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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10日至13日这三天之中，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匆匆布置解散政府人员，在福州召开会议，说明即将放弃福州，择地再战，指示重要人员可先回香港，不必随军转战以策安全。 于是，人民政府各部门便纷纷解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余心清、许锡清、章伯钧、彭泽湘、胡秋原、梅龚彬、张文、张醁村等多人乘海轮，闽海省府人员何公敢则乘车行动，于1月13日先后离开。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面对这种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1月8日左右，我以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当时即召各军、师长以上开会，决定向泉州退却部署。 我令区寿年率第3军首先渡江南撤，以急行军进占仙游，掩护方面军总撤退。该军之78师在马尾监视敌方行动，俟主力退出福州后继续南撤。 第2军在3军之后行进，在区军掩护下，通过仙游、莆田地区后，即在惠安、泉州间派出掩护部队，更番掩护主力退泉州。 第1军在2军之后跟进。总部在第1军之后跟进。区军之78师在总部之后跟进。 第4军掩护主力渡过乌龙江后即继续跟进。而以原闽东警备司令兼先遣纵队司令邱兆琛率所部为总掩护，俟第4军撤退完毕后继续南撤。 部署定后，我在福州作如下处置： （1）当时，渡乌龙江船只甚感困难。几万大军渡江需船甚急。我约请福建耆老萨镇冰及福州士绅、商会理事们开会，要海军公所通知海军，要爱护福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可乘我军撤退之时进犯福州，以免市民遭劫。 同时，要海军派船掩护我军撤退。海军同意，一面向天空开炮，表示进攻，以欺骗蒋介石；一面派了不少船只协同福州商会所雇的船只，自13日下午起昼夜抢渡。 这是海军陈绍宽所部暗中留情，不想坚决与我军为敌有关，不然，全部渡过乌龙江就不容易。 （2）下令将库存不撤走的军需物品及部分枪弹，加以彻底破坏，以免资敌。 （3）下令戒严司令在撤退期间，有坏人乘机捣乱、抢劫，骚扰治安，一律枪决。 （4）将一方面军全部存粮数以千担，交萨镇冰转给福州商会，赈济被敌军飞机炸伤炸死者的家属。 我是15日早晨离开福州的，到达福州以南乌龙江渡口附近之峡兜时，第1军第2团陈生部被敌机炸死炸伤数十人，我令人掩埋救护。 此时，我的心情激动，很想令各军回头和蒋军决一死战，以报此仇，可惜，主力已南撤，无法集中了。我离福州时，满城贴有“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等标语。 我是败兵之将，沿途触景深有愧对父老之感，唯这里证明福建人民对反蒋抗日，是寄予无限同情与支援的。就我离城的当日，敌军蒋鼎文部先入城，福州便陷入敌手。 16日，我抵莆田，得悉敌军卫立煌部截击我军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距福泉公路约20里）和第3军张君嵩师接触半天以上，战斗日趋激烈，张师长为了掩护各军南撤，进行英勇反击竟日，伤亡颇大，卒挫敌锋。 据俘虏供称：当面之敌军刘戡部，其余主力向南前进等情。 我原想集中兵力先行在仙游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沈军第1师邓志才及第2军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3、4两军及邱兆琛纵队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交互掩护西侧继续南进。 同时，令第2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达泉州布防。 17日晨，泉州派车几辆来枫亭相接，我即弃马率卫士排乘车先行，警卫部队由李以劻率领急行军南进。 车行不久，路经涂岭，被敌军卫立煌部（后来据查是李默庵的第十师）袭击，我的坐车中弹数处，于是向前急驰，乃离开火网，由李以劻率领警卫部队占领涂岭北高地进行猛烈抵抗。 随后，第2军掩护部队赶到，即行进行反攻，付出颇大伤亡，将来犯之敌压迫至公路以西。我军就是在这样互相掩护下，且战且走。敌军在空军更番轰炸下，追截部队数万人，但在战场上仍未能给我军主力多大危害，而先后安全到达泉州。 1月17日（或18日）下午，我率领少数幕僚人员到达泉州，毛维寿及其参谋长赵锦雯先我而到达。 毛的部队是留在此地的，原留下的守备部队有庞成的第2师一部，翁照垣的兴泉警备司令部和陈公培的兴泉省政府。此时，第2军先头部队陆续到达，第1军亦可以依时到达，3、4军尚在途中，须于18日或19日才能到达。 我在泉州所得道的各方情况如下： （1）十九路军由福州退兵后，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曾表示对闽善后态度，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只要陈铭枢、李济深离闽，其余可以免究，双方应停战，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的主张。 （2）广东陈济棠也提出，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维远收编的主张。 （3）敌军蒋鼎文部也由福州乘海轮在厦门登陆。另一部敌军汤恩伯部先头向安溪、同安前进，作包围我军模样。 （4）我军漳厦警备司令黄强在厦门已降敌。 （5）闽南沿海有海军舰艇游弋。 