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语很重要：道德话语对于国际谈判的影响  作者：Abigail Post，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马修·李奇威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Abigail S. Post, “Words Matter: The Effect of Moral Language on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1, 2023, pp.125–165. 文章介绍 道德性言论是否会影响国际谈判的进程？各流派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相比起建构主义强调国际谈判拥有一定程度的规范性标准，通过说服而建立的合法性和共同身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 theory）认为，利益最大化才是国际谈判的原则，而谈判过程中的道德言论相比较而言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 引言 为解决道德话语在谈判中的作用的问题，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一种初步的理论框架，即国家精英经常采用“原则性言辞”（principled rhetoric）将本国政治中的“道德化态度”与外交政策连接起来：一方面这种链接促使国内听众反对在外交政策上妥协（妥协意味着违反原则），另一方面，一国的不妥协立场也极大程度上会影响对手国家的谈判策略。此时，谈判中有关争议问题的讨论会被转化为纯粹关于各国原则的辩论。为了应对大众反对带来的国内危机和对手的有限退让，谈判始终停留在说服更广大听众接受政策和反击对手的原则立场上，也进一步限缩了谈判空间，增加了军事升级的可能性。在作者看来，英国和阿根廷在1964年至1982年之间就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进行的谈判深刻地展现了国际谈判是如何在道德话语的干预下破裂的。 关键变量与理论框架 在作者构建理论框架的过程中，“道德化态度”和“原则性言辞”被当作两个关键变量，基于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应用，作者从逻辑上论述了道德化的谈判为何无法推进。 政治上的“道德化态度（moralized attitude）” 本文关于原则性言辞和国际谈判的理论基于对政治问题是否有关道德的二分法讨论。简而言之，如同道德信仰驱动的决策高于经过损益分析做出的决策和道义论（deontological reasoning）高于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政治上“道德化的态度”使物质利益考量服从于原则性的理想。从国际层面上说，一个政治决策是否是“道德问题”几乎是有定论的，例如，自卫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的权利，是为数不多道义上正当的发动战争的方式；不管是否存在战略优势或劣势，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决策往往被视为“禁忌”。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国际规范依然可能随着时间改变。例如主权原则随着人道主义“保护的责任”的兴起而受到削弱。然而，具体到人而言，政治问题是否有关道德无法脱离人自身的看法而存在。例如，许多人会以道德的角度审视类似国际经济中的石油问题或者边境人口流动问题等经济问题，也有许多通常理解下的道德问题（如，堕胎，民主）被从纯经济的角度分析。 基于以上讨论，作者指出，以道德角度看待政治问题的人被称为拥有“道德化态度”。该群体所抱有的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是一种严格区分对与错、道德与背德的绝对信念。在此近乎本能的信念下，道德判断往往先于推理 （reasoning），以此形成一种强烈的道德化态度，构成其身份认同。同时，就外交政策领域而言，民众道德化的态度会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妥协的行为模式。正如更多的物质考量被重定向为道德要求一样，对事件道德价值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是被认为不可分割的。因此，当危及那些有关原则价值的妥协出现时，持有道德化态度的人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自发抵制行为。无独有偶，这种对于政治问题的道德信念也会促使人们更加“热情”地参加政治进程，乃至增加对不认同（或者认为有违道德）事务的不容忍。道德化的态度以这种方式直接塑造人们的政治行为和认知。 “原则性言辞（principled rhetoric）” 在作者看来，对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道德化态度内化于国内听众的思维中，但是是来自政府精英领导的“原则性言辞”真正使人们对外交措施产生具体认知，并将道德态度与具体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国内听众或许对诸如“核战”等宽泛概念有着基本的道德观念，但由于缺乏国际事务的详细信息，公众严重依赖精英人物（政府部门）提供的线索来将这些抽象概念同现实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由反对“核战”的通俗概念联想到反对具体的伊朗核扩散问题）。 