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一般被理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这个“后”字，显然受到“后”学家们所说的“后现代”、“后殖民”、“后先锋”之类的影响，是否妥当，无疑可以争论。但用一个“后”字把1989年前后的文学区别开来，以示发生了很大变化，却是很恰当的。1989年后，文坛格局、形势以及文学的审美形态、精神风貌确实为之一变，它起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进入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 1985年以前，文学因与政治密切联姻并充当了代大众立言的角色，常以其敏锐的感受、深刻的思考以及激烈的煽情形式表达频频引起社会轰动，人们也常以一文写出洛阳纸贵的火爆场面为文学的辉煌而骄傲。1985年后，文学虽已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并开始回归自身，但由于其主流形态仍是以思想启蒙、宏扬自我、追求深度为目标，不管是以改革、寻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以意识流、荒诞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共同的精神焦灼仍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焦灼，它们都以在社会广场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为荣耀，自然也不时引起社会轰动。 当时发生的令人心寒的事实是读者减少、刊物滞销、评论冷淡，大众似乎以一种极为冷漠而挑剔的眼光看待文学，他们即使掏钱买一份文学刊物，也只是看其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消遣性、娱乐性需要，而不再关心其中的深度。不少艺术上已臻于成熟的中青年作家精心构筑的长篇小说反应冷淡，反而赶不上他们初试身手时的急就章反应强烈。不少人也许正是以是否具有轰动效应为标尺，把1989年后文坛的平静视为文学跌入了低谷，或认为文学变得疲软。当然，这只是现象。 二、文学逃离社会话语中心，开始向边缘话语漂移。 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二是社会。就作家来说，他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已放弃大众代言人的角色，逃离社会话语中心，无疑则是对“轰动”的一种釜底抽薪。所谓社会话语中心，这里不是指政治话语，而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现代派神话，比如对西方文化的积极认同，对本土文化和现实的激烈批判等等。 这一话语中心不管是来自外部压力（遏制），还是来自内部离心力（疏离），事实上已开始解体，因此对这一中心的逃逸乃势所必然。逃逸又可分为不同的路向，有的逃往民间，有的逃往形式，有的逃向历史，有的逃向内心，有的逃向媚俗，有的逃向游戏。于是，这便有了90年代林林总总的新小说、新旗号：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女性、新武打、新言情……有了逃逸中的沉沦和沉沦后的拯救，并由此形成1989年后文坛新格局。 三、商业主义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挫。 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的第二个直接原因便是社会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及“精英”文化的扼制和放逐。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社会稳定显然不能容忍被称为“自由化”的文学话语和“精英”文化。 （二）经济转型引起商业大潮的突起。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事实上早就开始，只是人们还没有明显感觉出来而已。1988年因为要闯物价关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强化了人们的感受，1922年改革大潮的勃兴则直接引起了持续多年的文人下海潮和经商热，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感受。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算是为市场经济彻底落实政策和正名，市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轴的观念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它的最明确而又最强硬的追求是“利”，与维持社会凝聚力所需要的“义”是相矛盾的，因此它对社会生活的腐蚀作用是与生俱来的。文学无疑也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自然也被纳入市场轨道。文学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自然也被纳入市场轨道。 文学商品的生产者大多也属于并没有先富起来的一群，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他们不得不根据市场行情，按需生产。市场行情又总是变化不定，这就由不得你再那么平心静气地精雕细琢，更不允许你按着知识分子话语设计一股道走到黑。因此，知识分子中心话语被放逐就在所难免了。再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的大众，其兴奋热点已发生变化，政治关切已被经济关切所代替。在没有先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发财；已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享乐。大众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冷漠，不仅使知识者启蒙愿望落空，而且也使之丧失了言说的热情。 （三）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消解。后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中期即已降临中国，它以消解意义、颠覆价值为乐趣，高举弑父、渎神、佯狂、游戏的旗帜，反抗文化、反抗传统、自然对持一种文化乐观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话语构成威胁。 如果说80年代中期人们还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群顽童的恶作剧的话，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大家才确实感到“狼来了”。后现代注意的寓言似乎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时，一种末世情绪便在文坛弥散开来，在各种“新小说”中，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后现代注意的印记，性、暴力、阴谋、死亡、宿命、偶然性、不完整性以及对生活的无奈感等等，就成了这类文学中的常见风景。后现代主义无疑也是一种边缘话语，但它以其顽强的拆解力量，加快了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解体。 中国文学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坛上的风云激荡，其深层原因无不可以在这种历史要求中寻找。1989年以来的文坛变动，当然也不可逃离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制约。 因此，文学既不可能完全认同现实、臣服商业化趋势沉沦和灭亡，也不会超越现实，以凌虚蹈空的姿态飞升。它将像人们对中国现实的预言那样：拖着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因此，经多年来的震荡与沉浮、消除与重构、迷惘与寻找，文学在逐渐认识和适应社会转型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形式一种新的格局和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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