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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 鸡娃，一定程度上是属于“普通人”的公平。 我身边就有很多鸡娃特别狠的同学。她们中间不少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 “人和人没有什么区别，别人能做到的，只要资源和努力到位了，自家娃也一定可以做到。” 这种想法默认了，每个人在生物性上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那些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从而公平竞争，取得成就。 
事实真的如此吗？ “社会对你的命运有一定的影响，而不仅仅影响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国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那如果把巴菲特提出的“卵巢彩票”，再向下深挖一层呢？也就是说，假设两个人抽中的“卵巢彩票”是一样的，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那决定他们人生轨迹的关键因素又会是什么？美国德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凯瑟琳·佩奇·哈登（以下简称凯瑟琳），在其所著的《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除去与家庭和社会环境相关的“卵巢彩票”之外，一个人还要经历遗传因素随机匹配机制的“基因彩票”抽奖，这两种偶然性，都与成年人生活结果的不平等相关。
The Genetic Lottery: Why DNA Matters for Social Equality 基因彩票：为什么DNA对社会平等很重要 也就是说，在以往讨论社会不平等时，我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在环境因素上，强调用公平制度选拔人才，提供平等机会。 但凯瑟琳认为，这种统一的、看似基于优秀能力的选拔机制，其实加剧了不公，因为它忽视了人们在遗传基因方面的不平等。 在了解具体理论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凯瑟琳和《基因彩票》。凯瑟琳是非常知名的行为基因学家，也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临床心理学教授。她领导了该校的发育行为遗传学实验室，并参与领导得克萨斯双生子项目，还曾发表 100 多篇关于遗传对复杂人类行为影响的科学论文。2017 年，她因对遗传学和人类个体差异研究的杰出科学贡献，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项。结合多年研究经验，她搜集、整理了几千项相关研究，出版了《基因彩票》一书。书籍一经问世，便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还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书刊。在《基因彩票》一书中，凯瑟琳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观点：近几十年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遗传基因对人生结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能比环境更大。“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遗传差异都是极小的。但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有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耳聋而另一个人有正常听力，以及为什么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而另一个很好时，我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 2018 年权威期刊《自然·遗传学》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单纯根据人们是否拥有某些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nt），创建了一个教育多基因指数（education polygenic index）。研究发现，多基因指数处于“基因”分布前四分之一的人，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是处于后四分之一的人的近 4 倍，这种差异，与家庭收入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几乎是一致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幼年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基因会影响孩子 3 岁时的语言能力、5 岁时的智商、10 岁时的阅读能力、17 岁时考大学的成绩。针对数百万欧美白人的基因数据统计发现，影响教育结果的因素里，遗传基因的影响力占比 40%，与之相比，家庭收入水平只占 11%。不仅如此，遗传基因还会影响非认知能力，其中包括毅力、求知欲、自我概念、上进心等重要能力。
不同类型的非认知能力 此外，近半个世纪的双胞胎研究数据显示，非认知能力的遗传可能性是 60% ，而智商的遗传可能性是 50% 至 80% ，这两者的遗传程度几乎是一致的。可以说，遗传基因也许并不会敲定人生结果，但是会在人生图纸上铺上浓厚的底色。那些我们十分看重的个人底色——包括智力、能力、品格等，本质上都是与生俱来的。我感觉，多子女家庭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感触。 从第二个孩子来到人世的那一刻起，父母就能清楚地感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每一个发展里程碑都与第一个孩子大不相同，每一个孩子都有令人惊讶的独特性。 