除了这种捷思式（heuristic）的思维过程外，作者认为，精英同样会使用原则性言辞来激活听众心理上的道德图式（schemas）来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道德化态度。所谓“图式”，在本文中指的是公众面对未知的情境，会第一时间采用已有的道德观点来看待事物。例如，反对奴隶制是现代社会中存在较久的道德图式之一，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别国发生的政府镇压等同现代奴隶制”这一观念来更高效地调用公众已有的道德标准来推进政治程序。作者进一步解释，将一件外交事务框定（framing）成有违原则和道德的事件，原则性言辞式的对内宣传之所以能够发挥比常规的“损益比较”更强大的说服力，一是因为充满道德和情绪化的内容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二是这些精心重构过的言语在告诉观众政策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将他们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标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基于原则和道德准绳的言辞并不只给政治精英们带来国内听众对政策的支持，道德语言的运用往往也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作者看来，道德和政策选择之间的连结增加了人们政治偏好的强度，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这些偏好而采取行动的意愿。因此，人们更偏向惩罚那些在国际谈判中向对手做出妥协承诺的政治家。原则性言辞的副作用改变了政治精英的谈判战略：使用道德论述的领导人会更难从已有的原则性立场中退缩，因为他们害怕被国内持有道德化态度的大众指责为伪善（hypocrisy），这会进一步增加政治精英同外国协商的难度。 实际运行逻辑：从无法妥协到危机升级 作者将原则性言辞下的争端总结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谈判的开始到双方的不妥协立场，第二阶段是从无法妥协到产生国内危机和争端升级。 当一位政府首脑首先运用原则性的言辞来获得国内听众对其谈判立场的支持时，这个政府以一种强硬且不妥协的姿态进入谈判。此时谈判的首要原则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诱使对方让步。在作者看来，同以往传播学者认为的“谈判的基础是一种共同营造的共享规范（如价值观、相容的道德标准）”不同，国际谈判桌上的原则性言论不仅不会增加说服力，不可分割的强硬立场会迫使第二国同样使用道德语言反驳对手。当两方基于道德的反驳从原则上相互矛盾时，有关权衡利弊的谈判在此转变为国家精英之间的道德辩论。第二国也开始捍卫本国的道德主张，其国内听众也开始进入道德化的阶段。两国国民受道德化的程度取决于各国领导人对原则性言辞的依赖程度。这种双方均持的道德化态度会使谈判进入无法妥协的阶段（此阶段逻辑流程如下图所示）。  作者进一步讨论，争端的无法妥协并不意味着谈判的停止。然而，原则性言辞的框架下的和平谈判蕴含着反弹和恶化的可能性。其中，政策上一定程度的退让不仅会让本国民众无法接受，对手国也会认为这种让步是虚伪、不充分、甚至是侮辱。同时，原则性的言辞对外交政策的束缚是长期的，并会在未来形成激励（incentives）。这种激励在短期能够有效笼络听众的支持，但牺牲了长期政治利益的灵活性。倘若过去的政府将事务定性为有关原则的，纵使未来政府考量的利益发生变动，也很难转变立场，否则将引发国内危机。此外，道德问题的情感属性更容易引发民众“我们vs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不顾代价、鼓动果断暴力的情绪更容易导致军事升级。最后，原则性言辞的情感特质同样会分散对手对于本国释放的其他信号的解读，甚至导致误读（此阶段逻辑过程如下图所示）。  案例研究：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1964-1982） 自19世纪以来，英国和阿根廷在福克兰/马尔斯维那群岛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而国际法一直未对该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有着明确共识。阿根廷始终坚持其以领土完整为基础的主权原则，谴责英国自1833年起长达百年的殖民占领。这一要求在二战后被阿根廷政府重新提出，以顺应非殖民化的结构性转变。相反的是，非殖民化的浪潮也为英国提供了新的言辞辩护：自决原则（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被广泛利用于前殖民地的归属问题。在此之前，福克兰群岛宣布效忠大英帝国。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试图摆脱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依旧处于声张领土完整的状态。历时数年的道德辩论最终导向了危机升级。简而言之，谈判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64-1968：最初的不妥协状态 自1963年开始，阿根廷政府在联合国重新提对群岛的主权要求，同时在地方进行诸如建立纪念日、博物馆以及编纂教科书等活动来宣扬主张。在作者看来，这无疑是长期的道德化进程。与此同时，联合国第2065号决议敦促英阿两国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移交问题。