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 根据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先后生活过无数群体，各自以共同的祖先和血缘记忆、语言、宗教、谋生方式、生活习俗等聚合在一起，努力拓展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范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迁移，相互征战、贸易、混居和通婚。有时大群体分裂为几个小群体，有时小群体合并入大群体；有时会组成这样的集团，有时又会组成那样的集团。在这一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各朝代的文献都记载下当时流行的群体族名，无数群体的原有族名最终在历史中消失，另一些群体则勃然兴起并在中华历史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长期彼此交往、相互吸纳和通婚中，各族群的血缘相互混合，各自的文化也在相互学习和交融中发展、变化，各群体自身的面貌和群体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中原群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汉族”正是在这一漫长的众多族群的融合中形成的。这些群体之间曾经结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共同体，各边疆群体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上服从中原王朝和皇帝的管辖，有的甚至曾经“入主中原”而成为中华主导群体，从而在各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交往模式方面打上了深深的历史政治关系体的烙印。经过两千多年来彼此依赖互补、磨合交融的曲折历程，他们逐步演变成为一个自在的“中华群体”，并在鸦片战争以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一个自觉的“中华民族”。 20世纪曾是中国“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先后接受了不同来源的“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模式，其中既有来自西欧的反对封建专制、倡导共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也有来自苏联的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理论，这使中国的民族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变得极为复杂，也使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研究专题。根据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我写下了自己近期想到的一些思考题，希望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朋友们和我一起予以关注，并在交流和讨论中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以便在其中一些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我相信学术界对这些题目的积极讨论将会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所推动。 1.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迅速发展。在交往和相互比较中，我们是否承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科技创新、经济活动、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与速度方面，在知识体系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16～19世纪亚非拉各地政治实体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进行的贸易和战争中，我们是否承认欧洲国家具有远远超过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是否承认亚非拉国家曾经一度是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承认亚非拉各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在各方面向欧洲文明学习？ 2. “文化相对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群体的文明都具有独特和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任何文明的消失都是人类文明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人接受。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承认不同文明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工业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机制和客观效果？是否承认在不同文化相遇后，发展相对滞后并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及其文化在现实竞争中必然衰落？如果我们今天批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近代史上曾是长期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在今天的国际交往和国内族际交往的现实中，尽管有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叙事话语和所谓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恶性竞争和某种新的“丛林法则”？ 3.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一国内部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及居民群体（特别是少数族群）是否需要加入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各民族对待科技知识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观念和动力存在差异，但是，我们是否承认当前各族广大民众普遍期望获得并享受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生活消费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福利制度？ 4. 今天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为创建和维持现有优质社会服务设施和福利体制所需要的财富来自哪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进行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今天仍然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继续垄断前沿科技发明并在高科技产品销售中获取暴利。对此，我们可以在道德上予以谴责，但是必须承认它们在残酷的军事战争和贸易竞争中拥有实力并占有优势。那么，欧美工业化国家实力和优势的源泉是什么？从客观条件来看，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与亚非拉国家相比并没有绝对优势，同时，北美大陆在印第安人占有时期和白人殖民者占有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态势。所以，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社会制度创新，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产品加工，工业化国家较高的人口综合素质与能力是否是其创新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5. 我们是否承认种族、族群成员之间存在先天的智商或能力差异？承认世界上存在“优等种族/民族”或“劣等种族/民族”？假如我们否认这一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人类群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理基因与智商，人们潜在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和社会熏陶可以得到发掘和培养，那么，发展滞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竞争能力和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方面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主要源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走过的自强历程，是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些差距的逐步理解与认识？ 6. 各国各地区是否只能跟随西方国家走它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今天，各地区各族群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参照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是否需要以西方工业化的一套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和汽车拥有量，人均教育和医疗经费等）来评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并把在这些方面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具有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和群体是否可以探索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是否拥有自主探索权与选择权？假如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这些权利，但是现实中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市场贸易规则是否能够给这些地区和群体提供这样的探索机会和选择空间？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的五个手指不一般齐，而且各有各的功能，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互补”的功能？ 7. 一国内部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各地区达到大致相近的发展水平？一些地区之所以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通常受到居住地区地理条件（高原、荒漠、山地、海岛等）和资源（适合耕种的土地、淡水、地下资源等）的限制，这些条件今后仍将继续制约当地现代化农业、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那么，这些受到地理和资源条件限制的地区将通过什么途径、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一个发展滞后地区为了在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方面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主导的因素和力量是什么？生产力是由人和人所发明的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关系也是在人们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一个地区在“硬件”方面的现代化与当地劳动力基本素质和能力的“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8. 如果要使一些地理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在基础设施（住房、能源、交通、通信、市政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包括城镇管理、治安、消防、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和消费模式等方面达到与发达地区同样的水平，必然需要巨额资金的长期投入。