七个不平等领域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相关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斯基领导的一项研究，就着重考察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的差异。 他带领团队观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个“数据集”，其中一个包括近 2000 对兄弟姐妹。 他们发现，那些兄弟姐妹中，继承了更多与教育有关的遗传变异、拥有较高的教育多基因指数的人，在退休时会更加富有。 以上所有结果都表明，人们生来就有不同的基因，基因的差异不仅让人们在生理上有差异，在财富上也会有差异。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我们大多数人对基因和遗传的影响力，心里还是有数的。
人们对遗传因素之于人类差异的贡献程度的估计（横轴）与来自双生子研究的遗传率的科学估计（纵轴），非专业人士的估计与科学估计之间的对应关系为r=0.77 肖恩身高 2.29 米（应该是 NBA 有史以来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之一），就继承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遗传变异。
肖恩的增高遗传变异的数量比平均水平高 4.2 个标准差，也就是说，他是人群中最幸运的那 0.001% 这无疑为他成为一名 NBA 巨星、积累几千万美元的财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就像凯瑟琳说的，基因就是把运气“缝”在我们体内的那股力量。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70 万亿种可能里，唯一的一个结果——因为任何一对父母可能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是 70 万亿种。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基因组，都是一代又一代运气事件的最终结果。藏在基因里的运气因素，能决定我们的身高，决定我们的身体是否会在某个年龄段染上疾病，决定我们的综合执行能力，决定我们的教育多基因指数高低并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财富收入，决定我们的毅力、求知欲、自我概念和动机……我们必须接受基因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打破的。 “人定胜天”这句话的前提，是先要承认自然和天的存在，才能再去思考如何通过环境的影响进行改变。 当然，如果凯瑟琳的讨论停留在人只能靠中“基因彩票”才能获得好的生活，就过于肤浅了，这本书也不会收获如此大的关注。凯瑟琳举了一个例子，用食谱与餐厅就餐体验，比喻基因和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基因很像一个蛋白质的食谱：有些基因是编码基因——它们直接给出蛋白质制造的指令；有的基因片段则更像增添美味的小tips，起到辅助作用。
我们都知道，光有好食谱，是不一定能烧出好菜的，原材料、制作环境、烹饪技巧，都是影响菜品成色的关键因素。 不仅如此，餐厅的环境、共同进餐的人、就餐当时的状态和心情等等因素，也会对我们的就餐体验造成影响。
以此类比，我们的生活体验，同样既取决于“基因食谱”这样的先天条件，也受制于类似于就餐环境这样的后天因素的影响。
基因影响固然重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需要重视。
正如经济学家阿瑟·戈德伯格在 1970 年代末所言：“你的遗传导致你的视力不佳，但你的眼镜仍然很好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环境的影响？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篇时讨论那个问题，是不是只要参照其他人，努力将环境中本来存在差异的部分补足，就可以了？
对此，凯瑟琳给出的答案是：绝非如此。
如果单纯地强调努力，忽视基因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掉进两个“大坑”： 坑一：容易形成认知偏差 努力并没有错，我们也无需对付出努力感到羞耻。 但不应该为了合理化自己所拥有的，而把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都归因于努力。之前直播一哥的口红事件，大家应该还没忘记吧？ Michael Sander 在《精英的傲慢》中也提出过相似观点：如果一个“成功者”认为自己的成绩主要是靠个人努力，继而认为其他人不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不够努力，相信努力即可抹平差距，奋斗就能创造未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比如，有的孩子本来就很擅长某项运动，很容易就能在这个运动项目上取得好成绩。这时，我们不应该强调孩子在这项运动上的成功全都得自于努力，如果这样，就很容易在另一个不太成功的项目上，指责孩子不够努力。当我们过分强调努力的重要性时，就会忽视掉，在孩子的人生中，其实有太多根本无法解释的偶然与随机。有的孩子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而有的孩子需要挑灯苦读，即便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还是很难记住看到的内容。有的孩子可以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能保持精力充沛；而有的孩子使用各种方法调整自己，还是会经常感觉到疲惫。有的孩子可以在与人交往时获得快乐，在人群中游刃有余；而有的孩子和别人说一句话，甚至对视一下都需要鼓足勇气。“学习一小时”对普通学生来说就像背一袋 20 斤的大米走一千米那么辛苦，但对优等生来说，也许主观上不过是平地漫步。而且每次解题的成就、老师的夸奖、试卷的高分、排名的领先等正反馈，又都在进一步加强着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这些微小的主客观差异累积起来，可能会造成彼此人生巨大的不同。