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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我国解放战争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经历。 而促成红军长征的开端不仅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及战略措施造成的，在其中还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他就是有蒋介石身边“诸葛亮”之称的谋划者——杨永泰。 
蒋介石的谋臣对于想成大事，还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权谋家来说，如何在举贤用能和维系权利之间做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难题。 
对于蒋介石等长期混迹在权力的角斗场的人来说，平衡二者的关系变得游刃有余，但其中不乏出现小插曲和风波。 杨永泰的出现让蒋介石意识到，有时候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1885年，杨永泰出生在广东，从小他的父母就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跟随他的伯父生活。 好在杨永泰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他12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广州学校进一步学习，杨永泰在广州更是受到了西方先进学识思想的熏陶，还接受了革命浪潮的洗礼。 不久后，他所就读的学校因为革命的原因被迫解散，但杨永泰并没有放弃求学之路，随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攻读法律专业，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很快就成为法律系的“四杰”之一。 
时局变换，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内部开始出现众多政治党派，杨永泰因此摩拳擦掌，自己如此努力地学习，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 很快，杨永泰积极地投入到党派竞选的漩涡中，成为其中最为活跃分子之一，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和能力，他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等要务。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杨永泰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1917年，北洋军阀非法解散国会，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积极参与组织政学会。 杨永泰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去日本接受了新的知识和文化传播，更加深入地探讨交流中国未来建设和改革的相关问题。 
学成之后，杨永泰结合自己多年以来的革命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书，他感到胸中充满了许多改革大计，可惜都无处施展。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党势力迅速崛起，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于是想要加入蒋介石的谋士团队。 但由于杨永泰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几乎和蒋介石没有交集，也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这让杨永泰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向蒋介石毛遂自荐。 但巧合的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搜罗各类人才，于是，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杨永泰在政坛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自然是有一定的知名度，蒋介石虽然和杨永泰互相不认识，但对杨永泰还是略有耳闻。 
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他和冯玉祥的关系不好，思来想去，他决定自己找个替代品将冯玉祥进行替换。 很快，他就将目光看向了杨永泰，一天，黄郛对蒋介石说：“我听说国内有一个政治奇才名叫杨永泰，他不仅去各国游历学习，胸中有丘壑，我有一次和他谈天，发现我自己的学识都要逊色他三分呢。” 蒋介石一听，对杨永泰立马产生了兴趣：“你快去安排一下，若真有你说的这么厉害，那我一定要将他收入麾下。 在黄郛的极力推荐之下，杨永泰终于和蒋介石见上了面。 
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 蒋介石越看杨永泰越满意，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一次见面结束后，蒋介石立刻做出决定，邀请杨永泰来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 杨永泰虽然此时心中大喜，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婉拒了蒋介石，表示自己虽然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判断，但国民党内派系复杂，自己实在不愿意加入其中，若蒋介石需要自己的帮助，可以随时来找他。 这招欲擒故纵让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要请杨永泰出山的决心，蒋介石将自己比喻为刘备，将杨永泰比喻成诸葛亮，表示自己一定要请杨永泰出山辅助自己成就大业。 
杨永泰见时机成熟，假装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成为蒋介石幕僚的重要一员。 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就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永泰依靠着蒋介石平步青云，开启了他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 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杨永泰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他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而这些建议对蒋介石的最终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政策。 
“围剿大计”已经击败了诸多地方势力的蒋介石正在洋洋得意之时，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进行一场中原大战，他集结阻止了一群“剿匪大军”，准备乘胜追击全面围剿红军。 