让这些最初谈判陷入僵局的是，英国政府为了与自决原则一致（这被认为是一种原则性言辞），试图一方面达成群岛移交，一方说服群岛移交符合岛民意愿。岛民们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声明想要留在英国。相关的游说团体促使议会和普罗大众压倒性转向支持岛民。大量群众、议员在这个问题上道德化，转而支持群岛的诉求，而英国政府收到了大量有关伪善的指责。同时，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建设促使一小群阿根廷民族主义者劫持了一架阿根廷飞机并飞往群岛（1966年）。这一事态几乎引发了英阿之间的军事对抗和英国的军队增派。 1969-1979：道德义愤和危机 英国领导层意识到了坚持现有原则将面临的阻碍，于是在谈判中逐渐转变为集中讨论更务实的经济问题以转移注意力。例如，1975年威尔逊领导下的工党政府试图就共同勘探石油同阿根廷政府谈判。（其中部分举措也受到了阿方的部分欢迎，以赢得岛民支持）。然而，阿根廷于1976年发生政变，新成立的军政府被认为是残酷无道，侵犯人权的政权。其不断变化的军事部署也开始增加，对岛屿的武装占领计划逐渐变为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顺应近10年的经济导向，批准了对群岛的经济考察和前景预测，试图向国内听众表明群岛不值得留在英国，群岛非常需要阿根廷的经济援助。 这一策略在英国国内和阿根廷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一方面，岛民感觉自己是“被抛弃的英国人”，而对阿军政府的担忧都促使议会和民众反对移交。对于阿根廷来说，英国部署的经济考察计划被误解为是英国对阿根廷主权的武断主张和“侮辱”。这正是由于长期情绪化原则性言辞的运用，阿方将英国对群岛的纯粹“唯物主义”考量认定为对其长期受挫的爱国主义的攻击，而其中的损益比较（经济利益）被道德义愤所掩盖。 1979-1981：不妥协和谈判破裂 这一阶段的谈判僵局体现出了原则性言辞的长期性影响。1979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认为，由于另外的主权移交问题尚未解决（罗得西亚问题，后为津巴布韦），群岛问题无法立马做出原则性决定，这体现出对前殖民地使用原则性言辞（自决原则）后英国政府难以采取别的谈判方案。从1980年4月开始，英阿两国继续进行谈判。然而随着岛民游说团体在坊间和议会不断加大的公开批评，英国政府难以在谈判中就主权问题直接回应阿根廷方面的原则立场。矛盾无法调和，并且毫无回旋余地。对此，阿方长久以来受到挫败的外交诉求在拖延的讨论中走向了诉诸武力。 1982：不妥协，争端升级和爆发战争 英国长久且无法变动的道德立场促使阿根廷得出结论：英国在和平时期永远无法放弃群岛的主权。1982年军政府开始策划军事入侵，战争一触即发。同年4月2日，在英国人对南乔治亚群岛（阿根廷附近）派遣海军后，阿军先发制人，占领了福克兰群岛。在英国向阿根廷宣战前，三组谈判（黑格谈判、贝朗德斡旋、联合国调停）在三周的时间里举行，以避免潜在的军事升级。然而，双方长久的原则性言辞，极大地削弱了谈判成效。英方大量引用“民主”、“法治”、“自由”等道德话语从英国主权完整、免受独裁统治的侵略和岛民的自决原则三个方面表明了完全的不妥协态度。在此情况下，英军于5月21日登陆福克兰群岛。在经过74天的战争之后，阿根廷守军投降。虽然谈判破裂，但对原则的坚守帮助双方保持了公众的支持。英国国内对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飙升，阿根廷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作者认为，这体现出了任何重大的妥协都会困扰长期运用原则性言辞的政府。 结论 许多有关本案例的研究都强调了国内政治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本文的原则性言辞与妥协理论更全面地解释了为何国内政治的变动会导向英国外交政策的不妥协。作为本理论的核心变量，原则性言辞在冲突的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作用：在争论早期，原则性言辞首先引起了国内对原则性政策的关注和支持；其次，随着时间发展和原则性言辞的广泛使用，国内受众开始只支持特定类型的政策，即坚持原则的不妥协政策；最终，当两国危机升级时，原则性言辞决定了国内支持的性质，在这个案例中体现为民众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妥协。 总而言之，道德语言通过吸引国内注意，将政治争端、殖民遗产问题转变为原则、道德标准的争端。原则性言辞能够帮助政治精英赢得短期政治支持，但是精英们的长期政治考量将受到话语裹挟。在长远的影响和争端升级中，爆发冲突后的政府领导人或许可以暂时品尝道德化态度带来的民众支持，但几十年过去了，大西洋两岸的意见仍不妥协。政府精英层面旷日持久的道德辩论同国内层面日益增加的事务道德化一起，进一步缩小了达成谈判的可能，却增加了军事升级的可能。 词汇积累 原则性言辞 principled rhetoric 道德信念 moral conviction 图式 schemas 伪善 hypocrisy 激励 incentive 译者：周子喻，国政学人编译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硕士，主要兴趣方向为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研究与安全化。 校对 | 陈胜业 潘天祥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曹越 本文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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