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庞德以“忠烈”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本传中，毫不夸张地说，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和他的“忠烈”有关，如果单从比例上来说，甚至超过另外一位以“忠”闻名的人物关羽。在提到他的儿子庞会时，也被称为“忠壮勇烈”“有父风”。然而我们稍作留意，就不难发现这其中叙事的逻辑问题。首先庞会被称为“忠壮勇烈”，援引的事迹却是他不支持诸葛诞，众所周知诸葛诞淮南起兵反对的是篡夺曹魏的司马氏。由此观之，庞会的“忠烈”已经是不知道付诸于谁了。这种逻辑上的乖悖，背后暴露的是本传“刻意”要给庞德贴上“忠烈”的标签，这难免给人以欲盖弥彰之感。
庞德誓死不降关羽，表面看起来其“忠烈”成色十足且无可争议。然而，除了历代都有史家和学者否认庞德的“忠烈”以外，质疑其“不忠”的声音还来自其同时代的曹魏内部。可见对于庞德是否“忠烈”的评判，并不只是立场问题。相比起制度的更易演进常常有章可循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则更有“润物无声”之感而不易被人察觉。应该说，庞德是否“忠烈”的争议就来自于这种观念上的分歧。说得更具体一点，对于庞德“不忠”的批判，就是建立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说的“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的“二元君主观”基础之上的。
一、因为“二元君主观”，马超成为庞德的道义负担
庞德先是马腾的手下，早年间一直跟随马腾马超父子作战，直到马腾入邺，成为曹操的人质。随后庞德跟随马超，并参与了马超针对曹操的“叛乱”。马超在渭南被曹操击破以后，奔往汉中投奔张鲁，庞德也随着马超一起留在张鲁麾下效力。可以说，马腾马超父子，是庞德“如假包换”的故主，而庞德则相当于马超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东汉其实有特定含义，但庞德和马超的关系与此类似
本文的开篇已经提到过，东汉以来，政治关系中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二元君主观”。所谓的“二元君主观”，按钱穆先生的解释，指是士大夫似乎具备两重的君主观念。那么，何谓“两重君主观念”呢？我们都知道，帝王和大臣之间是君臣关系，而东汉地方太守是可以自行征辟官吏的，所以当时太守的属吏和太守的之间，也是有君臣名分的。而东汉具有征辟属吏权力的官员除了太守以外还非常多，比如太尉、司徒、司空和各种将军。由此，和征辟有密切关系的这种“第二重君臣关系”便广泛地存在于东汉政治生态系统中。
《日知录》卷二四《上下通称》：
“汉人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司隶从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贡器帝庭’；《豫州从事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亦谓之郡朝。《后汉书·刘宠传》：'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是也。”
郡府不仅被看作是“朝廷”，郡守和属吏之间也存在有实际的“君臣”关系。属吏有向上司进谏忠言的义务自不必说，《仪礼·丧服》中甚至还有“旧吏”要为“故主”服丧的规定，这就是东汉“旧吏”为“故主”奔丧的理论来源。代表东汉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通》对此也加以了确认。
关于这种“故主”和“旧吏”之间的“君臣关系”，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那就是汉末风云人物公孙瓒。
公孙瓒为故主效忠，因此被举为孝廉
《太平御览》注引《英雄记》：
“公孙瓒，字伯珪，举上计吏。郡太守刘其以事犯法，槛车征。伯珪褠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其当徙日南，伯珪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时州里人在京师者，送行见之，及观者莫不歔欷。”
这件事同时还被《后汉书》和《三国志》所记载，公孙瓒的故主刘其犯法被发配日南，而公孙瓒一路护送刘其。当时日南地处边远而“多瘴气”，公孙瓒此举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恐或不还”。公孙瓒不避艰险，事故主以忠并慷慨陈词，旁观者都非常感动，“莫不歔欷”。
而公孙瓒的事迹在东汉并非孤例，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后汉书·戴就传》：
“杨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戴就为了证明自己故主长官的清白，甚至不惜为其死节。通过这些例子我们看到，这种“二元君主观”并不只是名义上的。相反地，下属和上司的“君臣关系”是有实际政治内容的。
并且，这种“二元君主观”还随着汉末皇权的衰落，地方豪强的进一步崛起而变得“大盛”，愈发深入人心，成为政治上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庞德，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庞德和马超分开的原因不甚明了