况且，在地理条件恶劣和人口密度很低的条件下，建设和维持高水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需人均支出，要显著地超过地理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现有经济活动的产出无法提供建设和维持这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消费模式所需的经费（人均产值、税收、居民收入），那么，这些地区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巨大经费将来自哪里？ 9. 第一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所需经费、物资和人才主要来自本国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援，但该地区必然发展出在各方面特别是资金方面对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的高度依赖。即使建设和发展资金主要来自境外财团，也同样会重复20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各国出现的“依赖型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模式。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发达地区是否愿意长期向发展滞后地区提供巨额资金和人力、物资支持？这种“依赖型”经济关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关系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 10. 假如发展滞后地区利用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援和资金支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使本地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使本地人力资源和本地新兴经济成为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这将有可能逐步降低本地区对外部资金和人才的依赖性，并使本地民众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享有自尊和自信。但是，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多少年？这一过程需要哪些必备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这种区域间发展水平的相互持平在社会、文化等层面又意味着什么？ 11. 一些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沙漠、戈壁、山岭、冰川、冻土地带等）曾因不适合发展传统农牧业而发展滞后。如果科技知识和工业能力（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地区有可能勘探出丰富的地下资源（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这就有了第二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及居民有可能以新发现的地下资源换取财富，从而解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来源。但是，任何地下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的，这种“资源换财富”的模式能够持续多少年？如果本地人口没有在地下资源枯竭前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那么一旦地下资源枯竭后，现有的社会体系与经济运行又将如何维持？ 12. 考虑到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能否认为，在近代工业化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地区和群体最终扭转自身不利地位，并使本地区与发达地区具有相同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本地区的人口素质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生产贸易和社会管理技能，参与工业化进程并发展出繁荣和可持续的地方经济，从而在平等交流、相互贸易、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一度发展滞后，但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欧洲文明，培育出本国优秀人力资源，形成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通过进口资源、本国加工和对外贸易成为先进和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发展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离大城市越远、生活条件越艰苦的地区，学校教师的收入和福利就越低，这造成了在学校师资队伍、教学效果方面十分悬殊并仍在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现代公民国家，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是公民平等权利的基本内容，为了吸引并留住优秀教师，偏远地区教师通常享受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如果目前的教师工资待遇基本格局不能得到扭转，那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相对竞争力呈现的是一个不断提高还是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负有什么责任？ 13.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极具多样性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地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区域间的政治整合和全国性市场（资金、原材料、能源、技术、劳动力等）的形成与完善，各地区之间必然出现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孕育和发展出一个新形式的产业布局与功能分工体系。在新经济体系的孕育和发展中，各民族如何发挥各自在传统经济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优势，通过“优势互补”来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的资金、人员、物资交流是否应当被称为“援助”并要求边疆地区民众“感恩”？列宁曾多次提到“大国的好处”和“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同为中国公民，无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在考虑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生存前景时，是否需要突破本族人口的传统聚居区和本族群利益的局限性？在面对全国性共同市场时，中华各民族应当如何在相互协作中“优势互补”，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推动“多元一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14. 什么是“民族”？这个汉文词在西方语言体系里的对应词究竟是哪一个？英语中的nation、n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所对应的，是什么性质的群体？各自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这几个词和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对应内涵何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西欧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又是何时、在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中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类似的词或概念在东欧及斯拉夫语系、阿拉伯语、印地语、日语等其他语言中是何时出现的？它们的出现对各地区的社会政体构建和群体认同意识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5. 在中国，汉语中的“民族”是一个本土自生的概念，还是在近代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概念？如果是自西方引入的概念，它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境中进入中国话语体系并逐渐被中国各群体所使用？其他语言（如日语）是否在其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民族”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还是个主要偏重血缘和文化特征的概念？在中国，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实际应用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在传统的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是否有相应的“民族”概念？中国的这些群体在古代包括清朝，如何在口头和书面文献中称呼中原群体和其他群体？如何称呼中原政权和其他地方性政权？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翻译汉语的“民族”一词？为什么会发生用词方面的变化——包括出现新词和原有词的内涵发生变化？谁主导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各群体认同意识的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族际交往又带来哪些社会心理后果？ 16. 什么是“族群”？“族群”所对应的英文词是不是ethnic group？这个词在人类历史上是何时出现的？有人说这一词的出现至少要比nation晚200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认为有必要发明一个可以区别于nation的新概念？Ethnic group与nation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Ethnic group最初出现在哪些国家并用来表示哪些类型的特殊性质的群体？它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这个词的历史起源和发展、传播过程是怎样的？这一概念何时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一概念与汉语中常用的“民族”概念有什么不同？今天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概念主要被应用于哪类群体？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应用性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等许多工业化国家把国内属于不同种族、来自不同祖籍国、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各类群体都称作“族群”（ethnicgroups）而不称作“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 17. 如何理解起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这个概念与欧洲思想界出现的启蒙运动、民主共和思想、“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上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它所对应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还是对应于建构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共和政体？如果一个政治实体承认本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宣称自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能否开展真正具有现代公民社会意义的“民族国家”构建？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原则的“民族国家”？ 18. 