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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山西叫大烟或洋烟。自古以来，家谱不写负面内容，可谓家丑不可外扬，都是报喜不报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只有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健康发展、蒸蒸日上。新家谱就破例一次，说说鸦片给王正潘家带来的灾难。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毒品叩开国门在中国泛滥。1855年前后，鸦片在山西城乡传播，“洋烟鬼”聚集成群，不分贫富，不管贵贱，烟瘾发作了，最大的需求就是吸洋烟获得精神快感。只要抽大烟，家底都要大大缩水，严重者导致无房住、无地种。 1887年为丁亥年，1888年为戊子年，连续二年山西、河南两省旱情严重，史称“丁戊奇荒”或“晋豫奇荒”。这次旱灾之后，山西、河南大面积种植鸦片，清朝地方政府和部分官员，甚至也默许了这种违法行为，从而导致吸食鸦片的人群暴涨，出现“十户一烟枪”。 王正潘氏个别族人没有躲过此劫，随波逐流吸食洋烟，持续到民国中期，前后达六七十年。这些人染上洋烟瘾后，精神空虚，无所事事，一口一口把家产吸光。烟瘾上来卖掉房子有之，卖光农田有之，卖掉整座院子有之，卖了西安生意股份有之。 至今，老一辈人提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说谁一夜抽了一头骡子，谁抽的把整座四合院换成别人的土坯房，谁把土地卖光沦为穷家。甚至还有老大抽烟抵押房子无处住，老二拼命挣钱赎房子的美谈，类似事情听起来让人心酸。 鸦片之祸，改变了潘家人的居住格局。本该是潘家人连片居住的潘家巷和后巷中西段，却住了一户外姓人，或者近本家集聚的小巷却插进一户非本家户，或者一家人的院子却住了非亲非故的两家人，皆因抽大烟卖了院子、赔了房子所为。 鸦片导致潘老三家破人亡。潘克广前辈《王正村潘氏家谱概况》有记载：“潘老三曾在陕西韩城县开设商店，大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因地皮问题和人发生争执，他的店员把一人打成重伤致残，花钱很多，当时他把西安义和长银股退出，后又被关进监狱，他在未关进监狱前一直吸食大烟，传说他在监狱烟瘾发作而亡。他有一女名世侃，出嫁到东和村生一子名普云，其妻大约在1926年改嫁到王正村前巷一姓杨。潘老三的院子在潘高升对门，原决定潘老三的房屋归潘存祥，世侃回娘家由潘存祥接待。过去迷信风盛行，传说那个院子风水不好，存祥说：院子我不要，世侃妹回娘家时我负责接待。后来潘世侃常来潘存祥家吃住，那个院子一直闲着无人居住，也无人维修。” 改天换地的社会大革命，导致少数家庭福祸难测，绝不是原谅瘾君子吸大烟的理由，对毒品永远不能掉以轻心。目前，毒品已经升级换代好几次，毒性毒瘾也大幅增加，潘家人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鸦片之痛，远离黄毒堵。 王正村的潘家祠堂位于后巷中段路北，祠堂建于乾隆初期，一进两院中间有腰庭。祖先牌位挂在祠堂后院正房，牌位前有贡桌，摆放贡品、香炉、蜡烛台等。 潘家祠堂以祭祖为主，也是尊贤议事的场所。平时不开门，一般由辈分高威望大的长者掌管钥匙。按照本地风俗，正月初二、清明节，潘家族人在长者的带领下，到祠堂集中举行祭祖活动。 潘家祠堂有碑刻，记述潘家先祖创业事迹和建造祠堂事宜，祠堂西边的小院是储藏室，放置祭祖用品等。清朝末年，为了给潘家男子读书提供校舍，将祠堂西小院设立为男私塾学校，也对村里愿意读书的男孩开放。 1947年荣河县解放，潘家祠堂还保存完整，只把西小院分给了周有成。周克强记得小时候经常在潘家祠堂玩耍，门口蹲两座大石狮子，竖两根高高的铁旗杆，前院东西两个“隔漏”也用铁制作，小孩可以在上面躺卧或从底下荡秋千。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祠堂主要房间拆除，前院空旷，1978年我到太原上学前，还能看到院心和台阶。后院保留的一间西厢房分给潘祥子，其妻卞四爱老人一直住到1998年病逝。他们的儿子黑柱，1943年生，1960年吃食堂饥饿难忍，无饭充饥，吃了几粒杏仁，喝了几口米醋，不治而亡。村里有人说是中毒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 1964年春季村里重修南池，将潘家祠堂门口的铁旗杆铸成铁夯，装上一米五长、碗口粗的木把，三人一组抬夯。强壮男劳力组成一百多人的打夯队伍，喊口号的威风十足，拉着长调喊着自由发挥的《打夯号子》，“抬起夯呀……嗨儿吆，小心脚呀……嗨儿吆！加把劲呀……嗨儿吆，打结实呀……嗨儿吆！都听着呀……嗨儿吆，挪个窝呀……嗨儿吆！”在我们小孩眼里，修南池是村里最大的土建工程，场面壮观，阵容强大。 1967年文革武斗蔓延到农村，大队用潘家祠堂的“铁隔漏”打了几十把“二股叉”，武装村里的基干民兵。各村的基干民兵扛上自制的武器，曾到王显公社游行示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文革武斗风过后，“二股叉”折成九十度改做二齿耙，分发到各生产队，作为碾麦场搂麦积的专用工具。邻村人说王正人有远见，一举两得，他们做的大刀长矛就成了废铁。 