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六字箴言”，学会受用一生！

毛主席：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 “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

“全量大于部分”——这是毛主席作文、说话所遵循的原则。

也就是说，作文、说话要具有全量性。我们来看毛主席——《我的老师徐特立》这篇作文，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这句话，是时间尺度的，

1）二十年前，这是过去，

2）现在

3）将来

这在时间上就包含了全量性——涵盖过去、现在和将来。

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这句话，在流动尺度上，

1）离开了的

2）加入了的

这在流动上就包含了全量性——涵盖了离开和加入。

在态度尺度上，

1）消极的

2）积极的

这在态度上就包含了全量性——有消极的、有积极的。这里就有积极的比消极的积极、消极的比积极的消极。

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

这句话，在困难上

1）不怕和降服

2）害怕和被降服

3）不足和多余

不怕和害怕，就包含了全量；降服和被降服，就包含了全量；不足和多余，就包含了全量。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全量性的办法，就是一分为二为正面和反面，对正面和反面都加以阐述，如果正面和反面间有比较性，那么再加上这种比较——大比小大、小比大小。

这种全量大于部分，这正是辩证法的起效原理，比如，

毛主席：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为什么是普遍决定个别呢？因为普遍里包含了个别，因为全量大于部分，于是普遍决定部分。

为什么是战略决定战术呢？因为战略里面包含了战术，因为全量大于部分，于是战略决定了战术。

全量大于部分，这正是辩证法正面胜反面的原理，比如大胜小，因为大里面包含了小——大拆分出来、里面就有小，而小里面并没有包含大。

比如，强胜弱，因为强里面包含了弱——强拆分出来、里面就有弱，而弱里面不包含强。

全量大于部分，这正是辩证法正反面兼具胜出的原理，因为正反面兼具，所以是一种更丰富的全量性。

比如，

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

胜了能对付、败了也能对付，胜和败构成可能性上的全量。可以进、也可以退，进和退构成了移动上的全量。可以攻、也可以守，攻和守构成了动作上的全量。相对那些只能处理部分情况的，就不如能处理全量的，也即全量大于部分。

比如，

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这就具有了全量性，相比单方面的只懂胜利或者只懂失败，当然就是更强了——因为全量大于部分。

全量大于部分，基于这个原则，就构成了毛主席的强弱观。

全量大于部分，这正是辩证法立足于反面、走向正面的原理。比如，先弃后取，既有弃、也有取，这就构成了全量——并且以正面为终点、在结果上也具有全量性，能完成这种全量的军队，最后获得了无敌的雄姿。

反之，先取后弃，这也构成了过程中的全量，但这种全量，以反面为终点，最终只剩下了一面——即在结果上丧失了全量性，当然，这种军队如果能幸存下来，那也仍然是强的。

比如，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从正规军完成了游击化，而又从游击化走向正规化，最终是既能游击化、又能正规化，这样的军队就具有了全量性，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就成了一支无敌的军队。而国民党军队只有单纯的正规化、而不能游击化，所以当城市失去后，他们也就失败了，假若国民党军队也能游击化，那么我军势必不能对他们执行歼灭战。

全量大于部分，不仅是说话、作文及之，毛主席的行动和方案也是及之。这可以说是毛主席的秘诀，这也是辩证法的核心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