近代以来人们追求“民族国家”的政体建构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与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的变革相呼应的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什么？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发达西方社会和发展中非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异同？为什么有些人提出“后民族国家时代”这一概念？20世纪后期西欧国家组成的“欧盟”和东欧苏联的国家分裂分别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哪些发展趋势？各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今天人们在国家政体建构进程中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处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的中国社会各族群应当如何认识这种历史趋势？应如何判断并选择真正符合本族群长远利益的道路？ 19.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各族群成员与生活在身边的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人们之间的族群差异（语言、宗教、祖先记忆、生活习俗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本质性的还是表象性的？每个群体文化的传承是靠群体成员的后天学习来完成，还是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先天地遗传了本族群的文化？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和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还是会因时因地根据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族群的文化特征和认同意识是如何在自身与周边人群的交往中凸显出来的？ 20. 在一个传统多部族帝国（如沙皇俄国、中国清朝）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共和制国家，在为本国的现代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设定一个总体目标时，应当把内部具有不同族源和历史记忆、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特征的各群体引导成为各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民族”（nation），建设一个以“民族”为单元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还是应当把各群体引导成为保留文化特征和历史记忆的“族群”（ethnic group），并把国内所有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族”（nation）？这两种路径各自的利弊是什么？现实发展中的可能性如何？ 21. 在西欧工业化发源地各国和东欧亚洲传统国家的“民族构建”模式的比较中，安东尼·史密斯提出两个相互对应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 model of nation）和“族群的民族模式”（ethnic model of nation）。菲利克斯·格罗斯提出了“部族国家”和“公民国家”这两个对应的概念，这两种“国家”概念与史密斯提出的两种“民族”模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案例分别演绎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这两组概念和两个理论框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国家构建是否具有某些启示？ 22. 最早衍生出“公民的民族模式”的西欧国家，它们在转变之前属于世袭多层级封建国家，还是属于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它们的发展历程是否能够使用从传统“部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演变这一理论框架来加以解释？中国的清朝是否应当被归类为菲利克斯·格罗斯定义的“部族国家”？推翻清朝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族群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和“公民国家”是否应当成为中国在民族构建中的目标？中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23.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如果存在，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作为组成部分的各族群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今天，中国政府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各自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费孝通教授在1988年提出理解中华民族基础性结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框架，他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多元”和“一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4.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是如何论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一些民族称为“革命民族”并把另一些民族称为“反革命民族”？他们的理论根据和价值判断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论述和评价19世纪亚非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25. 列宁在1913年时曾经表示不赞成联邦制，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为什么又实行了联邦制？列宁是如何论述联邦制的？苏联的一百多个“民族”是如何识别出来的？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等组成的联邦体制是如何最终建立的？苏联的联邦制、南斯拉夫的联邦制与美国、瑞士、西德等国家的联邦制之间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区别？1991年苏联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解体，苏联的最终解体与当初国体设计中的“多民族联邦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26. 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斯大林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下，出于什么考虑提出他的“民族”定义和相应理论的？我们应当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相关的民族理论看作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革命形势下，为了特定目标而提出，仅适用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国情的政治概念和夺权策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社会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对新中国的民族制度、政策的设计制定产生了哪些影响？ 27. 当代人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实践应当抱持什么态度？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反思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六十多年后，当我们回顾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时，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所持的基本理念、国体设计目标以及识别过程中的各种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对于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哪些历史反思？由“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中国民族整体框架，在随后几十年引导“民族”关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实际社会效果，与当初设想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差距或者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出现某些差距或意外后果，这些差距或意外后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8. 在一个多民族（多族群）国家内部，应当如何理解和实现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平等？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什么是“事实上的平等”？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具体指标来衡量群体之间的平等？在族群之间作比较时，怎样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在群体层面，民族平等是否应当体现在由调查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群体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及其结构、宏观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的平等？在个体层面，权利的平等应当体现在成员之间在法律和竞争机会方面的平等，还是应当体现在成员之间在竞争结果和实际收益方面的平等？假如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贡献与回报之间应当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平等交换原则，那么在公民个体间的“法律上的平等”与民族（族群）集体间的“事实上的平等”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差别和矛盾？人类社会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是否最终应当落实为公民个体之间在法定权益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平等？ 29. 在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里，群体性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每个具体的群体成员的含义是不是一样的？族群之间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否意味着两个族群应当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经济领域（劳动力行业、职业结构）方面也趋于相近？人们能否通过追求群体的平等政治权利来实现群体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平等？一个现代社会首先应当保障的是各民族的群体平等权益还是全体公民的个体平等权益？群体权利能否简单地等同于个体权利？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思考和判定具体案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时，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的族群背景、个体地位身份和具体事件的性质？各族群和全体公民是否应当秉持相同的平等观、公平观和正义观？ 30. “自治”是一个相对于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而言的概念？