但事情并不会如蒋介石所愿，红军很快就取得了绝对胜利，蒋介石焦急万分，只能询问杨永泰的意见。 杨永泰表示，要想化解目前的僵局，实现围剿红军的最终目的，他思索再三后为蒋介石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就是加强基层的建设和管理。 杨永泰认为，基层治理是治军的重中之重，不仅要在军中加大基层的反腐力度，更要赢得民心，现在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良好，关系也很融洽，如果不让他们的形象崩塌，国民党军很难赢得群众基础，更不要说赢下战争。 杨永泰看待问题的眼光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很准确地抓住了国民党的要害之处，国民党军本就姿态傲慢、态度恶劣，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言之有理，也下定决心整顿国民党军内部的风气，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的习气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并不能急于一时。 因此在强行改变的军令之下，国民党军的变化仅仅是浮于表面，本质和从前并无区别。 杨永泰见从老百姓方面无从下手，只能换个角度来寻求他法。 于是，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请求，他建议蒋介石对红军采取“重兵围剿”政策，但不能强行进攻，而是修建堡垒，一步步将红军和外界隔绝开，最后断了红军和外界的联系和后方的补给来源，达到围剿的目的。
杨永泰还说，国民党军的条件比红军要好上许多，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言语诱惑和劝导，打胜仗不一定完全要靠真刀真枪，有时候给他们一点好处，也许可以兵不血刃，化敌为友。 只要人心出现动摇，红军必定会溃散。 杨永泰开始着手剥离人民群众和红军的紧密联系，这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可是蒋介石对这位“诸葛亮”的计谋是十分满意，他给予杨永泰充分的信任和权力，亲自到汉口主持“围剿红军”的大业，杨永泰凭借这次的出谋划策一跃成为蒋介石跟前的红人，国民党内部屈指可数的“军师”级人物。
不得不说，杨永泰提出的这些建议切中了现实的要害，在国民党军的破坏之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就不得不被迫离开苏区。 杨永泰此时的地位就更高了，顺利称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得到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和依赖。 就这样，杨永泰也成为红军被迫长征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 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还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努力献策。
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此时正是红军败逃的时候，蒋介石可以借此机会趁机进入四川，制服当时驻守四川军阀的刘湘。 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国民党势力趁机开始深入四川，并于1935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聪明反被聪明误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高台跌了下来。由于得到蒋介石的充分信任，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直接负责对接处理蒋介石需要做的事务，几乎可以说是事无巨细。
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和蒋介石见面商讨要事，也必须要经过杨永泰的批准同意。 杨永泰的地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大权在握，自然遭到同僚的妒忌和恶意陷害，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妒忌。 其中，陈立夫和陈果夫就很看不起杨永泰，他们认为杨永泰只是运气好，但实际上是个首鼠两端的小人，只是刚好说中了蒋介石的心中所想而已。 而就在这时，蒋介石听取了杨永泰的建议，将国民党内部组织进行了重新的编排，CC派的势力因此被削弱，权力重新回到了中央指定的军政大员手中。
cc派系的权力已经被彻底架空，陈立夫和陈果夫更是对杨永泰恨得咬牙切齿，在外宣称，都是杨永泰迷惑了蒋介石，任由他摆布，实则杨永泰才是真正的狼子野心。 因此，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也经常说杨永泰的坏话，杨永泰自然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他总是能精准地抓住蒋介石的喜好，对他表达自己的忠心。 对于蒋介石来说，又如何会被这些人蒙骗？各种派系之间的斗争他都心领神会，但杨永泰确实是他十分爱惜的人才，但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 蒋介石毕竟是一个领导者，为了缓和矛盾，1934年，蒋介石不得不将杨永泰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
没想到这一次，杨永泰再也无法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了。 cc派系对杨永泰的报复甚至还没有等到他到湖北到任，他们四处散播不利杨永泰的谣言，激发煽动群众的愤懑不满，一时间杨永泰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闹得沸沸扬扬。 而杨永泰在湖北上任时才发现这里的情况及其复杂，势力交错，分明是蒋介石对他的为难，内忧外患一大堆，杨永泰叫苦不迭。 一方面，他要讨好日本势力，另一方面，还要在各个派系之间做平衡，才能保证湖北的基本安全，但民众对他的行为越来越厌恶，抗议越来越频繁，杨永泰甚至同意警察开枪镇压游行活动，这让对杨永泰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多。
CC派系不仅在其中煽风点火，更是通过国民党内部向杨永泰施压，请求蒋介石将杨永泰撤职。 在来到武汉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后，杨永泰在路上被人暗算刺杀身亡。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他实际上默认了CC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这位曾经国民党的“活诸葛”，将红军逼上长征之路的人，就这么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
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永泰失去了蒋介石这座大靠山，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 而回看杨永泰的闹剧，也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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