关于庞德为何在其故主马超投奔刘备以后，就留在张鲁处因而和马超分开。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因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史书中也没有任何关于马超对庞德“不义”的记载，两人之间未见有任何矛盾。因此，当马超尚在的情况下，时人对庞德另投曹操，甚至张鲁，都难免颇有微词。这或许同样能解释，为什么关羽“千里走单骑”追寻刘备的行为会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誉。
《三国志·庞德传》：
“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樊下诸将以德兄在汉中，颇疑之。”
这则史料透露出了两个信息，一是在时人眼里，庞德效忠的对象或许本来就该是刘备，而不是曹操，这里显示出一个悖论，那就是庞德投降曹操，本身就是一种“不忠”。所以庞德是以对马超的“不忠”而“效忠”曹操，这种行为本身已经丧失了政治道德；其次，因为第一层关系，庞德在曹操阵营中其实是饱受众将猜忌的。但是我们注意到，曹营里降将众多，那为何单单庞德饱受质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众将对庞德的这种质疑显然不仅仅只来自于庞德的降将身份。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庞德的故主马超尚在，又没有任何对其不义的地方。对庞德而言，实在是单方面有失“君臣”大义。
处于这种环境之下的庞德，自然就会有一种比起曹军诸将来说，更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忠诚”的心态。
二、“二元君主观”下庞德的自我救赎，激进的“表忠”态度
经过前文对庞德在曹操阵营处境的分析，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在《三国志》中关于庞德的记载，有非常多的内容都是他用各种方式在宣示自己的“忠”——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行动上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恨不得把“忠”字刻在自己脸上的庞德形象。
庞德的言行，给人以“刻意”之感，这可能和他背负的压力有关
《三国志·庞德传》：
“德常曰：'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
“将军董衡、部曲将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斩之。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战。德谓督将成何曰：'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
“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德）为羽所得，立而不跪。”
在前两段记载中，庞德随时把“殉国”挂在嘴边，难免给人一种急于以死明志，自证清白的感觉。仿佛除了“殉国”，庞德已经难以自我救赎了。其实，纵观樊城之战中曹军诸将，庞德的这种姿态，可谓是独一份。其他曹军诸将见不到这种表现，难道我们就能说曹军之中，唯有庞德一人是“忠”吗？我们只能说通过庞德的这种“刻意”，能感受到他平时背负的巨大“不忠”压力和谴责。而当他被关羽擒获以后，“立而不跪”的表现，其实也很有深意，胡三省将庞德的这个举动解释为表示自己不屈服于关羽。可以说，庞德已经到了不想在任何一个细节上有所闪失，被人抓住把柄予以攻击的地步了。
应该说，庞德的这种表“忠”的行为，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表明心迹，甚至显得有些欲盖拟彰了。与其说这是庞德“忠心耿耿”的表现，毋宁说这是背负“二元君主观”政治道德压力下庞德的自我救赎。
三、“侠烈”还是“忠烈”？“二元君主观”视角下的庞德评价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攻樊城水淹七军，庞德在此战中被生擒。关羽曾经劝降庞德，庞德誓死不从。
《三国志·庞德传》：
“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
《三国志》这段记载，其实颇值得玩味。庞德不仅不愿意投降，还把刘备斥之为贼痛骂了一番，又说自己托身国家，庞德的这番话甚至还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优越感，表明自己忠于的是“国家”。而认同庞德确实“忠烈”的人，也多从这个角度加以论述，认为庞德以身殉国，是当之无愧的“忠烈”之士。曹丕更是对庞德大加赞赏，把他比如做古代的名将先轸和王蠋。
《三国志·庞德传》：
“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赐谥，策曰：'昔先轸丧元，王蠋绝脰，陨身徇节，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
曹丕不愧是文学家，话说的非常漂亮。然而曹丕大力褒奖庞德，称赞其“忠烈”的这个举动显然另有深意，除了是在宣示自身的正统外，其实也有针对于禁的成分在里面。
曹丕将曹魏另一位元勋于禁羞辱致死
《三国志·于禁传》：
“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