拆了潘家祠堂，两尊大石狮子挪到村中心的娘娘庙门口。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印象，石狮子加上底座大约一米五高，三四个人抬不动，属于胖墩造型，十几岁小孩可以骑到石狮子背上。石刻精细，狮子嘴里的石球还能滚动，小时候不懂是怎么放进去的。娘娘庙曾是老舞台、村小学、保健站、村委会所在地，石狮子一直安好。199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住在旁边的畅积善夫妇听见汽车声，第二天发现石狮子不见了，村里人估计有人里应外合把石狮子偷偷卖了。 如今潘家祠堂已无影无踪，潘家前辈在祠堂祭祖的场面也一去不复返。那块地方继续发挥它的价值，几经转手成为潘卫平的民宅。随着时间推移，对潘家祠堂有些许印象的人越来越少，谁还记得潘家祠堂以及潘家油坊、潘家老院为王正村建设做出的贡献？ 在写家谱的鼓舞下，潘冰晚辈大力支持另外找块地方重建潘家祠堂，真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是远祖立家苦、近祖创业荣、吾辈谱新篇、晚辈当自强的好兆头。重建潘家祠堂要从长计议，必须有更多的热心族人参与，绝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我认为以文字形式把潘家祠堂留在家谱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高祖碑文：“公在外疗病概不受谢，惟欲创造文昌、药王、财神庙一所，令人随心布施共得银三百两，尝曰此功若成吾愿毕矣，迄正殿成而公殁，……。”这段文字记载了高祖主张建文昌、药王、财神庙一所，乡亲募捐了300两白银，高祖认为此功告成就完成了他的心愿。当正殿建成后，高祖不幸去世。 高祖的墓碑是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7年所立。按民间风俗，人逝世后三年方可立碑，以此推断高祖1904年仙逝，三圣宫建造时间大约在1903年，选址在潘家巷外西北角的一块低凹地上，大概位于现在的周文刚宅院以西。为了建设三圣宫，潘家还从西安义和长布店红利中提取1000两银子。 三圣宫坐北向南，因庙内有财神、文昌、药王三尊塑像而得名。为什么要为这三位神像建庙呢？认为潘家人财两旺，多亏了这三位神的赐福保佑，有财神使潘家不断致富，有药王使潘家人丁兴旺建康成长，有文昌使潘家世世代代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 三圣宫是一砖到顶的砖木结构，地基比地面高出一米五，有房屋14间。其中，南房为庙门房，北房是正殿，均是三大间安间房，东西厢房各四间，占地约四百平米。正殿入深约八米，在四米处还有一道东西横隔，中间有花格大门，两边底部用砖砌成约一米五高，砖上的木制格子窗直达房顶，内为神龛有三尊塑像，药王在中，财神在左、文昌在右，神龛外是南北长四米东西宽十二米的廊房。西厢房有一门，房内北头有大土炕，南头靠窗摆有桌椅。东厢房北头有一间房，门朝北开，房内放有先祖牌位，墙上还画有潘家先祖在四川成都行医时，骑马坐轿以及当地清政府官吏和市民为他灵柩送行的场面。东厢房南头是一个三大间房，在靠近窗户前摆了桌椅。庙门房中间为通道，两边各有一大间房，东厢房有土炕、炉灶，西厢房储存桌椅板凳、炊事和吃饭用具，靠墙还有一个大木柜子，内放被子等炕上用品。庙内的门窗都是颜色油漆。 如此设计是有用意的，它既是神庙，也是潘家的客房。若潘氏谁家有婚丧大事，远道来的亲友和戏班人员的吃饭住宿均在那里，也是潘家聚会议事的地方，平时大门及庙内各房门都上锁，钥匙由潘老四掌管。 三圣宫的西南处建有一座戏楼，戏楼西边有两间套楼，是戏班人员化装和存放戏箱的地方，1927年演过三天大戏。紧靠三圣宫的西北角，还建有一座高大的碑亭，石碑较详细地记载了潘家先祖在成都开设中药店及行医的业绩。 1929年，后巷小学房屋年久失修，多处漏雨，加之学校只有北房和东房，先生住在东房，夏季太阳西照，特别闷热，影响工作和休息，因此也常患病。潘老四知道后，与学董潘金喜商议，主动提出将后巷小学搬到三圣宫庙内。师生和学生家长以及后巷人都很高兴，这样先生住西房，课桌摆在廊房下较前宽敞多了。 三圣宫好景不长，抗日战乱期间，潘家无心维修破损的房屋， 1942年左右，庙宇、戏楼、碑亭被人趁机拆除。由于三圣宫建在村外低洼处，平时无人打扰，成了蛇的栖息地，蛇窝多、鸟窝多、蜂窝多。 晋南民间认为蛇是神灵的化身，按老辈人的迷信讲究，请神容易送神难。有人用拆除的三圣宫木料砖瓦盖房，招惹蛇在其院落经常出没，以此认为拆除三圣宫，影响了潘家巷的时运。西安义和长、义和庆、义和泰生意衰败，潘氏谁家遇到坎坷，都认为与拆除三圣宫有关。 我们不迷信，只能从劝人行善的角度理解老辈人。多做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善事，莫发不义之财，不要为一己私利损伤他人，绝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部分建设情况选自潘克广前辈《王正村潘氏家谱概况》） 作 者 简 介  潘大丰，1959年生，1982年太原工学院电子测量技术专业毕业。退休前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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