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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隐蔽战线前三杰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他们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大家都很熟悉了。 后三杰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除了熊向晖，估计大家就不太熟悉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活动。 周恩来创建了以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 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是在这个时期受党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 前三杰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分别到了上海活动。 李克农考试 1928年，钱壮飞进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工作。很快就凭借多才多艺、精明干练的能力，赢得了负责人徐恩曾的信任。 徐恩曾回忆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 李克农和胡底则分别以报纸编辑、电影演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11月，在胡底工作的电影公司摄影棚里，李克农与钱壮飞第一次会面。 钱壮飞建议李克农去参加无线电管理处招募人员的考试，借此机会打入国民党的机构。 于是，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去参考，结果没有考上。 李克农自己说是因为自己大字写得不好。埋头苦练了一段时间大字后，李克农再度赴考，考中了，随后担任了无线电管理处的广播新闻编辑。 钱壮飞大显身手 徐恩曾以陈果夫、陈立夫亲信的关系获得重用，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一职。 这个调查科是国民党建立最早的特务组织，也就是后来的中统的前身，此时尚处于初创阶段。 徐恩曾接手调查科后，很想在这个位置上一展身手，遂把深受他信任的钱壮飞调任为机要秘书，要钱壮飞帮助他建立和扩大特务组织。 钱壮飞把这一消息通过李克农报告了党。 于是，中央特科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特，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直属中央特科，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联系。 在钱壮飞的协助下，徐恩曾以南京中山东路237号的正元实业社为秘密据点，开始扩大调查科的特务活动。 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代他先行阅看来往文电，提出拟办意见后再由徐恩曾签批。通过这个渠道，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量机密，所获情报都经由交通员送上海李克农转报中央特科。 比如，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的绝密战略情报就是这样得到的。 徐恩曾还组建了以设立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为核心的国内情报网，并在一些重要地区开办了通讯社，作为特务活动的掩护机构。 钱壮飞借机把胡底介绍到徐恩曾的特务系统中来，并派胡底出任了设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社长。 胡底到天津后，利用国民党的名义、拿着国民党的经费四处活动，搜集到的情报也都寄给钱壮飞转交党组织。 而李克农除了在上海搜集情报外，还担负了护送我党干部的工作，后来他回忆： 我党干部到南京总是我送。我送干部是坐头等车，我们有Pass，上去以后很神气，叫人家让开让开。到了南京，就在中央饭店楼上一住。 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24日，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企图当面向在南京的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以作为其卖身投靠的资本，所以在交待了部分武汉地区地下组织的情况后，就要求尽快前往南京。 武汉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通过水路押送至南京，并向徐恩曾连续发了几份报告有关情况的电报。 顾顺章的叛变，是党成立以来中央机关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南京方面收到武汉发来的电报恰好是在星期六，徐恩曾照例都在上海，所以这些电报都落到了钱壮飞手上，钱壮飞判断敌人连续数封急电，显然是有重要情况，即用此前掌握的徐恩曾专用密码译出电报，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随即立刻安排交通员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报告。 在上海的李克农接到告警消息后，虽然知道不是与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但仍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寻找陈赓，并通过陈赓把消息报告给了周恩来。 随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一天之内，中共中央和有关机关人员大转移，使党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破坏。 前三杰结局 顾顺章叛变后，前三杰从敌特机关撤退出来，由组织安排转移到中央苏区，继续在党的情报保卫部门工作。 钱壮飞，长征途中在贵州牺牲。 胡底，被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杀害。 李克农，则逐步成长为隐蔽战线的领导者，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功勋。 1962年，李克农病逝，党中央拟写的悼词中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中，英勇顽强，坚定机智，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悼词还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后三杰 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后三杰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活跃在胡宗南身边的隐蔽战线新传奇。 闲棋冷子熊向晖 1937年12月，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在长沙吸收平津流亡大学生，组建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原来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熊向晖受组织派遣参加该团。 此时还不是党员的陈忠经也参加了这个服务团。 服务团经过武昌时，胡宗南亲自到团里点名，通过点名时简单的问答，熊向晖给胡宗南留下了良好印象，又通过随后的详谈，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 在熊向晖向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布置了到胡宗南部的任务，就是深入虎穴做有可能发挥作用的闲棋冷子。 1938年春，服务团到达陕西后，改组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健也受党派遣参加了这个重组后的服务团。 1938年5月，熊向晖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七分校读书，毕业后担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申健、陈忠经则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 陈忠经密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提出入党申请获得了批准。 有趣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三人间并没有横向的组织关系，相互也从未透露党员身份，但共同的信念使他们保持着一份默契，这种默契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成为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最直接威胁。 1940年冬，胡宗南就曾向蒋介石提出“直捣肤施（延安）”的建议，但迫于兵力不足而没敢轻举妄动。 王石坚 1941年夏天，中央社会部派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搜集情报。 王石坚藏身西安桃胡巷15号，为了保密而昼伏夜出，结果引起敌特机关的怀疑，派出警察包围了他的住所，伺机抓捕。 这一消息为申健获得，他立即去找陈忠经商议，陈忠经说没有办法，只有闯进去通知他。 陈忠经说完就要去，还未成家的申健拦住了他，说还是我去吧，生死是一个人。 申健从警察的包围中，硬闯进桃胡巷15号，见到王石坚后只说了一句话：无论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就说都是我让你干的。 然后，申健和陈忠经利用自己的掩护身份，分别找到西安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的头目，把王石坚说成是他们的手下，从而帮助王石坚脱离了险境。 此次历险，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让王石坚由地下走到地上，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先是介绍王石坚成为西安劳动营的中校教官，又帮助王石坚开设研究书店、接办《新秦日报》，使王石坚在取得合法身份的同时，也扩大了情报工作面，“后三杰”更是可以公开与王石坚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为情报传送提供了可靠保证。 胡宗南闪击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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