曹丕将曹魏另一位元勋于禁羞辱致死，这个做法实在令人汗颜。即令我们不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单就庞德是否配得上先轸和王蠋之誉而言，笔者的看法是，庞德显然是无法和两位古之名将相提并论的。先轸和王蠋都是坚守清白，以身死国。特别是王蠋，更是喊出了“忠臣不事二君”这样的强音。（《史记·田单列传》）而纵观庞德的一生，所谓的“不事二君”放在他身上显得多少就有些讽刺。
尊刘立场的罗贯中倒是非常赏识庞德
庞德拒绝投降关羽的理由，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他自己口中的“宁为国家鬼”，宣示了个人的政治立场。然而庞德一生前后两次与曹操为敌，他的投降曹操，也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而是随张鲁一起降曹，所以这里实在很难看出来他这种“忠”来自于他的政治认同。
庞德先后两次与曹操为敌
况且他所谓效忠“国家”听起来也让人莫名其妙，当时东汉政府依然存在，退一万步讲，就算庞德政治水平低到他把曹操和汉室划上等号，但是他效忠曹操的理由却又是曹操“带甲百万，威振天下”而刘备是“庸才”。这明明就是比钳子，庞德却非要往政治立场上套，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实在不知所云。
其实，从庞德这些“高大上”的拒降理由，我们多少能从里面嗅到一点心虚的味道。笔者无意否定庞德的“壮烈”，然而在“二元君主观”占统治地位，“旧臣”和“故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还强烈的存在的东汉，庞德“忠烈”的成色又有几何呢？
其实，对于庞德这种“忠烈”的表现，历来的评价其实可以说颇有微词，并不十分认可。清代学者韩菼对庞德的表现就显得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庞德尽节曹氏，诚为侠烈，但少依马腾，腾族于曹，而德为曹用，且超与德兄俱在蜀，而反与蜀弃好即仇，未为合宜。”韩菼首先肯定了庞德的“侠烈”，但是马上又对庞德一生做了个全景式回顾，认为庞德的故主先是马腾，后为马超，而马腾被曹操灭族，马超也入蜀归了刘备，况且庞德的哥哥也在刘备手下效劳，自己反而视蜀汉为仇敌，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未为合宜”。
“二元君主观念”中，故吏甚至有为故主报仇的义务
这里，韩菼用了“侠烈”一词，显然是不认可庞德的“忠烈”。关于“忠烈”的词义无需赘言，而“侠烈”一词又当作何解呢？“侠”在汉代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词，荀悦《汉纪》里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应该说，“骁勇尚气力”是“侠”的一大特点，其层次比起儒家“天下至德”的“忠”来讲，还存在着天壤之别。
文学作品中，庞德用毒箭射中关羽手臂
无独有偶，《三国志补义》的作者康发祥也有类似的看法，相比起韩菼的委婉批评，康发祥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甚至有些严厉的批评说“庞德身为降将，不死于马超、张鲁，而死于曹操，犹五代时周臣韩通不死于汉而死于周也。虽死作壮语以死，君子无取焉。”康发祥的态度甚至还有点嗤之以鼻的味道在里面，他把庞德比作五代十国时期的韩通，尤言庞德甚至有些虚伪。所谓“虽死作壮语以死”，不过是一种缺乏真正感染力，空洞口号式的壮胆而已。显然在康发祥眼里，庞德是配不上“忠烈”这个赞誉的。
庞德痛斥关羽所用的理由，实在不知所云
而毛宗岗同样站在“君子无取焉”的角度，做出过一番更为精彩的论述。“马超既与关公为一家，而庞德乃与关公死战，是亦与战马超无异也。以关公敌马超，犹未为损重；而以庞德斗马超，毋乃为背主乎？其后既不肯背曹操而降关公，其初何以背马腾而降曹操？故庞德之死，君子无取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庞德矛盾行为背后的逻辑乖悖。
在笔者看来，以上几人的观点，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二元君主观”之上，认为庞德背弃故主，反而“效忠”于故主的敌人，实在是难以自证清白。就韩菼、康发祥和毛宗岗对庞德的评价来看，其实基本都不太认可庞德的“忠”，只是鉴于庞德身死，没有否认庞德的“烈”而已。
康发祥对庞德的批评非常尖锐
结语
庞德宁死不降，他是否“忠烈”？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然而就像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到过的那样，政治观念的流变是一个润物无声悄然行进的过程。当我们对汉末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观念“二元君主观”有所了解之后，也许就会发现历代对庞德的评价之所以充满争议的原因所在了。
对“忠”的解读，是理解汉唐间君臣关系甚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而汉唐间的君臣关系又无法脱离“二元君主观”这个框架。庞德的事迹，刚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二元君主观”这个相对抽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