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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感念自己去北大时的校长蔡元培，而季羡林也感念自己去北大时的校长胡适。 于谦喜欢抽烟喝酒烫头，胡适喜欢抽烟、打牌、逛窑子；生于辛亥革命同年，比胡适小了20岁的季羡林年轻时也比较直接，他曾在清华大三时的日记里写到：
晚年时要出版他的日记，编辑建议删除这类内容，季羡林说：我70年前不是圣人，现在也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不删。  胡适与季羡林 季羡林上的是清华，成名于北大，中间还留德十年。 他是被陈寅恪推荐的到北大任教。那时季完全是新人，但北大校长胡适爽快答应了陈寅恪的推荐；而且在仅仅10天之后就让季羡林出任了东方文学系主任！ 之后季羡林很快遇到了两位大佬的学术争论，胡适，和后来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他们争论：浮屠与佛谁先谁后。胡适认为浮屠在先佛在后，陈垣认为先有佛后有浮屠。 后来季羡林考证了一下，说浮屠来源于印度古方言，佛来源于原始印欧语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吐火罗文，所以在中国文献中，是先有浮屠后有佛。 再后来季羡林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与年轻时被胡适提拔有关。 作为系主任，季羡林需要经常向校长胡适汇报工作。季羡林感念胡适待人亲和，让自己汇报工作时不紧张。胡适则对季羡林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大为欣赏。 季羡林和胡适在北大仅仅共事三年后胡适离开了大陆，因此胡适在大陆的评价不是太高。而季羡林曾为胡适站出来说话。1978年，季羡林写《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说：胡适“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 这么公开为胡适说话，现在没什么；但在当时，还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不过在学术上，季羡林认为胡适没什么独创的体系，这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也认为胡适是有学位、无学术。季羡林说，“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胡适都没有独立的体系，而且好像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创立什么独立的体系，严格地讲，他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我给他杜撰了一个名词：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 在具体的学术观点方面，季羡林则与胡完全相反。 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季羡林则主张全部东方化。 季羡林说：西方文明辉煌了两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该东方文化了；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如果说鲁迅是拿来主义，季羡林就是“送去主义”，主张把孔子思想送出去，把中国文化送出去。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是反对的，原因是他认为孔学含有侵略性质。据说今天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处境也很一般。所以季羡林的送去主义恐难实施。 现在西方的东西影响世界，靠的是现代的东西；而我们想拿自己的东西影响世界，我觉得也得拿现代的东西，而不是古代的孔子。往远了想，如果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到500年了1000年了，还是始终只能拿孔子说话的话，你不担心吗？这不是否认孔子的价值，而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有新东西，不能始终只吃老祖宗的饭。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季羡林甚至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还提出“孔教该成为国教”。对此很多专家认为，绝对不能把一门学问变成宗教。王朔听说季羡林提议把孔教定为国教，大骂，“惊闻季羡林进言定孔教为国教，倘若是真的，倒要声讨老贼了”，“季羡林真是根底浅，倚老卖老——我看你是昏了头临死还要生事祸害中华。” 季羡林最后一次见胡适在1948年12月。那时北大举行50周年庆典，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城内人心惶惶。胡适作为校长上台，仍是满面春风。他做了简短的讲话，话里是喜庆的气氛，没有忧愁的感觉。话还没讲完，城外传来隆隆的炮声。 胡适抬头看了一眼天，不失幽默地说：这是给我们北大放礼炮呢！仪式完毕后，胡适和大家告别，登上飞机飞赴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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