所以，如果忽视了孩子本来的长处和短处，盲目和所有人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那这种努力很有可能是得不到预期的回报的。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没能达成目标的责任，全部算到孩子身上，还因此责怪他。那么，我们应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不把孩子未来发展的好坏，定义得那么单一。 每个人对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偶然“运气”都不应负有责任，如果我们非要用偶然因素定义孩子的成败，就是不公正的。有些人很幸运，他们的基因变异更有利于他们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收入更高的工作，甚至更强的幸福感。还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的遗传变异更有可能导致身体和精神的疾病。无论是哪一种变异，都不是某人“应得的”——幸运并不是优越，不幸也不应被鄙视。凯瑟琳认为，如果结果不平等是运气造成的，人们更愿意实施再分配；如果结果不平等是“实力”造成的，人们则不愿意这么做。书中，凯瑟琳不止一次批评了现代社会的评价机制，她认为现行的标准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将人的内在价值与特定能力（智商、教育成就）挂钩，并由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但其实，人的内在价值并没有优劣之分，大自然创造的每一种基因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某些基因并不是需要被纠正的缺陷，他们只是和主流人群不同而已，他们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有不同的天赋。在整理研究时，凯瑟琳发现，与非认知技能相关的 SNP（单核苷酸多态性主要是指在基因组水平上由单个核苷酸的变异所引起的DNA序列多态性，它是人类可遗传的变异中最常见的一种） 跟好几种精神疾病的高风险相关。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症、神经性厌食症和强迫症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精神类疾病。换句话说，也许某些遗传变异会让一个人更容易“学习好”，但同时，变异的基因也提高了他患精神分裂症或其他严重精神障碍的风险。这一结果警示我们，与“在目前的正规教育体制中取得更好成果”相关的遗传变异，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好”东西。比如，美国会有一些军队训练自闭症青少年去扫描卫星图像，因为他们对视觉细节以及图案的灵敏度、专注度远超常人。“人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顽固地不愿以一种允许他们参与的方式来安排。”社会不应该用整齐划一的评价机制去看待每一个孩子，而很多人深信不疑的鸡娃，也只是在把每个生来不同的孩子，努力按照流水线模式，打磨成相同的样子。其实，每个孩子更像是一粒种子，我们更应该根据他们不同的基因和天赋，给他们提供适合的土壤和养料，让他们最大化地发展专属于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每一粒种子都有着不同的生长姿态，有的会变成一朵花，有的会长成一棵树……孩子们会遇见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不断壮大，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也许我们付出很多，还是无法见证孩子的繁花似锦，但我们也不用难过。 因为，作为一粒种子，孩子始终携带着我们传承给他的基因密码。 他和我们之间的亲子之爱，一直都在，一直都不会改变。这就够了。 参考资料： 1.《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凯瑟琳·佩奇·哈登著 那如何抵抗内卷的力量，为孩子找到适合他的方向？战略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内外视角之争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关于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即企业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学界存在的很多流派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分歧。比如，以哈佛大学波特教授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学派，认为企业制定战略应该向外看，设计有效对抗（改变）环境中（可能）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5种力量（买方、卖方、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替代产品）的策略方法，才能攫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而资源观理论则认为，企业制定战略应该向内看，企业是各种资源的特定集合体，战略的意义是发现和配置企业的优势资源和能力，从而获得可持续的超额回报。争论依旧，但现在普遍认为，企业制定战略应该内外兼顾，利用优势资源和能力，创造企业特有的对抗环境力量的策略和路径。培养孩子也是相似的逻辑。不能光看环境中其他人做了什么，我们就盲目地跟风、卷起来；当然也不能完全不顾环境的变化，闷在家里闭门造车。孩子和商品一样，也要满足外部“需求”，必须向外看；孩子和企业一样，也是各种素质能力的综合体，必须向内看。所以，我们父母的“规划”作用，就是发现孩子的特质、天赋，帮助他在环境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而型塑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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