如何理解“区域自治”、“民族自治”、“民族区域自治”这几个概念？在多族群混居的地区，谁应当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一个自治区域内的“自治”群体在本区域内是否享有排他性的“自治”权力？排他性的“自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自治”应当包括哪些领域（政治权利、资源权益、人事任免、文化教育、宗教管理等，以及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目前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里，世界各国存在着哪几种“自治”形式？各自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以及实践的社会效果怎样？在不同“自治”制度设计背后，体现的是哪些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 31. 自1921年正式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哪几个历史时期？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纲领各有什么特点？影响中国共产党思考我国民族问题和制订民族政策的内外因素都有哪些？如何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制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如何回顾和分析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和社会效果？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合法性前提和制度环境是什么？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和合法性前提在六十多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发生变化？当初设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在今天有没有发生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是如何建立的？当初建立时是否在领导集团和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并提出不同的选择方案？各种不同意见背后的道理和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各地的制度选择？ 32.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土司制度是否属于某种“自治制度”？实行土司制度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明清两代的中央政权为什么要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在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际交流等方面以及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们分别具有什么意义？“改土归流”这一制度变迁对原来实行土司制的当地民众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提高当地民众的社会竞争力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人把一些曾长期实行省、县体制的地区在1949年后改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称为“改流归土”，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3. 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否属于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期实行“保留地”制度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保留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与国内其他高度工业化区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印第安人在这些“保留地”里是否生活得幸福、自信并享有尊严？这种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是否真正保护了印第安人的各项权益和传统文化？“保留地”的存在是否能使印地安人的文化免遭当地现代化的影响？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印第安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并使他们逐步成为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北美印第安人在近二百多年里是否有效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或出现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他们距离自己的传统有多远？他们距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34. 如果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那么，人口规模较小、居住在边疆地区、没有完整经济体系的群体（如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依照土著群体的自我意愿是否会长期坚持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拒绝与外部社会交流以防止被“同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这些群体和地区被隔绝在本国的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之外？这样的生存模式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这些群体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如果这些群体始终拒绝进入通常观念中的“现代化”轨道，它的成员们是否感到生活幸福？如果他们希望享受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和文明成果，但是又不愿意亲身投入现代经济体系中去就业和劳作，那么保障他们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这种来源的保障是否能够赋予他们尊严和实力？ 35. 取得独立后，印度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历史进程具有哪些特征？尼赫鲁总理为什么提出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的国家目标？独立六十多年后，全体印度国民是否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印度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为了构建这样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印度社会过去和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印度的“民族构建”进程能够为中国提供哪些启示？ 36. 清朝末年，保皇党与革命党在“中国”、“中华”的定义和“中国”的地域、国民范围方面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十八行省建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口号的始提出者是些什么人？康有为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等词是何时出现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的？当时国内外的哪些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促成和推动这些概念得以在中国流行？ 37. 在抗日战争处于危急时刻的1939年，顾颉刚为什么坚决反对中国人继续使用“中华本部”这一概念？他为什么同时又公开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一观点表示异议？在这两位学者的争论中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和学理上的哪些不同考虑？经过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之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到了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费孝通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发生在1939年《益世报》上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以及费孝通先生观点的前后变化，对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带来哪些启示？ 38. 总结20世纪的百年中国历史，清末保皇党与革命党、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概念的定义及关于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施政纲领方面存在哪些主要分歧？对于它们各自在民族问题上推行的具体政策和施政实践，我们可以进行哪些比较分析和理论反思？ 以上这100个题目是我近些年来一直不断努力思考的主要问题，其中有些涉及基础性的民族理论，有些是我在西部地区实地调查时观察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我与各地少数民族干部、学者和学生们交谈时，我们时常会讨论这些问题，有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基本共识，有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会出现很大的分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不同，各自目前所处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存在差别，因此每个人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时所持的角度、所偏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极其自然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人们对世界有不同看法也是必然的。 同时，为了深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充实与完善我们的知识，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自己固有的知识和认识，忘记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古训，那么我们的思路就难免进入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牛角尖里去。而当我们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讨论时，将逐步推动讨论的一方尝试着从另一方的立场和视角来观察、理解和思考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们之间实现良性沟通的基础性原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和而不同”，就是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共同理念。只要我们思考问题时的政治立场和基本价值观相同，都是着眼于中国13亿国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思考问题，都主张加强民族团结和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有关讨论的深入，我相信一定会在许多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 文献来源 〇 马戎：《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第16－33页。 编辑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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