我基于以上紧急情况，假第2军军部开一次紧急会议，除在行军未到者外，已抵达泉州的军、师长及参谋长均参加。 在开会前，我曾与毛维寿面商今后大计，着其火速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西10里）布防。可是，他的态度十分暧昧。 谈到今后转进方向，他表示，后退困难。谈到应敌，他则表示已陷重围。我深知，毛早有通敌嫌疑，在今天形势下迫我出走，由他另谋出路的叛变动机，已十分明显。 此时，我基本上已掌握较确实的1、3两军尚未到达，泉州部队全在毛掌握之中的具体情况，即对他说： “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的第5军被击破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 在敌军未合围前，应冒险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决飞漳州，退龙岩，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 毛看见我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扬扬得意，兴泉警备司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在旁也无表示。 紧急会上，我匆匆就敌我双方情况作了研究，认为再作有计划的抵抗蒋军已不容易，为保存力量，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 同时，我宣布一方面军部队归毛维寿军长代理指挥，我即离军飞至龙岩等待部队，筹备补给，布置防务。如各部队指挥官怕牺牲，不愿西进继续革命，即由你们自决等语。 接着，我自草一函，交由毛维寿转达在途中的各级指挥官。详细内容记不清，主要意思是： 我与十九路军将士10余年来，东征北伐，转战南北，抗日御侮，同生死共患难，何啻百战，此次福建起义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垂危，唯目下形势险恶，泉州被围。我决心先至闽西与红军为伍，各军行动，由毛军长召集大家商量决定。 同时，我还下手令派副参谋长范汉杰率高级参谋陈心菉（原曾充第一军参谋长）立赴厦门，找敌军总指挥蒋鼎文商洽，说明我已离军，要求保存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部分抗日力量。 当时，我派范汉杰作为代表的动机，是由于范和本军在1926年北伐时，就有历史渊源，他是蒋介石最早赏识的门生，1927年冬，就任浙江警备师师长，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一人。 “闽变”中，十九路军将领曾怀疑他是和蒋介石私通人员之一，加以防范，故特派他前往谈判较为便利，后来了解范到厦门后，并未会着蒋鼎文进行这一任务。  正在途中休息的第十九路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17日近黄昏，我布置完毕，即乘飞机到漳州，令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原总部的直辖两个炮兵营及第四军周士第团官兵，归余华沐教育长率领，即开龙岩，并通知龙漳省代省长徐名鸿率政府人员及农民自卫军，火速离漳。 因为，当时敌军李玉堂部，已由厦门迫近石码（距漳60里）。 18日（或19日），我飞抵龙岩。在龙甫第三天，突接到毛维寿降敌消息，他们打给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四中全会的电报，表示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来维持，除停止军事行动外，静候和平处理等语。 毛等的叛变，我在意料中，不足为奇。可惜的是，随我多年的沈光汉、区寿年两部竟不能自拔于庸俗，令人痛心疾首。 又过了几天，在闽西善后处得悉，毛维寿、张炎两人通电，就任东路军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职务。 一方面军所属各军番号取消，原十九路军所属各师番号保留，唯营长、团长、师长各级正、副主官全部撤换，新任师长陈沛、杨步飞、伍诚仁、文朝籍等尽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而毛维寿、张炎等降敌的结果，仅是一时受利用的傀儡而已。 据“闽变”失败逃回的师长们向我汇报，在我被毛维寿压迫离泉州后的次日，毛召各军、师长以上会议，拿出我留给各军、师长的函件宣读之后，即强调说明，后撤不可能，区区十九路军对抗天下大兵安得不败。 他认为，在此前后包围之下，即使到达闽西，背靠江西，也无法生存，唯一生路只有接洽和谈。 听说当时沈光汉、区寿年等人竟辜负我的期望，贪生怕死，不敢突围，被迫低头不语，只有云应霖师长一人敢于直言，鼓励大家率兵突围，被毛维寿派兵将云扣押，加以鞭打，全场于是噤若寒蝉。 接着，毛维寿、张炎派赵锦雯为代表，向追击我军的敌军总指挥卫立煌接洽投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收买的结果，但也是我姑息养奸之过，才招致十九路军这样的败亡。 1934年1月19日，我退抵龙岩，20日左右，漳州的后方部队及家属先后到达，沿途因受所谓“讨逆”军闽南总指挥杨逢年的特务武装袭击，颇为凌乱。 由于我已经得悉，泉州方面我军主力被毛维寿率领降敌消息，不胜懊恼。随即清点退集龙岩部队计：第四军周士第一个团约1500人，军官团学员800人，炮兵营、工兵营、高射炮队等部队约1200人，各军留守官兵约500人，徐名鸿所带的地方武装不计在内，4000余人。 当时，我军与红军有边界协定，没有西顾之忧，闽、粤边之永定有粤军黄任寰师盘踞，但尚无进攻企图。 