边关狩猎，声势浩大，宛若一次大型的军演，也是对其他部落的示威。

为便于围猎，康熙在热河沿线共兴建21个行宫，热河行宫便是其中之一，热河行宫从康熙42年开始修建，到47年已有一定的雏形。

在乾隆年间，又对山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与扩大，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体建筑终于竣工。

热河附近林木丰茂，气候凉爽，风光秀丽，地理位置日益凸显，渐渐替代喀喇河行宫，成了清朝皇帝夏季办公和消遣的地方，被称为“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的地理位置

康熙帝曾在《芝径云堤诗并序》中称热河之地为“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犹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

根据《钦定热河志》的记载，热河山庄周围，山峰巍峨，群山环绕，颇有一种“四方来朝”之意。

古北口-热河-木兰围场-自古就是由北京到蒙古、喀尔蒙古和东北和沙俄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地形险要，是一条“居世界之脊梁，守中国之咽喉”的道路。

清帝之所以选择避暑山庄作为自己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热河是控制蒙古部落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可以俯瞰整个中原。

天时地利，本来就令康熙垂涎三尺，何况承德又处于蒙古、辽东和北京三个地方的接壤地带，政务传达从北京到承德只需要一日的工夫。

在这六个月里，清王朝的帝王不仅可以处理朝廷政务，休息避暑，还可以狩猎、训练军队，举行军演，加强皇权。

纵观清朝的史实，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个朝代，这三位帝王都曾数次到承德的避暑山庄来管理国事。

康熙在世的最后一段时期，几乎每年都会在这座山庄里呆上大半年，而雍正因为公务繁忙，在位十三年来从未踏入过这座庄园一步。

到了乾隆和嘉庆时期，清廷又恢复了“木兰秋狝之制”，九月的时候来到木兰围场，进行二十多天的游牧民族训练。

避暑山庄的政治意义

明朝之时，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为团结蒙古诸王，抗衡明朝军队，屡次劝服蒙古诸王，曰：“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

满洲人进入中原之后，虽然和蒙古人的关系变得生疏，但是清廷很明白，蒙古人对满洲人的统治是多么地重要。

清帝知道对漠南蒙古诸部落有必要给予特殊的政治待遇和金银奖励以增进感情，但是漠南蒙古诸部落的领地分布在各处，与北京相隔甚远，来往极为不方便。

其次，因为中原气候酷热，导致痘疹十分流行，而痘疹的传染性很强，死亡率也很高，不管是清廷，还是蒙古诸部，都对痘疹闻风丧胆。

将行宫选在与蒙古诸王封地相邻、气候相对清凉的热河，不仅能很好地解决蒙古诸王想要面谈的问题，而且还能体现出清朝想要加强合作的态度。

可以说，康熙帝之所以修建这座庄园，并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更是为了大清的未来，彼时满洲人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边疆并不稳定。

康熙帝一直致力于将避暑山庄打造成一座人文大观园，以加强对四方势力的依赖，而其继承人乾隆等人更是给避暑山庄平添了许多新的色彩。

避暑山庄的民族象征意义

和北京紫禁城的富丽堂皇相比，这座山庄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灰色的墙壁和瓦片，没有任何的装饰，显得非常地朴素和淡雅。

其建造目的并非为了节约开支，而更多地反映了康熙和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来笼络各民族的政策意图。

根据《清史稿》，到了乾隆年间，承德的避暑山庄就成了皇帝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藏族、高山族和哈萨克族的使者在这里会见清帝。

在康乾盛世中，康熙、乾隆两位帝王执行自己的民族政策，其所依托的地方就是外八庙，这环绕在避暑山庄四周的八座寺庙，也是与避暑山庄同时建立起来的。

各寺庙所记录的历史，都与各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清朝政权对各民族的重视，也印证了各民族对清廷的忠心耿耿。

在这寥寥数幢楼阁中，已有蒙古族，维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看出康熙企盼民族大一统的心情，已渗透进楼阁的每一个小角落。

此外，外八庙的排序也是很重要的，八座神殿井然有序地摆放在一起，俨然一副八朝之相，象征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由于无法承受沙俄压迫，土尔扈特部由渥巴锡汗率领，突破沙俄军队的层层包围，进入了“木兰围场”。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汗，又分别在四知斋、卷阿胜境等地召见渥巴锡汗，三度为其设下灯会。

乾隆帝还特地在山庄以北的一座高山上建了一座“普陀宗乘之庙”，并题写了《土尔扈特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碑立于石碑前。

乾隆四十三年，当清朝知道西藏的第六代班禅请求拜见皇帝时，乾隆皇帝毫不犹豫地投入巨资，下令仿造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建造一座须弥福寿之庙。

1755-1780年间，乾隆大帝曾在承德大兴土木寺院，普宁寺模仿西藏的桑耶寺，普陀宗乘之庙模仿西藏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模仿西藏的扎什伦布寺。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避暑山庄及其周边的寺院是清代盛世之时，国家统一，政权巩固，民族团结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一座山庄，半本清史”。

清史学家朱诚如曾表示：“清朝凭借着避暑山庄，成功地化解了从秦汉开始就一直处于游牧与农业之间的矛盾，这既是清朝的政绩，又是避暑山庄的政绩。”

浅谈避暑山庄的人文意蕴

在物质形式上，避暑山庄肇建时，遵从了康熙帝“以地为本，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利用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引江河到山庄，形成了一条天然的人杰地灵的风景线。

在这座山庄里，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思想与技巧得到了很好地结合，显示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妙与广博。

避暑山庄内的各类建筑，雕塑，栏杆，花圃，皆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造型艺术大师所造，这些工艺品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在人文形式上，可以根据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方法，对避暑山庄及周边寺院中能够识别出的“牌匾”、“诗词”、“碑刻”等精神文化形式进行研究。

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三教合一”的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文化表达，这些都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古建筑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山庄附近的庙宇里供奉着神佛和神龙，文庙和武庙紧挨着，各种文化混杂在一起，让人觉得中华绵延数千年，绵延数万里，绵延无尽。

整体山庄的构造及建筑格局，更趋汉唐苑囿之风，是对古代皇室建筑风格继承与振兴的一种标志。

此外，山庄亦以多样的聚景手法，将江南的水乡，西北的山川，蒙古的大草原，以及各处的园林景观，以求“荟萃南北”，“移天移地”之意。

可以说，避暑山庄就是大清王朝广袤疆域的一个小样本，而外八庙则是表达了大清王朝盼望民族友好合作以及一统天下的意愿。

结语

避暑山庄是清朝最大的皇家宫廷建筑，它不但展示了清朝巅峰的人文和艺术，更是清朝统治的时空和变化的见证者，是清朝统治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清史稿》中记载，乾隆对这座避暑山庄有过极高的评价：“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

承德这座避暑山庄既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也有其英雄气概，更有其历史背景下康熙皇帝的风骨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其建筑与维护，既是中国皇室文化的精华与智慧的结晶，又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财富，应加以珍惜与保存。

每当我们经过一些文物古迹的时候，这些看似漆黑的物件，却有着我们数代人都无法揣摩的深意。

它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在历代皇帝的恩泽下，也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如今的它依旧栩栩如生，散发着自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