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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 1941年1月,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阶段之时,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命令其手下之黄光锐、顾祝同等国军将领率军围攻驻扎皖南的新四军驻地,残杀新四军大部分官兵。这一行径无异于是在帮助日本侵略者,蒋介石还捏造谎言,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意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武力。 面对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果断有力的反击。首先,毛主席迅速发布文告驳斥蒋介石的诬陷,揭露真相,并在文告中表示“事变”责任完全在蒋介石一方。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在重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声讨蒋介石的文章,题为《千古奇冤》,表达对烈士的哀悼。周恩来还充分利用在重庆的关系,向各界人士广泛散布真相,争取支持。 随后,毛主席迅速作出部署,立即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仍保留7个师和7个独立旅编制,共9万多人。这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 在外交上,周恩来进行了大量工作,向英美等国通报真相,争取谴责蒋介石制造内战。结果英美等国都向蒋施压,警告中国内战会削弱抗日力量。而苏联更是强烈反对蒋介石武力清党,驻华大使明确告诫蒋,内战将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在三国压力下,蒋介石在国际上陷入被动。 蒋介石意图通过这次“事变”遏制共产党势力,结果招来国内外一片谴责,自己反陷入被动。日本见势连忙表态不会依靠蒋共冲突获利,迫使蒋重新考虑与共产党和解。为显示诚意,蒋介石急于在3月召开“国民参政会”,意图通过伪装民主来平息舆论压力。 但毛主席早已看穿其诡计,指示中共参政员集体抵制,全部拒绝出席会议。尽管蒋介石先后三次急派特使前来斡旋,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中共代表团一个也没有去参加。 会议当天,蒋介石的侍从还在电话中焦急打探共产党代表是否出现,可等到开会一看,中共席位空空如也,蒋的伪装民主的小伎俩落空了。 在中共的态度强硬对峙下,蒋介石被迫让步,不得不在会上正面回应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条件,并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保证不再用武力“剿共”。 经过张冲等人周旋斡旋,蒋还假装“大度”,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议员。在中共的强硬斗争下,蒋最终让步,国共关系得以挽回,这次反共高潮也宣告结束。 事后,毛主席在整个应对过程中展现出的政治远虑和策略谋划,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拥护。毛主席在电报上明确指示,当前仍需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重点是稳住国共关系,团结对外,因敌当前尚未退去。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迫使蒋从强攻转为和解,将险局化解。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这样评价这次事件:“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加团结了,同志们对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有了更大的提高。” 通过这次应对“皖南事变”的斗争,毛主席彻底打消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幻想。蒋被迫签下不再用武力清党的保证,这为国共两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继续合作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的牺牲,也更加坚定了全党同志对日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在危难时刻展现出来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节,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党的力量。 虽然双方默契地没有将这次冲突扩大化,但国共关系的脆弱性也表现无遗。在未来的斗争中,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都会继续秉持正确道路,团结和统一全国力量,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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