东边的敌军则进抵南靖，不敢深入西犯，我很想和傅柏翠合作，利用闽西善后处的基础作基地，继续反蒋抗日。 于是，我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方便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理；同时加以犒赏官兵，并对残部讲话说明十九路军虽败，我志未馁，决与全体官兵共患难，同蒋介石作最后斗争。 约在1月底，得悉蒋介石宰割十九路军时，有廖启荣、石抱奇、黄镇、谢鼎新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突围来闽西，已被蒋军截击消灭。我原派参谋处处长尹时中赴瑞金，尚未回来。 当时虽大势已去，今后出路曾计划有如下三条：（1）入江西参加红军行列；（2）回广东去；（3）留在闽西打游击。 关于入江西，红军张鼎丞司令员曾派代表在大池和我磋商过，表示欢迎。但我误会在“闽变”过程，红军未能全力支持，才失败这样快，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怕也难立足，所以迟疑未决。 后来，我的参谋长邓世增由粤回来，危言相劝，竭力破坏此举，故中止进入苏区计划。 关于在闽西独打游击之事，我曾到蛟洋，在傅柏翠处小住几天，他很同意此举，表示全力支持。但是，鉴于大敌当前，蒋介石知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我没有红军这样打游击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也难生存，故未作决定。 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我初退至闽西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我的残部，我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 约在2月初，邓世增带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大池，黄并遵我命带款12万元接济经费。邓告诉我，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旅，归驻粤闽边的独一师长黄任寰指挥。 我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为人事相宜，特选派黄和春任旅长，这个旅编成后，即移防永定。接着，我便去了香港。 到港后不久，忽闻该旅被陈济棠缴械，团长周士第几遭杀害，幸单骑脱险逃入苏区，我的秘书长徐名鸿则被陈济棠误认为是共产党人，派兵逮捕杀害于大埔。 于是，我电责陈不守信义。据其答复，是因蒋介石不许十九路军残部存在，更不容许广东收容，才有此举。蒋、陈乃一丘之貉，我闻之痛心，异常后悔，“闽变”中，徐名鸿对联共反蒋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牺牲至今还使人悼念。 “闽变”自1933年11月20日开始，迄1934年2月中旬止，历时三个月。由于淞沪抗日名闻海内外的十九路军，就是这样为反对独裁统治，而遭到消灭了。 我于1934年2月下旬，失败回到香港后，知道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多人，业于上月底先后安全到达。 他们去闽匆匆，离闽也匆匆，所谓搞革命，对十九路军的牺牲，似无多大足惜。唯我和蒋光鼐多年相率这支部队，据报被蒋介石、陈济棠所遣散的官兵数以千计，有些行乞归来，抵粤走投无路，闻之心有余痛，随即派遣军需处长叶少泉，携款至广州维持。 同时，我们将“一·二八”战役国内外同胞捐献慰劳金，如数公布，以昭无私。 经过一月时间的善后安排，自念闽变失败原因复杂，除发难过急，政策偏左，政治孤立，做法陈旧，内部混乱，脱离群众，兵力悬殊外，我自己指挥无方，学识浅陋，缺乏政治眼光，难辞其咎，故决心出国学习，并借机答谢爱国旅外侨胞在淞沪战役时的解囊捐献、爱护十九路军的情谊，以备将来再干于国家有利之事。 在出国前后，据我先前派往瑞金联络的参谋处处长尹时中回到香港汇报，他在瑞金，多次见着红军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十九路军失败残部退抵龙岩时，周曾叫他打电报给我“打起红旗继续革命”（这个电报我未收到）。 尹临别瑞金时，苏维埃临时中央交给尹带出来给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以后和苏维埃及红军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以及周恩来副主席代表苏维埃中央殷切希望福建事变诸领导人，继续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的指示。 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事业虽失败，但失败后10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红军打败了日寇。失败后15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又继续打败了蒋介石的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我个人自闽变失败后，逐步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继续参加抗日反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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